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些奇怪的夜晚遇到他们
太熟悉了，不需要问候
也许倾谈了很久，直到露珠满天
也许视若不见，宛若路人
在分手时礼貌地一笑
他们的面孔似乎令人不安
熟悉到不愿重温，陌生到难以回避
高贵中藏着未来的丑闻
——嘉忆，2007。
天宝三年（744年），杜甫三十三岁。那年夏天，他在洛阳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李白。秋天，杜甫、李白，加上高适，结伴同游梁宋。一年后，杜甫漫游东鲁，再度与李白相逢，度过了一段极其亲密的日子。白日把酒论文，夜晚抵足而眠。这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放浪形骸的快乐时光，值得他晚年一再追忆。漂泊西南的十年，高适和他时相过从，生活上大概也给他一些照顾，尽管贴心的程度不如严武。而李白此后天涯奔窜，居无定所，流言纷纷，生死无闻。杜甫后来所有关于李白的诗，都流露着生死永隔的哀痛。“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写得鬼气森森，寒凉入骨。至情至性之人，每于伤悼之中不能自拔，然而悲人悲世而不自悲。仁者胸怀，深广远大，超逸乎文字之外。人以为自伤身世者，若只是自伤身世，不过一弱男子弱女子，嘤嘤于书房或闺中，终不能使闻者颜色沮丧，天地为之低昂。一己之得失，尤其是牵系在欲望上的，纵然美轮美奂，毕竟太小。杜甫写了那么多哀悼的诗篇，哀悼的不仅是李白，也包括那些遥远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他是在哀悼一个时代，或者也不是时代，是机运，是人的事业在历史上微微弹起的一点波痕。
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与古人遇合的梦。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中借助这种遇合一诉其怀旧情怀，同时也宣告了个人的衰老。怀旧总是高尚的，因为无利可图。但《午夜巴黎》中功不成名不就的小作家，既希望前辈名流的指点和引介，又期待理想的爱情——完全非物质主义的巴黎女郎，这就相当实际。可见在如今，怀旧也不一定可靠。由于困难，难得纯粹。当然，曾经要多世俗有多世俗却又聪明得一塌糊涂的伍迪·艾伦先生，牛排肯定是啃不动了，坚果也不再齿颊留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以及更早的，早到印象派霞光初露，早到拿破仑三世时的浮华和优雅，对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且意义绝不超出符号自身。在这种意义上，伍迪·艾伦和毛姆笔下《刀锋》中的美国人艾略特·谈波登也没什么两样。老好人谈波登信奉的格言是：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他说，巴黎是世界上唯一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城市。
巴黎有文学。巴黎有艺术。巴黎有时尚。巴黎有最好的咖啡和葡萄酒。
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小店，这一切，归为一个词：巴黎是风流的。
但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像对开的曾经风华绝代的书页，已被时光之手不经意地合上了。
关于酒吧、咖啡馆、旅馆大厅、贵妇人的沙龙和舞会的油画数不胜数。画面上的人彼此陌生。他们衣冠楚楚，端着酒杯，或指间夹着雪茄，交谈着，观看着，端坐着，身体相亲或距离遥远，目光在画布之外交集。他们同时又是朋友、情人、私密的仇敌、暗恋或暗自怀恨的人。
但没有否认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他们也未必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
他们之中必有回到过去的人，与古为徒，在浓密的烟雾和暗淡的灯光下，和他们热爱的古人交谈。他们不谈具体的事，不谈个人，没有介绍和寒暄，话一开始就深入主旨，好像在继续上一次没有谈够的话题。又因为他们相知已深，那些话语是零散的，不需要过渡和连接。有时他们只是随便提到一个名字，一首诗中的一句，其中一个人的眼光向远处一扫，立即收回来，另一个像是点了点头，又像是为了凑近拿起的杯子。总之，他们走动，在不同的群体间交错，随时离去，随时出现。不见得都是午夜，但记忆里也从没晨光熹微。时间是水，从一个杯子到另一个杯子，化为汽，凝结为冰块，凉得指尖颤抖，捂得心头温暖。
我总是这样无来由的。
和高李同游梁宋那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比他大十一岁，高适更年长，已经四十五岁了。对于李白，年龄不算件事。他一向率性而为。高适稳重，年纪又最大，虽有满腹牢骚，却出语温和。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他肯定没有想到几年后会飞黄腾达，一直做到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唐代大诗人中官职最高的一位。
