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在与一位镶面板的销售员交谈。他察觉到噪声的某种变化，是变强而非减弱。他未曾警觉，倒是有点气恼。因为事故发生在锯木车间，那些商店、窑房、院子里的人不会马上知道消息，那几分钟里人们会接着干活。事实上，在办公桌前弯腰看着样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他问了销售员一个问题，可他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销售员大张着嘴，一脸惊恐。销售员的自信消失无踪。
接着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惯常的“杜德先生！”和看着他长大的老工人们喊出的“阿瑟，阿瑟！”。他还听到“锯子”、“头”，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愿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但愿那些喧哗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释放地退去，好让他定下神来。人们胡乱地嚷叫、打听、奔跑，他夹在人群中心，被推搡着进了锯木车间。一个男人晕了过去，若是没有提前关掉电锯，他昏倒的地方也会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误认为那是遇难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他朝前走。锯末是猩红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鲜亮。那堆木料上溅满了鲜血，锯刀上也是。一团工作服吸饱了鲜血，横在锯末中，阿瑟明白过来那是尸体，连着四肢的躯干。鲜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软了，变得像一摊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儿盖起来。他脱下外套就那样做了。他必须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响。别人都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都没穿外套。
“叫医生了吗？”有人嚷道。“去叫个医生来！”一个挨着阿瑟的男人说。“头缝不上去了吧—医生。缝得上吗？”
阿瑟还是差人请来医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人死亡。之后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展开。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件连着一件，让他们有事可做。铲走锯末，清理锯刀。把当时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个晕倒的人去食堂。他没事吧？吩咐女勤杂员备茶。
他需要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约在先，办公区里禁酒。
还缺了什么。它在哪儿？那边，他们说，在那边。阿瑟听到不远处的呕吐声。不是自己捡就是让别人捡。呕吐声护佑了他，稳住了他，让他近乎轻松地做出决定。他捡了起来。小心稳当地捧走，仿佛手里是一只丑陋但又贵重的罐子。把脸那侧朝里，似要让他舒服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湿了衬衣，布料贴在他的皮肤上。它是温热的。他感觉自己是个伤员。他意识到人们在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员，或是牧师。该拿它怎么办？它正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答案也浮现出来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该在的地方，当然不是严丝合缝，不是用线缝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后挪一下外套，重新盖好。
他现在没法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别的时候打听。刚亲手打理完这一切，如此无知是一种罪过。
但他发觉自己其实知道—他想起来了。他把夹克的一角拉到那只耳朵边，耳朵在那儿依旧朝上，看起来气色还好，还能用的样子—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是上门打理花园的那位，这位园丁并非总靠得住。他是那个退伍后重回工厂的年轻人。结婚了？他觉得是。他得过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干净衣服。
图书管理员时常穿一件暗红色的衬衫。为了搭配，她涂了些口红，头发剪短了。她不再年轻，但也有动人之处。他还记得几年前他们雇她的时候，曾觉得她总让自己显得很严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剪短—而是盘在头上，有些老气。我还记得是和过去一样的颜色—让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树叶—橡树叶，还是秋天的。他试着回忆起她薪酬多少。不多，当然。她靠这些钱把自己打理得不错。那她住在哪里呢？某栋宿舍楼—和学校老师在一起？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
眼下又想到了些别的。不是某件特别的事。你拿不出什么来证明她的名誉有问题。但那名誉也非纤尘不染。听说她会和那些旅行推销员喝酒。或许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个或两个。
好吧，她已够年龄随心所欲了。这和做教师还不一样，成为榜样也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别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玛丽·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这儿不是更好吗？镇子外的人或许偶尔造访，他们是根据眼前看到的给镇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礼的女子。
停。谁说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撵她走，自己正为她争辩，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提到机器的那个问题。她想说什么？是狡黠的问责吗？
他和她聊起那些画儿和灯光，甚至谈到如何把工人派到这里，出工钱让他们帮图书馆做书架。但他从未说起那个瞒着她把书顺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里？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带回来。他一定是把书又带回来了，要不然他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书，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窃，临时占用罢了。无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点奇怪的小动作而不被发觉，自信不会大意到被机器挂住袖子锯掉脑袋。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能，可能有联系。都是态度问题。
“那个老兄—你知道就是那个—那次事故—”他对管理员说道，“他那样把喜欢的书带出去，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人就是这样，”管理员说道，“他们撕书页。因为有喜欢的内容和不喜欢的内容。他们就那么干了。我弄不明白。”
