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家层出不穷，即便在战乱频仍、国事蜩螗的年代，我们也有过堪称一流的教育大师或平民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赵元任、张元济、晏阳初、梁漱溟、陈寅恪……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却越往后越乏善可陈、难以言说？
不要訾议与取笑我们的于果有“哈佛情结”，想办一流名校。
一方面他是一个谦虚谨慎、事无巨细、每必躬亲的校长，任是一个普通教师或学生都可以在日头下、大路边拽住他娓娓谈心，这时候他与其说是一个麾聚万员的将领，不如说他是一个同事、一个知己、一个兄长或一个保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胸有大志、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得他人刮目相看、凡事不争则已一争就要争个名列前茅的倔人。就是这个倔，使他把一个全国最大规模的民办大学办在了90年代的江西；同样是这个倔，使得一些界内界外人士“不开心”。
他有大声铿锵的一面，也有小声丁冬的一面。
一头是天风海涛、浩气逸怀的黄钟大吕；一头是曲折幽微、幽咽愁断的月夜琵琶。
这是想成就一番事业者的意志，张良有脱靴之恭、韩信有胯下之辱。没有忍辱负重，何来大业奠基？没有坚韧不拔，何来异军突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微之事。
这是人们感受到的于果，志向大得惊人，处事又每每细到毫颠。
三、高教是一面历史的铜镜
于果说，其实，中国最早的学堂肯定是私立的，最起码，也是公私并立的。
他可能是从教育的祖师爷孔子那里得到的认识。
江西是中国之一省，剖析江西的教育史，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教育，也是江西人得以因祖宗而自豪的佐证。
江西古代的教育素称发达。江西古代的官学、私学教育，汉代以前无考。至东汉，私学已有发展。《后汉书》记载，建初三年（78）前，南昌的程曾，受业长安，回家办学授课，会稽顾奉等数百人会聚门下。元初（114至119年）间，南昌唐檀，教授乡里，也有百余之众的门生。
始建于中唐的江西书院，不仅成为闻名国内的私人讲授场所，也是江西教育长时期领先一步的标志。江西书院到宋代获得大发展，共创办书院130多所；明代继续发展，又创办160多所，可谓极一时之盛。据《明一统志》统计，江西书院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数量出众，质量也不遑多让。
白鹿洞书院，宋初即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影响深远。迄今到庐山旅游的文人墨客，如果没有去“朝拜”白鹿洞书院，那就算留下了一个遗憾。白鹿洞书院，是唐贞元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曾在此隐读，李渤养了一头白鹿以自娱，因此被人称之为“白鹿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各处学校废弛，于是到这么一个晨昏相对，皆是古树清流的书院来读书，就是赏心乐事。辗转到南宋淳熙六年，思想家朱熹知南康军，着手重修日见颓圮的书院，亲手拟写了《白鹿洞学规》，并口授灯传，顿时声名远播，远近求学者，络绎不绝。
另有鹅湖、怀玉、象山、白鹭洲、豫章、鳌溪等书院，其规制与白鹿洞书院不相上下。
江西自宋以来，又为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宋之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元之吴澄，明之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邹守益等理学大师的学术研究、形成、发展与传播，无不与江西关系紧密，并为江西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
应该看到，古代江西的教育与全国的教育相类，主要体现在识字传授与经学教育，科举之后纳入科考轨道，儒家经典及其伦理思想是其内核。
江西宋元明清四代进士数，分别占全国的百分率是：宋12.72%，元18.17%，明16.99%，清7.99%。自唐至清，江西共有状元34名。江西的进士尤其是宋元明三代进士之多，不仅“远胜浙楚”，在全国也是拔头筹的。
教育的实绩，多半与彼时彼地的经济状况相关。社会安定、经济良好、尊师重教、教学相长，这是那可圈可点可缅怀的数百年里江西教育的辉煌。
高等教育历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教育的镜子。
如果把大学的历史追根溯源，那么这么一个时间可能是许多省份大学的滥殇：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亦即公历1902年4月。这年这月，清廷公布试行《钦定学堂章程》诏谕天下“于各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江西动作不算太慢，是年11月，在江西省城南昌创办了江西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江西大学堂。
