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将权力、财富和荣誉与员工分享的企业，强调信任与尊重的企业，崇尚人文主义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才能在国际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皇帝阴影下的中国企业
皇帝文化的本质是缺乏尊重个人的人本精神和尊重契约的法制精神。
皇帝是中国的特产，西方的king、emperor等其实都无法与中国的皇帝相比。法国波旁王朝的专制国王们算是与中国的皇帝最相近的了，其中最为登峰造极的是以“朕即国家”闻名、号称“太阳之王”的路易十四。但观其杰作凡尔赛宫的格局，比起故宫的排场，相差仍难以道里计。毕竟“太阳之王”也是一夫一妻制，不像中国皇帝那样三宫六院地穷奢极欲。而且，据历史记载，建设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控制巴黎贵族的一个手段。随着宫廷中心向西南郊外的转移，贵族们不得不纷纷奔走于巴黎与凡尔赛之间，争先恐后地想博得路易十四的信任与青睐，从而加强了国王的专制地位。
西方国家建筑气魄堪与故宫相比的恐怕是各种尖顶直冲云霄的教堂了，如巴黎的圣母院、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些教堂一般都处于城市的最中心，历百代而不衰，享受着大众的朝奉。国王也不能例外，即位时，他们必须由教会加冕；死后，也归葬于教堂。拿破仑自称法兰西皇帝，在即位庆典上伸手从大主教手上拿过皇冠，自己戴在头上，以示当之无愧，已经算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了。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西方讲君权神授，归根结底，国王毕竟是一个俗人，与贵族、百姓一样受上帝的法律（如摩西十诫）和道德的制约。中国皇帝与西方国王的本质区别在于，皇帝是天子，是代表“天”管理国家的。而且，只有皇帝一人有向“天”汇报的权力（祭天）。也就是说，皇帝负责与“天”进行单线联系。这单线联系可了不得，皇帝因此介于人神之间，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制约。明明是一个俗人，却僭称神的名义，生灵之涂炭、历史之堕落，就可想而知了。
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的第一特征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什么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但这仍然只能算做是做皇帝的初级阶段。做皇帝的高级阶段则是翻云覆雨，变化无常，想改主意就改主意。绝对的权力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约束，包括他们自己说过的话。宫廷肥皂剧里一句常用的台词是“天子无戏言”。因为皇帝的一句话，儿时的玩伴可以顿时升为万户侯，但他能一句话把你变成万户侯，也能一句话把你变成阶下囚。虽说“天子无戏言”，但拥有绝对权力的逻辑结果是天子其实句句都是戏言。做臣子的和皇帝一言投机，就可一夜暴富、连升三级；-言不合，就会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邦无道，君子乘桴浮于海。包围在皇帝周围的往往是一个在刀锋上奔走的寻租阶层，大多数时候，自然是太监。从学理上讲，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阶层也非常适合太监，原因很简单，太监无后，效用折现的时间视界（time horizon）仅限于太监本人，不用考虑后代的福祉。
洪宪之后，中国人不用担心皇帝这个半人半神的“怪物”再出来害人了。可是另一方面，皇帝的阴影却仍在徘徊，体现在组织管理领域，是中国某些单位里可以看到的土皇帝、土霸王。这些人在各自的地界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潜伏在他们心中的皇帝情结是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
皇帝情结代表中国组织文化的一个源泉：宫廷文化。英雄起于毫末，中国组织文化的另一个滥觞是江湖文化。哥儿几个出生入死，打下一片江山，首先是排座座、分果果；然后是不服气、内斗；最终结果或者是削藩，或者是分立，总之只能剩下一个人。皇帝做稳了，日子才算安定下来，皇帝情结也就战胜了江湖情结。江湖时代只是向皇帝时代过渡的一个阶段，坐北朝南的日子才叫生活。颐指气使，指鹿为马，不亦快哉！江湖义气？那是武侠小说里描写的事，是成年人的童话。
在企业里，皇帝情结的危害不小。老板专制的第一个结果是鼓励了企业内的投机行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少了，大家都孜孜于做短线。老板身边渐渐围绕着一圈太监式的佞人。佞人是闲不住的，这个夸老板是校长，那个夸老板是一所学校。吹捧的级别越来越高，造神运动慢慢就起来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老板成了半人半神的“怪物”，甚至自己都相信自己是经营之神了。
可是市场不相信神话。中国台湾地区计算机业的教主某先生一段时间内在台湾地区的地位曾恍然若神，下属的公司却多年困步不前。业内人士苦笑，该教主可能更适合改行做畅销书作家。而韩国大宇集团的金字中的结局更不堪回首。神话与鬼话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老板被佞人包围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很难建立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职业经理人未必是猎头公司从外企挖过来的空降部队，那些勤勉、踏实，想用业绩来实现自己市场价值的员工其实都是职业经理人。老板天天讲奉献，终于有一天也讲起了奖金、股权与分红，那份真诚劲儿、痛快劲儿，弄得职业经理人还有点愧疚，琢磨自己是否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呢！哪知那纯粹是因为老板今天高兴，第二天他就改主意了。谁说“天子无戏言”？对于这些手握生杀大权、没有任何敬畏心的皇帝，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场大戏，他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身边的佞人、媒体是最好的伴奏，而职业经理人不过是道具。道具用完就扔，你听说过有谁对道具讲信用吗？
