自从登陆日以来，他就开始实行一项计划，确保法国的政治控制权不落在他们之手。法国国土每解放一地，所有的民政权力就都交给戴高乐所任命和只对他的政府负责的高级专员手中。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中最严格的莫过于那道关于如何与当地抵抗运动委员会打交道的命令，因为戴高乐觉得这些委员会都是受到共产党控制的，不能允许它们对各解放区有任何直接的权力，绝不允许它们变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公共安全委员会”。在盟军大举攻入布列塔尼期间，戴高乐接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报告。在一切方面，共产党似乎都比他料想的更强大，组织得更严密，夺取政权的野心更锋芒毕露。
决定性的考验将在巴黎发生。他在六月十四日即下令停止对巴黎地区的一切武器空投：他估计共产党在市内已有两万五千名武装人员。
戴高乐确信，共产党准备在巴黎发动一场流血起义，抢在他前面夺取统治法国的权力杠杆。然后他们就能在整个法国的管理机构中扎下根来，在他和他的政府开进巴黎的时候，把共产党控制的“公社”[14]当作既成事实放在他的面前。他们这样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后，就能把他和他的部长们撇在一旁，虽有名义，却无实权，而他们自己却可以趁此完成巩固他们对法国的控制的工作。在戴高乐派去巴黎做政治代表的一个名叫亚力山大·巴罗迪的气质文静的文官看来，似乎很清楚，戴高乐完全估计到在首都会发生“共产党对他的权力的武装挑战”。[15]
戴高乐的回答很简单。他要在共产党能够控制巴黎之前先把巴黎控制到手。因为他担心，如果让他们抢在政府之前在巴黎站稳脚跟，那么只有进行一场法国既不需要又无法负担的流血摊牌才能把他们赶走。因此戴高乐决心要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抢在头里到巴黎。
大约与艾森豪威尔在格朗维尔的总部里做出推迟解放巴黎的决定的同时，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法国国内部队司令柯尼希将军。他告诉柯尼希，不论盟国是否喜欢，巴黎必须尽早解放。一旦巴黎解放，他就打算亲自进城，建立他个人的权威和他的政府的权威。
他已经做好了初步准备。对戴高乐，就像对艾森豪威尔一样，巴黎城内如果发生起义将会是一场灾难。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也发出了坚定的命令防止这样的事发生。
五
在巴黎郊区奥特伊一幢五层楼公寓的顶楼上，接到戴高乐这个命令的人，呆呆地站在窗口，凝视着窗外八月的黑夜。在灯火管制下，他只能依稀看出在他前面连绵不断延伸到远处天边的高低不齐的黑影，那就是巴黎的屋顶。这个人名叫雅克·沙邦-戴尔马，年仅二十九岁，已是一位将军了。那天他还接到一个信息，那是在街角修理自行车车胎的人悄声告诉他的，也就是“阿米可翡翠”几个小时前在我主受难修道院译出来的那个信息。
通过阿兰·佩帕扎左脚鞋跟带来的情报，对巴黎的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没有像对这个沉思的年轻人更加具有灾难性。
沙邦知道，在戴高乐将军的眼里，他所交给他的任务中，没有比派他在巴黎的任务更加重要了。在他从伦敦戴高乐军事总部收到的秘密指示中，也没有比他收到的关于巴黎的指示更加清楚和明确的了。
他要对巴黎市内武装的抵抗运动保持绝对的控制。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让首都发生未经将军直接授权的起义。
这个命令是不可能办到的命令。
沙邦并不控制巴黎的抵抗运动。控制这个运动的是共产党。
全法国地下军的实际首领是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马拉雷-茹万维尔的共产党将军。巴黎地区地下军的头子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布列塔尼共产党人。他的高级副手又是一个共产党人，名叫皮埃尔·法比安，他曾于一九四二年在巴尔贝斯地铁车站开枪打死了一个德国兵，那是在巴黎被杀的第一个德国兵。党控制着工会和秘密印刷所。巴黎抵抗运动三个政治委员会有两个控制在他们手里，剩下的一个被他们弄成一个不起实际作用的辩论团体。[16]就在最近，有一帮共产党人还大胆劫持了一架满载法国国内部队伦敦总部运送给沙邦-戴尔马的经费的飞机。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加强自己的地位，把他们的人安插在市内每个地方的关键岗位。甚至抵抗运动的一位老医生也诉怨，共产党派了一个副手监视他。沙邦-戴尔马每天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控制的民兵组织自由枪手游击队势力膨胀。