常常把高李杜的壮游想象成刚来美国时留学生喜欢的野餐：开车到近郊，找一处山清水秀草绿花繁之地，铺布单于树下，喝啤酒，烧烤，高谈阔论。唐朝没有汽车，他们三位也不骑马。春光融融，信步走过宽阔的草地，走上山坡。李白不用说，昂首阔步冲在前头，高适稍落后一两步，在李白的右侧。他们谈兵，谈管晏和诸葛亮，谈朝廷的领兵大将，胡人彪悍，一枝独秀。李白不时要把鲁仲连拉出来展览一下，由鲁仲连扯到张良，而张良神话的重心不在运筹帷幄，而在授兵书的桥上老人。其次，还有张良的形象，“状貌如妇人好女”。桥上老人自然是仙道一流，而皇上也曾游过月宫的。
高适对鲁仲连没有兴趣，桥上老人他也不信。至于皇上有没有游过月宫，那不重要。《霓裳羽衣曲》偶尔听一次，大概还不错吧。
杜甫一个人落在后边。他背着所有的物件：酒和食物，铺地的席子。酒酣高歌劲舞，当然要带两把剑、一张琴。傍晚可能起风，那么，每人还得加一件袍子。当高李停下脚步，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慢慢赶上了，听清楚他们的话，大多是李白的话。李白喜欢高声，旁若无人地喊叫，手舞足蹈。这时候，高适总是笑笑，然而不置可否。在李白以为已经说服了对方时，他其实寸步未退。
杜甫的理想是做一个谏官，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孔子一样大节分明、温文厚道的长者。他觉得诗是他唯一玩得尽兴的游戏。他奇怪的是李白有旷世无二的才华，超过了鲍照、何逊、阴铿，也不亚于他最佩服的庾信，却并不把诗当回事儿。也许是得之太易吧。
他们当然也谈诗。杜甫心里想：李白总是说建安风骨，骨子里他也相当接近曹氏父子，可他自己偏偏口不离小谢，这也不能说不对，李白是可以像小谢一样秀丽飘逸的。他甚至有点郭璞，不过郭璞是站在地上的游仙，李白才是真正飞起来的。曹氏父子的游仙大气又质朴，那是汉人的境界。经过了南朝几百年的陶养，我们回到汉人已经不可能，然而李白身上确实有汉人的影子，这就是奇迹了。未经人为的，叫作“天”。李白的诗，该是天成的吧。
高适太像王粲，一步一步，很稳。
建安时代还没有苦吟派，南朝则很多。李白说，苦吟是缺乏才气的表现。这话最初很使杜甫沮丧。他是把李白看作亦师亦友的。想到谢灵运和庾信，他多少恢复了一些信心。谢庾两位的诗告诉他：苦吟也可以达到一种境界，那就是，通过限制而自由。放纵就是自由吗，未必都是。那么，限制亦然。自由就是，凡我所行皆成路。当格律变成个性时，谁能说是格律限制了我，还是我生成了格律。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不能想象这是小时候的杜甫。而李白用“飞扬跋扈”形容杜甫，也予人匪夷所思之感。
一方面是“胡姬压酒唤客尝”，一方面是“青娥皓齿在楼船”。那些年，杜甫三十三岁，李白则一直青春着。相对的，高适的青春五十岁才开始。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称为古典音乐中的三B，因为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其中的后二B，一直是我的心爱。我也可以添上布鲁克纳，凑成自己的三B。布鲁克纳是年纪大了才慢慢喜欢上的，喜欢他的笨重和冗长，喜欢他的缓慢和固执。这一切，构成他的憨厚。得道者，要么天生才智过人，心有灵犀，要么满脑袋呆气，踏实而固执，近于愚笨。可见最近的路就是最远的路，而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最不可靠的，是既不够聪明，又不够笨。世人以为和自矜的，就是这样的聪明。不过，对布鲁克纳的喜爱，无法与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相比，正像高适在我心目中不能和李杜相比一样。放在十年前，对于布鲁克纳动辄长达二十多分钟的慢板，我是没什么耐心的。现在，时间并没有更丰裕，但我学会了从容，学会了等，学会为了辉煌壮丽的几分钟的高潮，在几十分钟的轻抹慢捻中抽枝长叶。
那天，在回程的地铁上，听着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读新买的第二和第三交响曲合集的唱片说明书。看到一处，乐不可支。
且说勃拉姆斯是个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人，作品不厌修改，务求完美。他对贝多芬敬佩如神，家中供奉着一尊贝多芬的大理石胸像，俯瞰着他写作之处。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丰碑在前，朋友和民众都期待他踵武先哲，写出像贝氏之作一样深刻庄严的作品。对此，勃拉姆斯感到很大的压力。从1854年二十一岁时开始动笔，《第一交响曲》的完成，至少花掉了他十四年时间，到1876年首演时，他已经四十三岁。
