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性格豪放的表现之一是喜饮且豪饮。他问汪曾祺既是文友，又是酒友，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例一起喝着黄酒，东扯西扯地聊，或者干脆不言不语地喝上它一两个小时。八九年初冬的福建之行，将近20天之中，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俩对饮或者在某些宴会上举杯劝酒的情展。最难忘的适，路过泉州古城时，我们参观完开元寺后，没有去惊动当地的文联，而是把车径直开到我的一位复旦老同学家。老同学见我陪两位老作家从天而降，惊喜莫名，款待甚殷，拿出一瓶珍藏的“拿破仑”劝酒。这下可把两位旅途劳顿的老头乐坏了，怀畅饮，仍不能把一瓶洋酒饮尽，于是在我老间学一再坚持下，二老带着未喝完的半瓶“拿破色”上路直奔福州。再者是在武夷山。冬日的武夷山，比夏天时清静得多，我们白天游山赏景，晚上就在下榻的银河饭店就着狗肉。蛇肉。冬笋等山珍野味喝老酒。两位老人往往是喝得满脸通红，然后东南两北地神聊，度过几天相当愉快的日子。1991年夏天在牡丹江的镜泊湖参加一个活动，主人用当地的一种仿日本清酒而制的响水米酒招待我们，这种酒是以镜泊湖附近种植在火山岩浆上的响水大米为原料，配以镜泊湖水酿成的，清香可口，度数不高、但其味相当醇厚，林、汪二老几乎每次都要喝上几大杯。临别时，林老还向主人索取这种酒。可见其诱人之处。可惜载着送汪、林二老几箱响水米酒的车子在来京路上出了车祸，这几箱酒竟未能送到二老手甩。殊是遗憾。因为二老大多数场合是酒伴，有时汪老或林老不在、特别是一年多来汪老因身体关系遵医嘱戒酒，于兑刺下林老一人独酌，就有点煞风景。
林斤澜哺酒大概始于育年时代。据说他在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时，因他年长，常带若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年纪比他小的一些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喝完酒买单时，大家身上带的钱不够付账，于姓林斤澜脱下身上的衣服抵押，直到回学校取回钱来付了账才把他的衣眼赎出来。这件事在几十年后，在他的同学中仍然作为一桩趣闻在传说着。
林斤澜不仅爯饮，而且有一个颇为古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酒瓶子。你若是到他家的书房里一看，书架上除了书就是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酒瓶子，既有瓷质的，陶质的，又有玻璃的，造型吏是多种多样，越怪他越喜欢收栽。陈列着各种各样酒瓶子的书架，几乎占了一面墙。粗略估计，他收藏的酒瓶子，不下七八百种。由于收藏多了，他收藏的标准也就提高了，无论质地或是造型，太一般的就不收藏，而只要钽质地造型好的，有特色的，他就千方百计收集来。他的一些朋友也帮他收集。还是八九年初冬到福建那一回，我陪同汪老先乘火车到福州，再乘汽车转赴漳州，斤澜公则由于在京有公务，过儿天由北京直飞厦门。为了打发汪老路上的寂寞，我把湖南作家孙健忠送我的一瓶湘泉酒带上。就是靠这瓶湘泉酒，一路上哄主了汪老。当喝完酒之后，汪老郑重嘱咐我，酒瓶子不能丢，斤澜正在收藏酒瓶给他带若。因为湘泉酒的酒瓶子乃黄永玉所设计，陶质、造沏古朴可爱。到漳州后交给林斤澜，他果然非常喜欢。从此放进行囊里，陪着我们漫游八闽大地，直到带回北京加入他那收藏的成千上上百的酒瓶子行列之中。
林斤澜是一位有着近半个世纪创龄、着作等身的老作家，但他始终平易近人，而且—直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在老作家中，像他这样，坚持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且能与青年作家心灵沟通的实在不多。
80年代的大部分岁月，林斤澜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他常常亲自审读育年作者的稿件，也培养推出了北京的一批青年作家。诸如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等所谓北京文坛“三刘”，还有李功达等青年小说家，他们的成长，无不渗透着林斤澜的心血。刘恒原在《北京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成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1988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轰动了文坛，后来张艺谋据之拍成电影《菊豆》，更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写成初稿经初审二审之后，送到林斤澜处终审，初审、二审均认为作品不错只是题目不雅，刘恒还是没改，只是到了林斤澜处终审，才根据林斤澜的建议改成现名的。据《北京文学》的编辑们说，林斤澜当主编，是常常要亲自审读稿子的，尤其姑新出现的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改刘恒小说的题目，仅是其中一个小例子。
