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
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
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
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
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
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
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江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
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
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郏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氵亭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
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
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
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禾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
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晕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漳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
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
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
建闸范文正公曰：“三吴水利，修围、浚河、置闸，三者缺一不可。”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何也？盖水利之盈虚，全在乎节宣。今诸江入海之处，冈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来，一日夜凡两至。前人谓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历代设官置闸，使江无淤淀，湖无泛溢，前人咸谓便利。惟元至顺中有废闸之议。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筑堤岸而穿为斗门，蓄泄启闭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闸，自嘉兴，松江而东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扬子，沿江而西至于润州。一江一浦，大者闸，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内防旱潦也。今惟于初开之时，务深而不务阔，且有石闸以卫之。既开之后，务通而不务塞，再设撩浅以导之，然后可图永利。
或谓设闸之道有数善焉，如平时潮来则扃之，以御其泥沙，潮去则开之，以刷其淤积。若岁旱则闭而不启，以蓄其流，以资灌溉。岁涝则启而不闭，以导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设险，私贩难以度越，因闸设官，盗贼易于敛迹。严启闭之规，添疏导之卒，庶几乎可也。
前人常议及潮汐易淤海口，于治河时开至尽头处，留一坝不开，以断海口，既无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盐防盗之虞。若逢水灾汹涌，请牌开坝，举锸如云，半日可通，水泄复塞。此亦一法也。
围田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塘浦既深，则水流易畅，堤岸既高，则低田不湮，虽大水之年，水流激湍无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一经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旧，全功皆弃。今徒阳运河可鉴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围田，每方数里内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旱潦不及，为农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盖水道为农田之命脉，低田以围岸为存亡，今门闸不可复矣，而修筑堤岸堰坝之策，独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则无旱之虞，低田之堤防常固，则无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堤岸，或因佃户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虽完全，而同圩有贫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为之阻隔，以致因循误事。夫愚民岂知后日之利益哉，但厌目前之畚西耳。
人心之不齐，皆以此也。
三吴之田最低下，众水所归，为民利，亦为民害。大约畏涝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筑堤岸不可也。既筑堤岸矣，而无杨柳以植之，茭芦以卫之，风雨之冲，牛羊之践，不及数年，又复如故。而欲田之稔，岁之丰，岂可得乎？
老农有云：“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盖高乡不稔，无沟故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也。
增筑堤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南}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堤岸坚固矣。
或谓每岁农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则田自固，虽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南}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
宋转运使王纯臣常建议请苏、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御风涛。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兼筑其外，遇旱年则车水以入，遇水年则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浚池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潴蓄以备旱。可以宣泄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盖高田去河辽远，无水可溉者，则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谓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谓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时若，则无资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无妨于田土。一遇干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则滴水如珠，全藉接济。使转凶而为丰者，上浜之力也。