由此可见，江西或全国的大学，其源头就是官府督办，“公办”与“计划经济”的性质很明显，这是否意味着，一条河流，或清或浊，或盈沛或枯瘦、或气吞山河或舒缓滞慢，从源头处就定下了基调？
这可能有点武断了。
事实上，到清末，江西已陆续开办了10所高等学堂，十分之六是官办，另有三所是民办：萍乡医学堂、豫章法政学堂和江西法政学堂，还有一所“毋庸立案”的教会学堂是九江南伟烈大学。国事蜩螗，变数甚多，江西的大学以后办办、停停、改改，一时也难以尽述。如南伟烈大学自1912年至1917年，前后不过6年，停办以后，学校改名为同文中学了。
抗战时期，烽火燎处，大学的迁徙变动，更是家常便饭。值得提一笔的是，江西这个既不是前方也不是后方，即不是东也不是西的尴尬位置，成了江浙及东南沿海高等学校纷纷后撤、沿途办学必经之地。作家钱钟书在他的《围城》中对此也多有描述。
1937年底，复旦大学迁庐山，同济大学迁赣县镇台衙，浙江大学迁泰和上田村，校舍鄙陋，饮食粗糙，却是聚一代精师，授四方俊彦。一年后，战事吃紧，又扑腾腾一起飞往大西南去了。
1940年10月31日，国立中正大学在泰和的杏岭正式成立，一代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肃博士任校长（胡的生卒年为1894——1968，葬于中国第一个国家植物园——庐山植物园），这是江西第一所由国家设立的综合性大学。蒋介石也于当日发来贺电，称：“中正对教育之主张，为‘文武合一’与‘术德兼修’……”
如果说江西的经济大不如人，主要在“文革”之后，江西的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大不如人，却是在50年代见其大略了。
这是一份全国高校调整的时间表：
1951年10月，全国高校的院系进行部分调整；
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
1953年初，高教部决定继续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重点放在中南区。
在这三年的高校及其院系调整中，说江西的高校得少失多，那是过于温和了，说江西的高校遭受重创，也不过分。
50年代的头5年，是中国百业勃兴的5年呀，可是江西的高校偏偏迭遭低潮。
第一年，原在南昌的中南军区医学院在改名第七军区医科大学后，迁往重庆；国立南昌大学工学院部分系科调入武汉大学和新组建的中南矿冶学院。是年底，江西高校由7所降为6所；
第二年，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农业工程、农产制品）调出江西，与其它高校有关系科组成华中农学院；工学院部分系科（化学工程等）调往广州，新组建华南工学院（即为现在广有影响的华南理工大学）。通过这次调整，江西高校降为5所。
第三年，调整的力度继续加大，不仅调整的重点在中南区，而且还在炎炎夏日，成立了中南区调整委员会南昌分会，由14人组成的班子，堪称兵强马壮。大笔一挥，江西陶瓷专科学校又被华南工学院收入帐下；国立南昌大学体育专修科划归中南区，成立中南体育学院；国立南昌大学工学院各系科先后与母校相揖别，劳燕分飞，嫁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理学院各系分别加入到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行列里；文法学院和师范部一部分则分别到新组建的湖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报到……
南北夹击，尽皆褫夺，南昌的大学被“调整”得霜打冰摧、七零八落。
此中最令人伤感的，是一个实力雄厚、系科比较完整的南昌大学被“宰割”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绝大多数院系被平调出去，其丰腴的肌体从此不复存在，数百名科研与教学优秀的教师连同他们大可作为的系、科，不再属于江西的版图。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三年三大调整，江西的高校只剩三所：江西医学院、江西农学院和江西师范学院。其中的江西师范学院是在南昌大学师范部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数学的定义里，三点成面。三角形是稳固的。成语有鼎足而三。这当然不能构成我们自足与自我安慰的理由。
这孱弱、微小而珍贵如火种的三所高校啊！
江西高校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缺损，对江西的教育、人才、科技与经济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自高校“调整”起，就露出迹象，影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并将继续影响下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当年全国高校调整，为何对江西几乎如李逵手里的厉斧、排头砍去？有专家认为，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也与江西地理位置的尴尬有关。