80年代后几年和90年代初，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林斤澜与枉曾祺二老都是鲁院教学工作宥力的支持者。他们二老都被我们聘为兼职教授，每一期学员，无沦是进修班，还是研究生班，抑或别的专业培训班，他们都应邀到鲁院授课，并辅导学员的创作，有时还到外地为函授学员进行面授。这方面我与二老接触较多，可记者也更多。我记得林斤澜每次来讲课，和汪老一样，都是认真准备的，并且讲得很认真很专注，有一些观点不仅对学员很有沿发，对我也很有启发。例如关十文学语言的观点，林斤澜主张来自外地的学员，要注意学习北京的有生命力的口头语言，过好语言关，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其他如关于小说观念的演变问题，题材的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问题，细节描与问题，他都有精辟的见解，这些来自他创作经验认真总结的真知灼见，对学员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他的课总是受到各期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林斤澜不仅关心鲁院在校学习的学员扪的学习与创作，有一些学员毕业之后有什么难枣求助于他，他总是热心相助。去年（1996年）年底，北京作协招骋合同制的专业作家，有一位从外地来的曾在启迅文学院学习过多年的青年作家拟应聘，此事林斤澜知道后，给予多方的帮助，热心向北京作协有关领导推荐，终于使这位青年作家经过评委的一致同意，被北京作协招聘，取得较好的稳定的创作环境。提起林老热心相助这件事，这位青年作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林斤澜是位觅感情、讲义气的豪侠之士。他不仅关心扶植青年作家的创怍，而且在文坛疾恶如仇，广结善缘。他同老作家汪曾棋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传为文坛假话。其实。他同汪老的文学观点、创怍风格不尽相同，们他们的友谊经得起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考验，究其原闪，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因此可以维持近半个世纪。把酒论文，那只足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更甫要的鍅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同一老—起出去参加过几次话动，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心。例如八九年初冬在漳州，九一年夏在牡丹江，问汗老求字求画的人太多，让老头忙得够呛，林老见此很是心疼。常常出来为汪老挡驾。在漳州寸，《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我还常从他们互相之问的文字交往中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例如汪老为林老的小说《矮凳桥风情》勺的长篇评论，林老为汪老写的发存：《中国作家》的“作家写作家专栏上的长文，都是这种深厚友谊的见证。
林斤澜的同辈朋友不止于汪老，北京文坛也还有不少。例如评论家唐达成，他也是引为知己的。江苏的作家高晓声，已故的叶至诚，他们早年同学于苏南新专，后来又都是从事创作，友谊也是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在新华社工作的著名记者陆拂为，也足林斤澜苏南新专的老同学，小林斤澜将近十岁，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甚笃，关于林斤澜的不少逸事，就是陆拂为转告我的。
林斤澜一生中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影响是深远的，且不说他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十来部短篇小说集，即就70年代末以来他出版的两部短箱小说集《矮凳桥风悄》（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和《十年十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文瀚阁作丛书”之一）而言，作为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艺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关于《矮凳桥风情》，在该书刚刚出版之际，汪老就曾撰写长篇评论文章作过精辟的评论，那些写浙东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人和事的篇章，无论就具开掘生活的深度，还是文体创造的价值，怎么称赞都是不为过的。