“他撕过书页吗？你没给他点教训？就没让他害怕见你？”他是想稍稍挑逗她一下，意思是她对谁都凶不起来，但她没往那里想。
“我都没和他说过话，怎么让他害怕？”她说道，“我从没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
她走开了，谈话到此为止。所以她不喜欢被挑逗。她是那种人吗？在细察之下，会显出满身的伤痕？旧日的不幸纠缠着她，是什么秘密吗？可能她的心上人在战争中阵亡了。
之后的一个晚上，夏日里的周六之夜，她自己说起了那件他无意再提的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聊过一次那个出事的男人吗？”
阿瑟说还记得。
“想问你几件事，你别见怪。”
他点了点头。
“我问的事情—我希望你—保密。”
“是的，当然。”他说。
“他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阿瑟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她会弄得如此神秘和小题大做—有人瞒着她把书带走，想知道那个人的长相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他帮不上忙，摇了摇头。他的脑海里浮现不出杰克·阿格纽的模样。
“高个子，”他说，“我觉得他算高的。别的我就说不上了。你确实是问错人了。我认人很轻松，但描述长相就不行了，哪怕是天天见面的。”
“但你是那个—我听说你是那个—”她说，“把他捧起来的人。他的头。”
阿瑟有些生硬地说：“我是觉得不能让它总留在那里。”他对这个女人有些失望，为她感到尴尬和羞愧。但他尽量就事论事，言语中不带责备。
“我恐怕都无法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它已完全—认不出颜色了，在那个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是更长时间，他没有看她。接着她说：“我看上去一定和那些人一样—最爱听那种事情。”
阿瑟出声否认，不过确实如此，当然，在他看来她就是那样。
“我真不该问你的，”她说，“我不该提起这件事。我永远不要告诉你为什么会问。我只是想恳求你行行好，永远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人。”
阿瑟听到“永远不要”。她永远不要解释。他永远不要去想。失望之余，他捕捉到了这一暗示—他们的谈话会继续，而且可能不会像这么随意。从她的嗓音中，他听出一种谦恭，而这谦恭又建立在某种自信之上。那无疑含有性的意味。
或者说，他这么想仅仅因为这是在晚上？每月的这个周六夜晚，他通常会去沃利。今晚就要去那里，他只是路过这儿且无意久留。今晚他要去见一位名叫简·麦克法兰的女子。简·麦克法兰和丈夫分居，但她并未考虑离婚。她没有孩子。她靠做女装裁缝养活自己。阿瑟认识她是在她上门为妻子做衣服的时候。那时并没什么，两人都没多想。简·麦克法兰在某些方面和管理员有点像—标致，虽然不再年轻，有胆量也时髦，工作出色。别的方面则不太像。他无法想象简会给男人带去一个谜，且永远无解。简是给男人带去安宁的女人。两人的悄悄话—家常、节制、善意—很像过去他和妻子的谈话。
管理员朝门边的开关走去，关了大灯。她锁了门。她隐身书架之间，也关了那里的灯，动作从容。镇上的钟敲响九点。她一定是认那只钟的。他自己的手表也显示只差三分钟了。
是起身的时间了，是离开的时间了，是去沃利的时间了。
把灯弄妥当后，她走到他的桌边坐下。
他说道：“我绝不用让你不快的眼光看待你。”
关灯后屋子不该变得这么暗。时值盛夏。看样子飘来了厚厚的积雨云。方才阿瑟注意到街景时，日光还很充足：农民来买东西，男孩子们在饮水台前喷水嬉闹，女孩子们身着柔软、廉价、印着鲜花纹样的夏装走来走去，吸引着男人聚集处的目光—从邮局前的台阶上，从饲料店的门口。现在他又望向窗外，风声呼啸裹挟着雨滴，引得街上一阵骚动。女孩子尖叫大笑，把包举过头跑向避雨处。店员摇开雨篷，拖进整筐的水果、成架的夏天穿的鞋子、园艺工具。这些刚才都摆在人行道上展示。镇公所的门砰的响了一下，农妇冲了进来，把大包小包和孩子们都塞进女盥洗室。有人想要敲开图书馆的门。管理员朝那儿看了一眼，并未起身。很快，雨幕扫掠过街道，大风吹袭镇公所的屋顶，在树梢上肆虐。强风经过时，喧哗和危险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就只剩下雨声，雨幕飞流直下，人们仿佛置身瀑布之中。
如果沃利也这么下的话，他想，简一定不会指望他来了。这是长时间以来他最后一次想起她。
“费尔利太太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这么说道，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管理员用颤抖不已、害羞而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你做了—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连绵的雨声让他得以免于回答。他发现，转身看她变得容易起来了。窗户被雨水冲刷后，她的侧影绰约朦胧，表情平静而无所顾虑。或许只是他这么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对方眼中价值几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点，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种。
要描述她给他的感觉，难度不亚于描述一种气味。像电线短路后的气味。像烧焦的麦粒。不，像一只苦味的橘子。我放弃了。
他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这般情境，全因冲动而来，但又似乎并非全无准备。未及思量他便说道：“但愿—”
他说得太轻，她没听到。
他大点声说道：“但愿我们能结婚。”
她看着他。她大笑起来，但不至失态。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突然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问。
“我想—再不会和他见面了。”
阿瑟说：“你想错了。”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8]
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运，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人们说那是为了“援战运动”。50年代中期，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她不该再开车了。
大夫，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脉搏容易波动。这么看来，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但她没多说什么，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
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闲着，就读了下去。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据报纸介绍，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路易莎就闻所未闻。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他们终老于此，落葬于此，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工会理事会、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
称“殉道者”有些夸张了，路易莎想到。说到底，他们未被处决。
仪式预定三点举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杰克）·阿格纽先生，他是工会发言人，来自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