所以，皇帝虽然不再有，但是皇帝情结却使皇帝文化随时有可能在某些组织内死灰复燃。皇帝文化的本质是缺乏尊重个人的人本精神和尊重契约的法制精神。而西方企业家则很自然地就建立起基于契约的大型组织，大型企业。在中国，企业家们要打破皇帝情结，用制度来建立理性化、科层化组织，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困难得多。那边跨国公司不动声色地排兵布阵，这边某些中国公司还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皇上圣明”、“臣罪当诛”，荧屏上也仍在没完没了地上演清宫戏，时时刻刻向国人灌输大皇帝哲学，让现实中忍气吞声的国人在幻想中享受一点做皇帝的快意思仇。呜呼，这做了几千年的帝制噩梦，就醒不过来了吗？
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出身的柳传志是个榜样。倪光南事件后，柳传志没有关起门来做皇帝，而是义无反顾地推进联想高层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并把杨、郭二人推到前台，奠定了联想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也因此赢得了业界的尊敬。但中国还有多少夜郎自大的土皇帝呢？这些皇帝式的老板貌似强大，实则卑怯，处心积虑“家天下”的结果往往是二世而亡、四海无家。而勇敢地将权力、财富和荣誉与员工分享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才能在下一轮国际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浮躁与沉潜
很多人喜欢一招制敌、一蹴而就、一鸣惊人，岂不知，要练成真功夫，必须稳健、坚韧、沉潜，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
在西方，很多人都能凭直觉区分中国内地人、中国港台人和日韩人。这些年，内地人一般也不像过去一样，商标性的一身银灰色西装加绛红色鸡心领羊毛衫了，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还是那么不一样呢？我仔细琢磨这事儿，与中国人脸上的表情有关：我们脸上隐约有一种焦躁的神色。长期生活的环境在我们脸上留下的这种痕迹，到了国外，不经意间仍会流露出来。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没表情时，其实我们还是有表情的：一是有一点点焦虑，二是有一点点浮躁。网上有一位人到中年的居士自称7岁赴美，照片公布出来，网友大哗。别的不说，单那副苦大仇深的脸，就别想蒙混过去。
日常中国人的生活中焦虑的事情确实太多。注水肉、毒大米、硫黄馒头，连鸡蛋都有假的，还有假药、假大夫、假文凭……出门在外，坐公共汽车担心上不去或者上去后没有位置，坐出租车担心司机绕圈子，连坐飞机都因为担心行李架被人占满，大呼小叫，挤作一团。因为没有养成排队的下意识，在国外最尴尬的事情之一是你以为自己排了队，其实还是插了队：他们的队以中国的标准衡量实在是太松了，一不小心，就会误以为最后的人不是排队的人，站到他或他们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焦虑是因为中国的契约观念、法制观念尚未到位，那么浮躁则与我们长期落后挨打、被人瞧不起相关。这表情背后是一种自卑和自大的综合情结：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曾经比你们还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迟早要比你们还阔！这后一种想法，近来随着中国经济上升，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好像是尤其时髦了。
故而我们多了一些狂飙突进，少了一些专注于点滴改良、一小步一小步进步的耐心和勤勉。相对于日韩人稳健、坚韧、沉潜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的平常心，我们有些人在高蹈的理想和现实的泥沼之间声嘶力竭地挣扎，看起来好像很悲壮，很宏伟，其实大多还是在原地踏步。1000美元是什么概念？那不过是美国近100年前的水平，日本近50年前的水平。不要太重视外国人廉价的夸奖，人们夸奖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的表现超出人们原来对他的预期。所以，夸奖可能是因为他表现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原来对他的预期水平低。中国的情况恐怕是后者偏多。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知道中国人爱听好话，用说好话来做公关和销售手段的外国商人。
结合这个大环境，很多管理界的问题都能看得更清楚。比如大家喜欢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战略和执行在中国哪个更重要，哪个环节更薄弱。争论双方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伪问题。什么叫战略？什么叫执行？把浑然一体的商业运作这样机械地一分为二本身是非常荒谬的做法，这就好比中了箭的人去看大夫，大夫把箭尾锯掉，却把箭头留下一样。事实上，如明茨伯格所言，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像福音一样的完美战略，从云端降落，只等下面的芸芸众生挽起袖子、撅起屁股去不折不扣地执行。好的战略必然包含执行的成分，战略规划人员必须事先考虑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意外情况，留出变通的余地；好的执行也必然包含战略的成分，执行人员必须有战略观念，随时把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战略规划人员。优秀的战略与执行这样构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系统。所以，战略与执行之间的区分更多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中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战略的问题就是执行的问题，执行的问题就是战略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所在是这种把战略与执行人为割裂的思维惰性。
与此相关的是业界对管理教育和管理课堂的一些错误期望。好的管理学能教给学生的就是这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平实道理。如果你期望从那里得到什么秘诀、捷径、五个步骤、七种方法、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之类，只要比照着做就一定能成功的东西，那你肯定是要失望的。而且，如果有顶级大师、世界权威之类称号的人士号称他们能提供这样的东西，那么很简单，他们和那些卖大力丸、狗皮膏药的天桥把式、江湖人士没有任何不同。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出售的是安慰剂，虽然于事无补，但也没有什么害处，你花钱看了一场捶胸顿足的表演，买了一个安心；更多的情况是，对狗皮膏药效用的期待耽搁了正事，结果是生意受损，业务下滑。简而言之，你受骗了。
