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又能说明什么呢？几年间，他不断被“敲打”。1950年，《朱桂花的故事》、《女工赵梅英》受到批评；1951年，剧本《人民万岁》、《祖国在前进》受到批评；1952年，舒芜态度与措辞均极严厉的公开信，在《文艺报》发表；1953年被批准赴朝，归国后所写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由《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发表，《文艺报》也发表了他的《板门店前线散记》，权威人士巴人、巴金还撰写了称道他新作的评论，情形似乎变得令人愉快起来……然仅隔二、三个月，批判即卷土重来，《文艺报》先以读者来信方式，反驳巴人的好评，继之，1954年6月出版的第12期刊登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提出路翎小说“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做了歪曲的描写”，把原因归结于路翎没有放弃其“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除报刊上的批判，还有会议上的批判，1954年6月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仍是批评路翎”（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侯金镜指责路翎不放弃“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这不是事实。解放后的路翎，开始“转型”。他的创作，从内容到主题和形式，较四十年代即便不说盼若两人也称得上焕然一新，许多路翎式的个性化的独有的标记不见了，他歌颂、他赞美、他越来越“集体主义”，连语言风格也趋往直白、趋往政治化宣传化……这些变化如此“深刻”，以至于在后世研究者看来或许都有些难以接受，然而时论仍旧不能满意，做出不放弃“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的鉴定。
读《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将有一鲜明印象：从前，那些通信总是沉湎于对艺术、思想、人生的思考，随意、尽兴而且充分；而解放以后，这样的内容神奇地不翼而飞，代之而来的，是政治信息的交流和如何把握、领会政策的切磋。路翎甚至会就主题与人物怎样才与政策结合得好，请教胡风，而胡风也就搬动自己对政策的理解，详加“指导”。例如1952年某日（此信首尾皆佚，无法确定日期）胡风致路翎：
一、问题是从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要求（当时的）上去看。当时，对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使资产阶级脱离帝国主义影响，是政策精神所在，也是现实斗争所在。这是主要的，工人阶级的思想。
二、在这里面，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和自私主义，通过这去提出某一性质某一程度的爱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的思想。
三、郭脱离了反动派（也就是帝国主义的影响、关系），这就是他的进步性。何况还有积极生产的内容。
……
六、工人阶级领导——国家在领导，党通过工会在领导，工人群众在领导；通过吴妈等，工人阶级底阶级立场在领导，等等。
……
所谈似乎是路翎的剧本《祖国在前进》。类似的信，俯拾即是。他们当时为之搔首蹙眉、唯恐失误的，只是这样一些事情。
所以，路翎五十年代初创作的品质大幅下滑是事实，却也不能就此责怪他。他已尽了极大努力去贴近“主流”，仍被目为不弃“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他是如此的苦恼，与其说该接受责备，不如说令人同情。
这样的苦恼，时有流露；有时，表现为焦虑不安，有时则用以笑代哭的方式表现出来。1950年夏，调到青艺不久，一次外出游玩途中，与时任青艺院长的廖承志有如下对话：
说到公式主义，说到观众问题。他说：这样下去，五年内恐怕就要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岂要五年，现在就没有了。我并把青年学生中的一些反应讲给他听。（致胡风，1950年7月25日）
又过了几天，文化部就创作问题开座谈会：
主题是，急迫地需要创作，希望各位“母鸡”生蛋；如果没有鸡窝者，可以帮助找到鸡窝。于是老作家诉苦：批评太凶，空气太严厉，怕。新作家诉苦：批评过左，怕。后来聚餐，大家一齐骂“批评家”——其实又找不出一个批评家来。（致胡风，1950年7月28日）
——这是路翎当时处境惟妙惟肖的写照，“其实又找不出一个批评家来”，遭际的奇特、严厉与真实，尽在其中。1951年7月，随剧院创作组去大连，无聊抑或苦闷中，编了一个笑话在同事中传播：
公赴大连，公收集材料，公编剧本，不成，改编小说，又不成，改编诗，自以为成，当众朗诵，群情愤慨，公自我批评，改编理论，骂人，公乃成；成为文豪。（致胡风，1951年7月27日）
1952年5月8日的信，末尾路翎说了一句话，在我看来，解放后到被捕前他的文学生涯基本都概括在里面了：
我仍然在与教条们打滚，相持不下，很疲乏。他们也疲乏了的样子。
精神奴役创伤
“相持不下”，是他自己的感觉。其实没有“相持”。当“革命的铁拳”挥动起来时，胡风、路翎之流顷刻便砸得稀烂。
从1955年到1974年这十九年中，路翎被监禁和劳改的时间，共十五年；所缺四年，是因为他患精神病在安定医院治疗三年，然后又保释一年。
为什么会患精神病？也无须多说，只看看《路翎传》描写的一个细节：
从早上7时起床就坐在地铺上，要到晚上9时铃响过才能躺下。14小时啊！除了吃饭、大小便、半小时的放风算是运动外，一味地枯坐，简直要把人憋死、坐死！
为了不“憋死、坐死”，路翎开始了“长嚎”，被困的悲绝的野兽所发出的那种“长嚎”。曾卓说，与路翎“关在同一个院子与他为邻”的绿原，“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吃饭、大小便之外，其余时间都侧耳可闻他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
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嚎叫，乍听令人心惊胆颤，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路翎的悲剧》）
其实，长嚎是他唯一跟自己对话、避免自我遗失、感受自身存在、抵抗精神崩溃的方式。可惜，这方式本身也极其残酷地伤害着他，“几年后，1961年他终于发狂了”。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长嚎竟然给他带去在狱中仅有的痛快、幸福之感，以致落下了癖好。他从安定医院出院保释回家后，仍旧每天做这门“功课”。开始在家中这样做，后来发现邻居受到惊吓，便在预感需要长嚎时，跑到外面空旷无人处，不亦快哉地来上几下。
无独有偶，他的“导师及朋友”、那个思想曾经锋利如刃的胡风，在长期监禁后也精神失常了。胡风之子晓山《片断的回忆——纪念父亲胡风逝世五周年》一文，对此有扼腕的记述。他的目光，变成“呆滞的、有时甚至带着野性的目光”，“让人看了瘆的慌”。他“有几天什么饭都不吃，只喝自己的尿”。夜晚该睡的时候，他却“穿戴得整整齐齐，站在门背后，不说，不动。”治疗中，儿子给他吃药，“药片塞进他嘴里，他又吐了出来，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的药。’我问他相信谁呢，答曰：‘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政府。’”一天夜里，夫人梅志值班看护他，他因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所驱使，竟要从三楼的窗户向外跳，母亲阻拦他，他打了她一手杖，并打碎了门上的玻璃”……晓山说：
父亲精神不正常的这段时光，令人难忘，令人心碎。我曾经踌躇是否要写这段生活，一是不愿勾起伤心的往事；二是考虑是否会有损父亲的形象。但我想，任何人也无权指责他的理性的一度泯灭。
是的，理性曾一度泯灭；但泯灭者另有其人。
1964年，安定医院治疗后，路翎以精神不正常之故保释回家。一年多后，警方再度将其逮捕，原因是精神失常的他频繁写信申诉，内中不少疯话；然而“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存在精神失常，或者说，即便因精神失常而说了“反动话”，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路翎“二进宫”，再回秦城。
1973年，从秦城监狱移至宣武门北京第一监狱塑料鞋厂劳动改造。
1974年，转延庆监狱农场大队继续劳改。该年6月19日，刑满释放，安排在街道“监督”扫地（后被提拔为正式扫地工，月给15元），直至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