三吴之田，虽有荒熟贵贱之不同，大都低乡病涝，高乡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详于治水，而略于治旱。盖低乡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乡池塘不浚，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凿池论》曰：“尝观<亩犬>亩之间，有田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资灌溉，常丰稔矣。”民非不知此也，盖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亩之田为九亩之利乎？今高区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浚深以蓄水，一遇亢早，束手无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叹于路者，有流离四方者。惜小费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浚，为利无穷。早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南}泥取污，即为肥田之利。其与通河较远者，每日汲水浣纱，兼为饮食之利。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弃天之时，失地之利，罪莫大焉。无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专官王叔杲曰：“水利有专官，至急之务也。”以田畴之广衍，民力之勤惰，不可无专官以督率之也。夫州县之长，既苦于政务之繁，而遑计其农政之琐，身坐堂皇，目周四境，虽神禹不能也。若非有专官之治，带同丞贰，巡行阡陌，浮泛江湖，问农民之疾苦，察田荡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阔，料滩岸之远近，为夫役之多寡，时当农忙则勉民以勤俭，时当农隙则督民以疏浚。不特此也，穷乡僻壤，去城辽远，民有善恶，事有轻重，岂无冤抑，岂无控诉者。使有专官以协理之，则讼自鲜，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吴之水有六策焉，一曰开泄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杀上流之势，四曰决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涨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规，而又请专官以督之，庶几乎可也。若以三吴之利而责于三吴之民，譬诸一国之事责办于一家，以百人之负，而责荷于一人，势有所不能也。
张内蕴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国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时之大忠者，其孰能与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为生，固所自尽，添设专官，徒以增扰。”或又曰：“今各府州县，未尝不设水利之官，而卒未见有裨于农事也。”如低乡畏潦，则急于筑岸；高乡畏旱，则急于浚池。某处病于淤塞，某处应增泥土，至近湖之滨，坍涨不一，坍则速为开除粮税，俾小民免虚赔之累；涨则速为照丈升科，俾奸豪销专利之谋。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吴韶曰：“今府州县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骤官临莅，莫识水土之性，种植之宜。不数年间，即升调去。有秩满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谷之贵贱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隶于近卫之官军，则土著之人，功绪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专官非难，得人为难；修举非难，经费为难。”盖专官之要，虽在于得人，而修举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设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议皆空谈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难。即得人矣，亦需通达古今，熟识时务。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势通塞之便，疏瀹决排之方，大小缓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规，官帑出纳之要，经营度量之法，催督考验之术，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仅精明强干、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议治水之道，当以丰穰之年为始，俾人民乐输，工料易办，备预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无力就医而听之呻吟者，岂有病未至而先服药者乎？病既至矣，初则择医其难，继则服药无效，或调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见病未去而人已惫矣，故曰得人最难。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金藻曰：“治三吴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顺形势也，正纲领也，循次序也，均财力也，勤省视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视，则不及十年，又复废弛。故专官尤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专任大臣，而辅之以所属；责成于守令，而催办于粮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处系上游水汇，某处系下流支港，应分某水以杀其势，应阔某岸以缓其冲，应浚某河以会其流，某处坝闸宜修，某处塘堰宜筑，应复旧，应新开，非专官而能之乎？”
所谓勤省视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视，与无廉能同。既省视矣，而无赏罚，与不省视同。既赏罚矣，而不能继，与不赏罚同也。
一图之省视，责在里长。一区之省视，责在县丞。一县之省视，责在邑令。
一府之省视，责在太守。提七郡之纲领，而以水功分数为殿最者，大臣也。参赞于上，纲纪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兴，农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协济东南水利为国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务，工繁费巨，而必资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办。然为民者，亦当思所以协济国家之要务，而后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动支衙门之闲款，或量罚有罪之豪右，或激劝仗义之巨室，或举贤才，或起废员，或收投效，计工筹费，相为表里。盖费足则工举，工举而水利兴焉。
小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如官帑先行，则协济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谩应，虽有兴修之虚名，终鲜兴修之实效。故设处钱粮为第一著。
库无盈余，似以浚筑为缓事。然水利为民生之本，乡闾之休戚赖焉，国赋之盈缩系焉，协济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运河官渎、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
凡府州县城内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则在本城富家铺户。凡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处，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围圩可资农田者，其施工则在近处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运盐者，其施工又在盐商矣。此协济之一法也。