在这方面，武侠小说对人们这种思维模式、思维惰性的形成要负很大的责任。很多人都认为《胡雪岩》害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其实武侠小说的流毒远远更为严重。为了成为所谓的武林高手，一代又一代的企业人踏上了寻找《葵花宝典》、《九阴真经》的歧途，来个洋人就是布道，听见哈佛就恨不得要拜倒在地。哪里知道，要练真功夫，根本无法脱离眼前活生生、血淋淋的实践。摸爬滚打、泥水淋漓，在庸常的琐碎中观察、领悟、总结和积累，才是成才的关键。“百姓日用即是道”，这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名言，用在这里非常贴切。
我这样说，不是要贬低管理学这个行业，打破笔者本人端的饭碗。好的管理学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总结已有的经验，帮助人们培养自己总结经验的能力，从而让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内成为更好的管理者。更重要的是，管理学者能让更少的人被那些天桥把式、江湖骗子所误导。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真正的高手是那种三招两式就能刺破扛湖骗子假把式的人，让江湖骗子下不了台，不让更多的人继续受骗。
与某些中国人总是试图一招制敌、一蹴而就、一鸣惊人、一举成功的浮躁情绪相反的是西方某些人的浮士德精神。《浮土德》是歌德以毕生精力创造出的融诗的力量与哲学的深度为一体的杰作，中心内容是浮士德与魔鬼立下赌约，上天入地寻求人生意义的过程。浮士德被誉为19世纪德国文化精神的象征，乃至于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象征。其精神的本质是追求、实践、不满足、再追求、再实践，勇猛精进，自强不息，在有限的人生中寻求无限，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追求进步的过程，到达彼岸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向彼岸无限靠近。所以，当浮土德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是“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之后倒地而死时，魔鬼梅非斯特并没有得到浮士德的灵魂。浮士德的灵魂被天使接引上天。天使唱道：“凡是自强不息者，我们能将他搭救。”
所以，不理解浮士德精神的人是无法理解年近50的盖茨的。他一脸沧桑地亲自出马做广告，为反托拉斯案四处奔走呼号。近乎传奇的创业历程、首屈一指的信息产业帝国、近500亿美元的财产，盖茨还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过程。在西方，商业的尊严就是千千万万具有这种浮士德精神的企业家树立的。相比之下，小富既安，弄几十辆上百辆豪华汽车把玩，或者建一栋二奶楼之类，即使是正道挣的钱，也有一种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陋。有新新女性宣告，有钱的男人没有丑陋的，倘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宣言，那将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失败。
两种卡理斯玛
社会化的领导者是利他的领导者，个人化的领导者是利己的领导者。
经历过一点事儿的人在数落血气方刚、书生意气的毛头小伙儿时常爱讲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还太年轻，根本不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虽然不明说，多数情况下“这里头的水”是指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各种浑水、脏水、臭水。毛头小伙儿们刚开始可能还不信，时间长了，自己淌过几次水，吃过几次亏之后，说话也渐渐有这个腔调了。文化就这样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中流传。
我一直有点儿死脑筋，属于就是不信邪的那种人。难道仁义道德真的只是强者欺压弱者时给弱者的麻醉品、纸牌坊和廉价奖章？难道宣讲道德的人都只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鲁迅语）这些年来遍访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领域的名山大川，这一直是萦绕在我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一遍又一遍地思考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仁者无敌。做大事的人，无论是政治界、企业界或文艺界，内心都往往有一种坚实笃定的大爱。这不是说要他们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而是说他们有与人为善，和气为本的胸怀，善于与人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同时，他们的骨子里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有所为，但也绝对有所不为。简而言之，他们是正直的人，是好人。
这个思考的过程山长水远，这里我只是乘兴而来，不做高堂讲章。最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嘉诚的一个演讲。虽然听说过很多关于他“超人”之类的说法，阅历多点后，不敢对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轻易下判断，只有一些比较保守的预期。不期读到李嘉诚在他资助的一家商学院的一个内部演讲，语言质朴平和，却句句说到点子上。
现今世界经济严峻，成功没有魔法，也没有点金术，但人文精神永远是创意的源泉。企业领导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能全景思维，有长远的眼光，务实创新，掌握最新、最准确的资料，做出正确的决策，迅速行动，全力以赴。更重要的是，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要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良好信誉，这是在资产负债表中见不到但价值无限的资产。