50年代初是什么年代？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浪潮滚滚而来，另一方面是台湾尚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一手拿锄头，一手攥枪杆是当时宣传画的常见的主题。解放台湾的口号震天价响，不能不让人在觉得彼岛指日可下的同时，又要高度警惕。
江西与福建山水相连，一条鹰厦铁路逶迤而出，是福建同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动脉。江西是福建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事，江西痛痒相关、必定卷入，江西也就是前线了。基于这种设想，江西的属于和平年代才能发展的高校大踏步“后撤”，似乎就在情理当中了。
这是一个大致能自圆其说的构想。
有人致疑，就在炮火时常袭击的真正的前线厦门，不是还在水波湛蓝、一碧万顷的海边，保留了一所重点大学——厦大吗？就是在双方以炮火相酬的日日夜夜，厦大的捐助者陈嘉庚坚持让同学在地道里上课，也不肯“后退半步生”。
这虽然是一个没法细细理论的历史“过结”，但无从怨诉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其深刻、无奈又苦涩的内涵，需要江西几千万父老乡亲一代、二代、三代……地去面对、去品尝。
教育，原本有这般魔力，它未必可以立马兑现泼金堆银般的美妙与富足，但它却可以庄严承诺：没有尽头的未来是一条遥连天际、灿若彩虹的的弧线，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在我们目力不可及的远处，教育是宣言、是感召、是旗帜，也未尝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棒。善待教育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教育就是善待我们的孩子，善待教育就是善待生养我们的田野、河流与远山近岭。
我们善待了吗？
我们有力所不能及处，我们也有力所能及，却囿于种种自私、自利、短视或明哲保身的考虑，不能成为登高一呼、攘臂顶立者。考察一下浙江大学吧，血与火淬砺的抗战时期，被小说与影视作品描述过的“流亡大学”浙大，1936年至1946年10年间，从文、理、农、工4个学院16个系增至文、理、农、工、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系，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在校生数由512名增至2171名。果真是多难兴邦、逆境成才？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指出“人力”重于“地利”。
浙大能在炮火纷飞年月成长壮大，与当时浙大的校长、科学家与教育家竺可桢的大学理念很有关系，他认为：“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指抗战时期）降道德标准。”无怪后人会对蔡元培、竺可桢这类有开辟莱蒿之功、永远在为教育奋力作建设的大学校长们鞠躬、感恩、缅怀不已。
江西的公办教育，是那样令人遗憾地一步一步走着。其间在1958年，诸事大跃进，教育也不例外，是年4月6日，《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组织教育大跃进、促进教育大革新》的社论。风雷动，起宏图。随后，办大学若“烹小鲜”，城乡处处有大学，彭泽县办起了棉花大学，南丰县办起了蜜橘大学，瑞金县办起了红专大学……
无庸质疑，这时候，新建的一批全日制大学还是对江西的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冶金学院、江西地质学院，以及各地区的师专、医专和农专。
大学是一种年深月久的积累、是一种日晕月染的熏陶、是一种露沾雨溉的窨制。时间的重量借助大学来体现，比任何天平都精确。当江西如大旱望云霓般渴望有一所重点大学，当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于1993年5月4日这个青年人的节日手牵手向“211工程”迈进（“211工程”的大意是21世纪初，全国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当检点自77年高考恢复以后历届重点大学的考生多半都寓留在省外……江西高校建设的滞后效应这才如石击水面，涟漪一圈更比一圈大。
有了这样的背景检索，我们对江西民办学校在90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于果及其蓝天学院成为全国在校人数最多的民办大学、于果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民办教育的代表，就有了眼前一亮的认识，就有了耳目一新的思考，就有了如春蚕破茧、春笋拔节般地冲动。
四、江西最需要什么典型
在晚春的深圳和盛夏的南昌，笔者分别与新任分管文教的副省长胡振鹏及同样是新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漆权，就江西的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向进行过采访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