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太宗时，使皇子蒙哥（今名莽赉扣，即宪宗。）征钦察，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蒙哥亟进师，适大风刮海水去，甚浅可渡，蒙哥喜曰：“此天开道也。”进擒八赤蛮，囚之。八赤蛮曰：“水回期且至，宜早还。”蒙哥即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见《宪宗纪》。）太宗又使弟拖雷入宋武休关，渡汉江而北，至禹山。金完颜合达等拒战，北兵袭之，金恒山公武仙一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合达命收军，顷之雾散乃前，则前有一大涧，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金史 完颜合达传》）宪宗即位之八年二月，伐宋，师次于河，适河冰合，以土覆之遂渡。（《宪宗纪》）世祖时，遣伯颜（今名巴延。）伐宋，军至钱塘江，观潮，遂驻沙岸。杭人方以为潮至当尽溺，乃潮不至者二日。（《伯颜传》）可见兴王之运，山川效炅也。
元世祖嗜利黩武
元世祖混一天下，定官制，立纪纲，兼能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之言，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然其嗜利黩武之心则根于天性，终其身未尝稍变，《元史》纪传所载可见也。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平章中书政事。又立制国用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史天泽、安童等争之，崔斌等劾之，皆不能胜。以理算陷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于死。有秦长卿者，欲发其奸，反为所噬，毙于狱。擢用私人，不由部选。以其子忽辛及抹速忽分据财赋重地，并援引奸党郝祯、耿仁等骤升同列，阴与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内通货贿，外示刑威，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有益都千户王著发义愤击杀之，阿合马之奸始上闻。虽命剖棺戮尸，而流毒海内已二十年矣。阿合马既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务搜括。奏用阿合马之党，皆列要职。凡肆恶二年，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尽发其奸，始诏诛之。未几，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恃其得君，尝拳殴参政杨宽、郭佑及台吏王良弼，皆诬奏至死。遂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以沙不丁为江淮左丞，乌马儿为参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天下骚然。佞谀者方为之请立碑记功。桑哥又奏笞监察御史四人，自后御史入省，部掾令史皆与抗礼，台纲尽废。铨调内外官，宣敕亦付尚书，由是以刑爵为贩卖。自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为也先帖木儿所劾，始伏诛。统计帝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自高丽臣服，即招谕日本，日本不通。先平耽罗，继而有事于南宋，攻襄、樊，攻涪、渝，以至下江淮，降宋主，追二王于闽广，先后凡十余年。甫讫事，又议征日本。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万出海，飓风破舟，文虎等择舟之坚好者先归，尽弃其兵于山岛。日本兵来，凡蒙古、高丽人尽杀，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其得脱归仅于阎等三人。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先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而其时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其国王陈日煊父子终逃匿不获，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缅国凡两征，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其征占城也，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至岸者攻克其木城，而国主已逃，官军深入，亦为所截，力战得归。其征爪哇也，初至战屡捷，为所绐，遣使入谕，其国主杀使而逃，亦不得其要领，遂旋师。统计中统、至元三十余年，无岁不用兵。当其初视宋为敌国，恐不能必克，尚有慎重之意，遣使议和。及既平宋，遂视战胜攻取为常事，几欲尽天所覆悉主悉臣，以称雄于千古。甫定域中，即规海外。初以骄兵图胜，继以愤兵致败。犹不觉悟，思再奋天威，迄崩而后止。此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由是二者观之，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以常理而论，有一于此即足以丧国亡身。乃是时虽民不聊生，反者数十百起，而终能以次平定。盖兴王之运，所谓气盛而物之小大毕浮，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始知三代以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
案元自太祖起兵，灭国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东印度国遇角端始还。太宗继之，灭金，侵宋，西征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迨宪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合台征交趾。至世祖时，用兵已四十余年，世祖即位又攻讨三十余年。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久者。
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皆以国书进呈也。其散见于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升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皆见各本传。）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惟裕宗为太子时，早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长，则侍经幄者如王恂、白栋、李谦、宋道等，皆长在东宫备谘访。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太子谕令入学，伯必即令入蒙古学，逾年再见，问所读何书，以蒙古书对，太子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此可见裕宗之留心学问，然未即位薨。以后如仁宗，最能亲儒重道，然有人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则其于汉文盖亦不甚深贯。至朝廷大臣亦多用蒙古勋旧，罕有留意儒学者。世祖时，尚书留梦炎等奏，江淮行省无一人通文墨者，乃以崔为江淮行省左丞。（《传》）李元礼谏太后不当幸五台，帝大怒，令丞相完泽、不忽木等鞫问，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完泽曰：“吾意亦如此。”是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如小云石海牙、勃术鲁、夔夔萨都剌等，固当为翘楚矣。
元初郊庙不亲祀
元太祖以来，无郊庙亲祀之礼，惟割牲奠马氵重，以蒙古巫祝致词而已。世祖始设神主于中书省，用乐遣官致祭，已从中书省迁神主于圣安寺。中统四年，始诏建太庙于燕京，迁神主奉之，而规制未备。至元十四年，太庙成。然成宗初，有司造世祖、皇后玉册成，请纳诸各室，帝曰：“亲享之礼，祖宗未尝举行。其以册来，朕躬祝之。”（本纪）是成宗以前无此礼也。武宗至大元年，以受尊号，始躬谢太庙，而时享尚未亲祀。至大二年，尚书省及太常奏，南郊之礼已行而未备，北郊之礼尚吸顿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请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请以世祖配，从之。（本纪）然考是年，初未有亲郊之事也。迨至大三年冬，始有事于南郊，尊太祖配天。英宗至治元年，丞相拜珠（旧名拜住。）奏，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庙于大都，至今四十年来未尝亲享。帝悦曰：“朕能行之。”乃敕有司定仪制。是冬始有事于太庙，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出崇天门，行事至仁宗太室，即流涕，左右感动。诏曰：“一岁惟四祀，使人代之，实所未安，岁必亲祀，以终朕身。”（见本纪及《拜珠传》。）此新祀太庙之始也，而南郊仍未亲享。泰定帝时，赵师鲁疏请亲祀郊庙，帝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代之。”是不惟南郊不亲享，即太庙亦仍不亲祭矣。（本纪及《师鲁传》）文宗至顺元年，始服大裘衮冕，亲祀天于南郊。顺帝至元五年，亲礻卒太室。至正元年，又服衮冕祭太庙。至宁宗室，问曰：“朕，宁宗兄也，当拜否？”太常博士刘闻对曰：“春秋鲁闵公为君时，僖公尚为臣，僖公即位，未闻不拜。”帝乃拜。是月亦亲祀上帝于南郊。（本纪）统有元一代，亲祀太庙，亲享上帝，惟武宗、英宗、文宗、顺帝四君而已。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 百官志序》）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元制尚右。）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先有右丞二员而无左，后以崔言，始设左丞，故汉人亦得居之。如赵世延本雍古族，延元年，省臣奏参政用儒者，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可见汉人不得居右。）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如王文统、李孟俱为平章，许衡、姚枢、张文谦俱为左丞。）其时亦称宰执。（如王文统为平章，窦默曰，此人心术不正，不可为宰相是也。成宗欲以宦者李邦宁为行省平章，辞曰：“臣奄腐余生，何堪当宰辅之任。”）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韩元善传》，顺帝时，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庭，以事关兵机，而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勿与俱。则虽参用汉人，而机密仍不得与也。）《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耶！”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钜夫传》）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其各路达噜噶齐（旧名达鲁花赤。）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更渡制。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元初州县多世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