但是在抵抗运动中没有一个别的派别比共产党人战斗得更艰苦努力，付出的代价更高昂巨大。他们参加抵抗运动虽迟——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苏联他们才投入反德国人的战斗——但是他们为抵抗运动带来了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常常是最为勇敢的战斗队伍。在战争期间，党员人数大增。它的威信从来没有这么高过。它成了法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组织。它的自由枪手游击队成了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武装组织。[17]它的领导由于长期受过如何进行秘密活动的训练，在战争期间完整无损。他们有一批党的信使进出于瑞士，再加上在法国西南部有两个秘密无线电台，使他们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
如今时机已经来到，这个蠢蠢欲动的政治巨人要求得到它三年艰苦努力的回报了。它将在巴黎提出这个要求。
而这个城市却正是沙邦-戴尔马负责的地盘。他凝视着窗外被黑暗笼罩下的这个城市，心里很明白这个回报是什么。共产党的领袖决心要在巴黎街头强行发动那场他奉命要防止的暴动。
他相信：“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遭到毁灭。”沙邦意识到：“巴黎是共产党决不会白白放过的一个机会。”
他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放过这一机会，但是一无进展。沙邦的共产党对手是个生活俭朴的建筑师，名叫罗杰·维戎，他认为戴高乐派所以要防止起义，是因为这样“戴高乐就可以率领一支征服大军开进巴黎，看到整个城市感激涕零地匍匐在他脚下”。而沙邦却认为，共产党要发动起义是为了“在巴黎攫夺政权，然后把戴高乐当作他们邀请的客人而不是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来欢迎”。
像巴黎的其他人一样，沙邦在那天晚上也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华沙起义的消息。而几个星期以来，要使巴黎免遭这个厄运，他心里只抱一个希望。那就是，盟军解决了诺曼底以后就会直捣巴黎，抢在共产党组织暴动之前占领巴黎。但是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跟带来的信息打破了这个希望。在熄了灯火的寂寞的公寓中，这位年轻的将军现在觉得，盟军的计划正好直接把球拱手送给他的共产党对手。
沙邦相信，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等待着巴黎。
或者是报复心切的德国国防军粉碎了起义，并且随之粉碎了巴黎。或者是起义胜利的共产党领袖在首都的权力堡垒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准备把他们的权威扩大到整个法国。
那天晚上，在沙邦看来，他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他的难题：必须说服盟军改变计划，同时把巴黎的情况报告给戴高乐。看来他必须做一次像阿兰·佩帕扎那样的旅行，只是方向相反。他要设法到伦敦去。他绝望之下，鼓起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气，决心要向艾森豪威尔恳切陈词，力求他改变计划，把装甲部队直开巴黎。
但是那个躲在东普鲁士腊斯顿堡钢筋混凝土地堡中指挥第三帝国各路大军的德国人，却有他自己的扭曲的推理方式，根据这种推理，巴黎也许还有更多的意义。
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在这四年之中，像阿道夫·希特勒下士那样的六百万德国人在“打到巴黎去！”的口号蛊惑下困守在西线的战壕之中。其中战死的有两百万。
到一九四○年，他们在四年之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希特勒在四个星期之中令人惊呆地实现了。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早晨七点，在希特勒的军队开进巴黎后两个星期，希特勒如愿来到巴黎。那天早上很少的巴黎人看到他的黑色梅赛德斯汽车开到特罗卡德罗广场[18]的平台上停了下来。巴黎的征服者心满意足地久久地欣赏着在他眼前展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色的塞纳河、埃菲尔铁塔、马尔斯广场上的花园、荣军院拿破仑墓的金色圆顶，在左边的天际那边，是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圣母院尖顶。
现在，巴黎成了五年战争中留在希特勒手中的最后战利品了。在过去五天中，在腊斯顿堡地堡里的地图上，希特勒眼看着盟军在阿夫朗舍附近打开了诺曼底防线上一个缺口，然后长驱直入。希特勒知道，法兰西战役在所难免。如果他打败，留下的只有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便是德意志战役。