领导的全心投入和热诚是企业最大的鼓动力，透过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对同事的尊重，才可以建立团队精神。
人才难求，对具备创意、胆识和审慎态度的员工应该给予良好的报酬和显示明确的前途。
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外，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仍应坚持“正直”是企业的固定文化，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最好根基。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正途，这样做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
听其言，还需观其行。这里仅听其言，李嘉诚则不愧为华人企业家的榜样。正直是企业发展的最好根基，这话讲得太好了。老话讲，吃小亏，占大便宜。其实从会计的角度讲，在折现率较高、折现期较长的情况下，正直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和企业的各方面（例如员工、供应商、顾客、投资者、社区）发展各种生产性的合作，故而往往能够给企业带来最大的净现值。所以，从长远看来，正直确实是合算的。有的小商小贩用注水或者换秤砣等伎俩，是耍小聪明、小机巧，骗点小钱。要做大事，一定要有放弃眼前蝇头小利的决心和魄力。中国人自古以来缺的不是聪明机巧，按社会学奠基人韦伯的说法，中国人的锱铢必较、无法进行长远理性计算的习性，是资本主义没能在中国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现代领导学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杰出的领导者或者严格定义上的领导者，其实都是卡理斯玛型（Charisma，意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学者们发现，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很社会化，另一类很个人化。社会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很慎重地使用自己的权威，善于反省，有坚定的自信心，不倾向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他们讲究平等，尊重现有的权力架构，努力满足追随者的需求，通过授权来激励下属。与此相对比的是个人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他们非常注重培植自己的无上权威，对下属使用权威时没有丝毫顾忌。他们从来不反省，内心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心，非常喜欢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独断专行，不鼓励平等的讨论，开展工作时完全无视现有的权力架构。他们乐于通过奖惩来激励追随者。他们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强调无条件的服从，而不是独立的思考。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这种关系的心理基础，对于追随者而言，是儿童时期对万能的父母的崇拜心理，对于领导者而言，则是一种自恋心理（narcissism）。
所以，如果说社会化的领导者是利他的领导者，个人化的领导者就是利己的领导者。利他的领导者的深层动机是促进他人的福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与人交往的兴趣来自他们对他人真诚的关怀；他们建立制度化的权威体系，寻求一种社会化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衡量标准是集体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严于律己，持之以恒地发展自己的个人能力；他们让追随者信仰自己从事的事业，坚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不是个人崇拜。与此相反，利己的领导者行为的内在动机是为了他们个人私己的利益，在需要牺牲他人利益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手软。他们与人交往是为了消除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这种不安全感往往来自童年时期的严重心理创伤）；他们行踪诡秘，永远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培植个人的无上权威而不是制度的权威；他们寻求个人的成就感而不是社会化的成就感；他们放纵自我，无限地膨胀自我（self-aggrandizement）。如果可能，他们会让整个世界为他们的一个想法停下来，换一个方式运转；他们鼓励对本人的崇拜，而不是对一种普遍事业的信仰。
说了这么多，有心的读者自然知道这两种人分别是什么样的人。在企业领域，这是小商小贩和企业家的区别；在政治领域，这就是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大家很容易对照着找到有代表性的例子。其中哪种人是真正伟大的领导者不言自明。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引用领导学的研究结果，要说明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却被这个日益纷繁的世界迷惑的一个事实：好人也能成事。更重要的是，好人才能成大事。有的人虽然能一时成功，但百年基业、千秋功勋却往往是好人打下的基础。
难道中国就是一个例外？有些人把自己内心柔软的角落深深地隐藏起来，加入那个永不落幕的假面游戏中去。也有一些执拗地不放弃自己原则的人，可现实中他们却有多少隐忍的尴尬与艰难。
“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有人可能又要老调重谈了。你也许应该告诉他，虽然你还年轻，你也知道坚持原则的代价，但你还是会选择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因为你的信心不仅来自长辈的嘱托和对古老信念的传承，更来自科学和理性之光的烛照。摒弃那些强者压迫弱者的伪道德，旧道德，坚守正直、平等、互利、与人为善的新道德，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底线，也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巨变时代所必须坚持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