国家承平将二百年，生齿日繁，太仓无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运。是以设官分职，从事淮、黄。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设有冲决，运船阻塞，此最危之事。
往者封疆大吏，尝议及海运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无事。即运官、运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尝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险以济事耶？此断断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
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较运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请有司上奏，先以减一存造之粮，乘其放空北去之时，试行有效，递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广全漕受载牵算，每船运以千石，处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选殷实船户，花名注册，取其连保结，方许出运。如果踊跃从事，运载功多，则赏之以币帛，加之以衔名，船户无不乐从者。况近年海道清平，百无一失，因风乘便，不劳人力，而所费无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县陋规帮费之烦。自此太仓日积，国课日盈，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陆官兵，原所以卫民者也。每年坐食银粮以亿万计，可派在城在乡以佐开浚之用。古人有寓兵于农者，今则寓兵于治水，亦协济之一法也。
相传宋时修治东南水利，辄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给与承德郎、将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协济之一法也。
谨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该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银一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后不为例。其岁科两试之原额，仍照旧办理，其法良善。盖秀才无额，不碍仕途，一也。随处捐纳，国帑丰盈，二也。所取甚廉，不伤百姓，三也。不开幸进，多造人才，四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利之兴，莫急于财力。而财力亦出于民间，非照田科派之谓也。盖高田无变更，而湖田有坍涨，亦有挑土塞河以宽广其田者。今三吴之间，不下数十万顷，其利倍于常田。大约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虽有升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编号，通行量丈，照数征收，其赋必倍，亦协济之一法也。
积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镇两府为尤甚。或以官逋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连，或以瓦砾难种。兹欲区处农民，必其开垦，而成熟之事亦难矣。然亦有说焉，一以赋负民逃而不垦，一以粮重租多而不垦，一以其地远，难于照应而不垦，一以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垦。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懒惰之民日积，使膏腴成弃地，粮税为积逋，所以府库日亏，而农民日困也。惟有专官而治，时时省察，就近招徕，轻其租赋，劝其开垦，勉其勤惰，使民无弃地，家有余粮，而库无积欠矣。亦协济之一法也。
三吴圩田，亦在在皆有。农民习懒性成，惟知种苗禾，种豆麦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则弃之，何也？余以为水深三四尺者，种菱芡，一二尺者种芰荷，水不成尺者则种茭白、茨菇、荸齐、芹菜之属，人能加之以勤俭，虽陂湖亦田也。试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如此则民不偷惰而赋常足，民不告劳而食不匮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盖赋有旧额，田无一定，或筑坟墓，或造房屋，或此开彼塞，或东涨西坍。至于田畴交错，鳞册无征，有有田无粮者，有有粮无田者，不知凡几。故小民交怨，讼狱频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必得官为量丈，重画图册，田段一准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赋自盈，然后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余，计亩均收，似与小民有益而无损。即以治田之利为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资乎公帑，而亦无待加派于穷民。
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乎！”倘能职之以专官，辅之以协济，因天之时，设地之利，皇皇晓谕，奋激必多，奋激多而水利兴，水利兴而田自治，则岂特活东南数百万生灵之命，抑亦培朝廷亿万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乡一镇，无不善者。然必以丰年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举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如一里中有田千亩，铺户数家，则有米十余石，钱数千，听里长者开明数目，立一簿存于公家。其所捐之钱米，仍听各家自为藏积。如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粒，支用一钱。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病不能药，死不能葬者，则请里长者查明，将簿上所捐钱米酌量济之。或有他县饥民流入境内者，一集村庄，不能不仰望于富户，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轰然而来，驱之不去，则里长者，同地保等与流民通语，每人给米几合，钱几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过分数斗之粟，数百之钱，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顷刻而他往矣。在此一乡一里一镇之家，既能济邻近之困贫，又能杜流民之扰累，而家无所耗，处之晏然，真积德行善弭盗安民之第一法也。
谨陈条例如左：一、公举之人，不过稍通文理，而略能识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粮田、自田、租田，分为三等。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自种自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亩约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随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于一格也。
一、铺户典当本钱多少不一，约铺户有本一百两以上者，捐钱五百文。典当小押有本一千两以上者，捐钱五千文。以此类推，如能多捐，听其自便。
一、小户人家，种田不满十亩，开铺不满四五十金者，不必过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没其美意。