像戴高乐一样，希特勒知道，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曾两次进攻巴黎。不久，历史的捉弄将使他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次，希特勒将成为巴黎的守卫者。盟军总部的计划人员知道，希特勒有一切理由拼命守住巴黎和塞纳河为他提供的“天然屏障”。丢了它，他也就要丢掉他的火箭发射场，眼看盟国大军兵临帝国大门。
希特勒不久就会决定他怎么保卫巴黎，就像他决定怎么保卫斯大林格勒、卡西诺山和圣洛[19]一样。在几天之内，在东普鲁士这个地堡里，他将命令巴黎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用拳头猛击橡木会议桌，对他的心存疑虑的总参谋部人员尖声嘶叫：
“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
六
饱经战斗而疲惫不堪的德国国防军士兵站满了与铁轨平行的混凝土站台，他们年轻的脸像一个个神情冷漠、听天由命的面具。他们马上就要爬上停在他们前面的“前线休假列车”，在火车头喷出的一阵蒸汽中，缓缓开出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东部前线去。
一个身材矮壮的国防军少将慢慢地从站台上的人缝中走过来，他以同情的眼光瞄了一眼士兵们没有表情的脸。他也常常站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车站上，在一片沉默无声中，等待这同一列车把他带回到前线的战火中去。但是今天晚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要搭的是另外一列火车。他的勤务兵提着衣箱跟在他的后面，肖尔铁茨走过站台上最后一排士兵，向那列火车走去。在这列蓝色卧车车厢的上面，肖尔铁茨还可以依稀看出褪了色的黄色法文字母，令人想起欧洲和平时期的火车旅行。但是在今天晚上，国际卧车即欧洲快车公司的这些车厢属于“总参谋部元首专车二列”，它将要把肖尔铁茨和一批显要的客人送到东普鲁士腊斯顿堡希特勒的大本营去。
肖尔铁茨登上了为他预定的车厢，开始解开军服的纽扣。他看着勤务兵小心地把他战前买的吉列剃须刀、肥皂和一瓶安眠药放在擦得锃亮的洗脸盆红木盆架上。他知道，等会儿他得要感谢这些安眠药为他带来睡眠。明天早上，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受到那个统治第三帝国的人的亲自接见。
一九四四年那个夏天，很少有陆军元帅被召去见希特勒。他肯不吝时间接见的将军就更少了。肖尔铁茨被召去有一个特殊原因。躺到卧车车厢棕色丝绒卧铺上的这个矮壮的普鲁士将军，是阿道夫·希特勒选来负责指挥法国首都的防务的。
三天前，在这列元首专车载着他去的那个大本营中，有个人从保险室的档案铁柜中选出了三个将领的档案，其中一个就是肖尔铁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人事局长威廉·伯格多夫将军马上被肖尔铁茨的档案所吸引了。尤其是，它表明肖尔铁茨是一个对第三帝国始终忠诚不渝的人。伯格多夫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去巴黎。失败和不忠的情绪已经在将领阶层蔓延开来，中毒之深莫过于巴黎。驻法资深将领卡尔·海因里希·冯·斯图尔普纳格尔将军是七月二十日图谋杀害希特勒的头目。失败以后，他自杀未遂，眼睛已瞎，那天晚上仍半死半活地躺在柏林普洛成湖监狱的床板上。过不了很久，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他就要被绞死。喜欢附庸风雅的大巴黎司令汉斯·冯·波因伯格-朗斯费尔德将军，在伯格多夫看来，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伯格多夫知道，在巴黎今后困难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需要一个其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恢复该市纪律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伯格多夫知道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
在他看来，肖尔铁茨似乎就是这个人。伯格多夫把他的档案拿去，亲自放在元首的面前。他推荐说，肖尔铁茨就是他们该派去巴黎的人选；他是“一个从来不问命令是多么严酷而总是坚决执行的军官”。
元首表示了首肯。但是，他继而一想，又加上了一个特殊要求。他觉得巴黎的任命极其重要，因此叫伯格多夫把肖尔铁茨从他在诺曼底的兵团司令部召到最高统帅部来，亲自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