《第一交响曲》的成就立即获得大批评家汉斯力克的肯定，彪罗称之为“贝多芬第十”。《第一交响曲》和贝多芬作品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和贝多芬的第五一样，都是强有力的C小调，结束于经由斗争而获得胜利的C大调，命运的动机也来自贝多芬的第五，而终曲的主题则和贝多芬第九的终曲如出一辙。当人们指出这一点时，实心眼的勃拉姆斯颇为郁闷，觉得这像是在指责他“抄袭”，实际上，他引用贝多芬，意在表达对乐圣的敬意。
使我觉得可乐的是他嘟嘟囔囔说出的那句话：像贝多芬？傻瓜都看得出来——Any ass can see that。
《第二交响曲》不搞英雄与命运搏斗最后赢得胜利那一套，结果，人们说，这是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事情还没完，刚正爽利的第三，又被比为贝多芬的“英雄”。只有最后一首，不那么容易听的第四，没法简单地套贝多芬了。第四沉郁而雄壮，和贝多芬的区别，好比杜甫和李白。
听勃拉姆斯，我想到《易经》的乾卦：刚健中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行一样精确严密，像物理学基本规律一样气魄宏大，同时简洁优美。这一点，贝多芬也不见得处处都能做到。勃拉姆斯之后，则再无第二人。
事实上，勃拉姆斯的音乐语言也像《易经大传》，精确，严密，刚劲，锐利，节奏明朗，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然而不失温暖和亲切。以后世的散文作比，他非常接近韩愈，也有蒙田的精神。以诗作比，秀丽大度如王维，织体绵密如老杜，胸襟恢弘如半山老人。有人说他骨子里是有感伤的，比如在他《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他的室内乐多半委婉深曲，不是欲说还休，而是始终保持节制。在勃拉姆斯这里，我终于明白：节制不仅出于自尊，也和矜持无关，节制是一种高贵。
知道节制，勃拉姆斯有多少情绪，都能安排得像几何一样纯净。没有冗余，也不缺乏。在他的交响曲任一乐章的中途，我都无法停下来。不是沉迷于哀伤缠绵的旋律，而是他的音乐织体太强大，不可能撕裂打破。我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时时要为他的曲子多走一个站，只为了把一章听完。
有人对我说，你喜欢勃拉姆斯，是因为性格相似。
勃拉姆斯的性格和习惯，一般都会提到的有几点：
他和贝多芬一样热爱自然，喜爱在维也纳郊外的林中散步。他终身未娶，对小孩子有特殊感情，随身携带糖果，散发给他们。不擅长和成人交往，他的学生古斯塔夫耶纳说，有人说他脾气不好，那是不确实的，勃拉姆斯是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他对朋友讲义气，很大方，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尽管他成名后相当富裕。他住一套不大的公寓，乱糟糟地堆满了乐谱和书。一位管家替他清扫和做饭。他留大胡子，穿便宜的衣服，不穿袜子，人们常以此拿他开玩笑。他把很多钱用来资助朋友和学生，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保密。
和康德相似，勃拉姆斯的一些生活习惯终生不变，而且精确。比如说，维也纳的“红豪猪”酒馆，他每日必去。他走路时永远背着手。由此传下一张漫画：勃拉姆斯负手而行，身边跟随着一只红色豪猪。
庄子在《田子方》篇讲过温伯雪子和孔子的故事。温伯雪子到齐国去，经过鲁国，鲁国人纷纷慕名求见，孔子也去了。见面，却不发一言。子路觉得奇怪，孔子解释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倾谈甚久，出来后，大有感叹，对颜回说：“我对世界的认识，不如醋缸里的小虫（醯鸡）。如果不是他老人家替我揭开盖子，我哪里能知道天地的真容。”
敢于承认自己是醯鸡的人，是人中之杰。当有人“发其覆”的时候，他跃身而出，从此优游于大漠广野。旦暮之间，得遇发覆之人，是珍罕的缘分。但仅有缘分还不够。缘分到时，你必须早已准备好。这是双重的罕遇。
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办？
你自己破覆而出。
勃拉姆斯和写“圆舞曲”的小约翰·施特劳斯是终生好友，就在他去世前，还挣扎着想去看施特劳斯轻歌剧《理性的女神》的首演。韩愈表达对孟郊的仰慕时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别离无由逢。”勃拉姆斯推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说愿以一切所有换此一曲。他曾在为人签名时抄下《蓝色多瑙河》乐谱的开头几小节，后面注以“惜非勃拉姆斯所作”！
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认为凡事皆有正当理由的人，纵然从蚂蚁成长为一列火车，他一生之全部所为，不如改变一朵花的颜色。
2012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