一、有田有铺之家，既经起捐登簿，簿上须注明总结米若干石，总结钱若干千，其总簿存于公家收存。
一、公捐钱米，仍系各家自藏，并不交于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视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贮一处，不可妄取己用，致临时短少，呼应不灵。
一、里中极次贫民，惟本处人知之最悉，须预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来给领，以杜存私虚报。
一、贫民有缺少棉衣入典当者，即取其典票赎回，给发本人。有实在寒冷无衣者，则买旧棉衣一件与之，其价约三四百文为率，新者恐其当去。
一、捐施诸贫人，必要斟酌尽善方能行之，不可执一而论，亦不可太多，太多则恐难继也。
一、贫民每日每人约给米六合，钱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乡富户捐多，则请益之，各随其便。
一、病者医药，势难遍及，查明实在有病，每一病者，约给百文，以为买药之费，十日一领。
一、死者施棺，一时未能猝办，需预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县流民来集村庄索钱索米者，每口定以给米五合，钱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讨者，则里长邀同地保，将流民为头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饥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铺之家公捐周济，自当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觑觎。或有结通外来豪强之辈抢击偷盗者，许本人指名报官，从重治罪。
一、里长地保诸人，亦有贫富不等，年终当在公簿内酌量分出米若干、钱若干谢之，以作劳神之费。
一、公捐钱米分派贫民，倘或不继，则里长再向各家续捐赈给，以下年麦熟为止。或所捐钱米尚有盈余，则各家仍收为己用可也。
一、公捐钱米，倘其乡富户众多，而年岁屡丰，各家堆积毋须取用，则将此项动支，办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桥梁、渡船、道路、义冢、施药、施衣、茶亭之类俱可。独不可将此项用尽，则一遇荒年，难为继也。亦不可以此项作迎神、赛会、灯棚、烟火、演戏、敬神、说书、弹唱诸事，以博一日之欢，则俾昼作夜，妇女杂Ш，聚赌窝贼，由是而起，尤为贫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举专为富家而设，必当踊跃从事，切莫视为虚文。若富家一吝，贫人怨生，便不可问，慎之慎之。
禀帖稿附为岁荒人困，谨呈管见，叩恩给示各乡令民遵办事。窃某居乡，并不多事。
本年五六月内，霖雨过多，田地湮没，雨泽愆期，河水干涸，遂至不能插种。现当青黄不接之时，各乡各镇，人情汹汹，以抢击为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饥而卧。今冬明春，尤为可虑。某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乡每镇有田有铺之家，各捐钱米，注明公簿，仍听各家自为藏积，责令里长、地保查看。本乡极次贫民，开单注簿，即将所捐钱米分出周济，令贫民自来给领。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体老父台大人爱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内被灾各处，将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铺之户并无伤耗，而里巷贫民均沾实惠，岂但积德行善，实可弭盗安民。伏乞宪慈俯准，及早设弛，实为德便。上禀。
图赈法嘉庆甲戌岁，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时督抚大吏命各州县劝捐赈恤，而无锡、金匮两邑侯韩公履宠、齐公彦槐，亦下乡勘灾，顺便劝捐。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金匮计捐十二万四千余缗，活人无算。其图赈之法，前人未有，已载齐公《征信录》中。兹特再录一通，无论水荒旱荒劝捐放赈者，当以此为法。
喜庆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匮分无锡地，地势视无锡为高，被灾尤剧。八九月间，槐尝以事赴乡，窃见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恻然忧之。夫官发常平仓谷，平粜于民，便矣。然远在数十里之外者，不能为升斗之米来也。故官平粜，但能惠近民，不能惠远民。殷富之家，以其余米平粜于其乡，远近咸便矣。然无升斗之资者，不能籴也。故民平粜，但能惠次贫，不能惠极贫。
天恩浩荡，极次贫户，悉予之赈，而靡不遍德矣。然赈者，赈灾也，于例但及有业之贫民，而不及无业之贫民。故欲推广皇仁，不使一物不获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赀接济，乃救荒之大者。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顾上劝捐而下或不应，何也？则经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无所疑惑，无所瞻顾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于其亲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见，耳所不及闻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设立公局，令一邑之钱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为吾既捐矣，不知是钱也官将发之于何人之乡，董事者将散之于谁氏之里，而我乡我里之贫乏无赖者，犹不免于我乎扰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议论，曰：“是特以饱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渔而已。”以故愿捐者少，而不愿者多。
今也定为图赈之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图有贫富，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与公局之董事者，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数，捐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疑，而不捐者无可藉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富之意，则事易集则官不劳也。
是说也，槐尝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皆以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岁三月，计捐钱十有二万四千余缗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呜呼！
孰谓人心之淳，风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赈既毕，尚有余钱六千余缗，而无锡之赈亦有钱余。于是复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以所余钱留为修建南北二桥之费，亦以工代赈也。邑之人乐其事之集，刊为成书，用垂永久，而归美于槐。嗟乎！
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岁不饥；又不能使民俭且勤，皆有盖藏，虽饥而不至于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乡先生之谋，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则何功？虽然，人各有乐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无所疑惑，无所瞻顾者，则图赈之法良也。用是书之，以告后之官斯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