可以这么说，从《矮凳桥风情》中，我们看到林斤澜经过儿十年的艺术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尤其在文体上，在文学语言上，在小说的叙述技巧上，找到了属于林斤澜独有的东西。而新近出版的《十年十癔》，写的是“文化大单命”中的一些令人难忘却又容易被人遗忘的人和事，二十余篇短篇文章，创作时叫历时十余载，这在文学逐渐商业化的今大，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林斤澜显然玷很钟情他的这些作品的，因为其中饱含着他“文革”十年中的血与泪。他曾告诉我，这些作品现在发表出来并结集出版，是不怎么合时宜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但这是他的心血结晶，希琪我能认真读一读，评一评。我足听得出他话中的含义和良苦用心的。治然，在这篇东拉西扯的文章中，不可能认真地评论一下《十年十癔》。要完成这个任务，恐怕得另写一篇文章。
林斤澜对短篇小说艺术作了相当自觉和长期的探索，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从短篇小说的结构，叙述方法到语言表达，他都有过研究和主张。这在他的一些文论中和讲课时都有过表述。他曾说过。他每年都要读一遍《契诃夫文集》，由此可见他对短篇小说艺术研究的持之以我想，今后当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时，是不会也不应该忽视林斤澜嵌短篇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短篇小说艺术探索中所发表的真知灼见的。
令人敬仰的宗璞大姐
1998年7月26日，是宗璞大姐的70寿辰。这垃我不经意间得知的。因为要编她的一个散文集，以加入我主编的一套女作家亲情的散文丛书，是准备青她“领衔主演”的，因此要当面同她商量点事，便事先打电话同她约定造访的时间。我原拟于7月26日(星期天）去访她，她也不经意地说出7月26日是她的70寿辰，并说家人于至亲这一田都要去祝贺，说话恐有不便。于是，我便提前于7月25日下午去北大燕南园57号，是提前况贺宗璞大姐的70寿辰，一是同她面商有关编选散文笫的事宜。为此，还到北辰购物中心的花店买了一束浅红色的康乃馨，作为献给这位文坛老大姐生日礼物。
燕南园坐落于北大校园里一隅，闹中求静，充满书。也显得特别静谧。这些年来，由丁商潮的冲击，连安静的大学校园也不安静了，颇有点市井的喧闹。可是燕南园，却仍然保留着一片静谧，可以说是一片少有的绿洲，也是读书人少有的一片乐土。京墣人姐所居住的燕南园57号，是燕南园那大同小异的一片院落中的一个院落，它掩映在树木花以的扶疏之中，显得特别安静。我从喧闹的亚运村赶到这儿，敲开院落的大门，宗璞大姐迎出来，把我引进那充满书香味的客厅。一落座，在向宗璞大姐祝贺70寿辰之后，即书归正传。而谈完编书和有关专栏的事宜后，即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宗璞大姐久病初愈，气色不错，也颇健谈。她说现在每天都能坚持写作，五六百字到千把字不等，作为《南渡记》续糖的《东藏记》也将于近期杀青。谈到写作，她语调颇为平和，神情也显得安泰。
当今文坛，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女作家德高销重，颇受文坛内外的憧憬，一位是谢冰心，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奶奶”，另一位便进宗璞，珂以说是文坛的“老大姐”了。我们这批六十上下的朋友，都称宗璞为“大姐”，因为这称呼里既有尊敬的成分，也透着一点亲切之情。这就难怪心武老弟论理应称呼宗璞为“阿姨”，却一直“大姐、大姐”地叫下来了。
我虽然也称宗璞为“大姐”，却来往不多。早在50年代中期，读她的由此获罪的写得很美的短篇小说《红豆》，即心仪于她，80年代初，又读到她的散文《哭小弟》等写人间至情的篇什，更是崇拜她了。当然，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关注长箱小说创作的评沦，作者读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也颇受启发的，虽然未曾写文章评论它，但也保留了我对此长篇的好感。尽管我如此喜欢宗璞大姐的作品，而且同住一城，也同居一“界”，照说要找到她也是不太难的。可是我总以为她出丁名们，又具有大家风范，不敢轻易去打扰她。于是就一直作为心仪于她的一个读者崇敬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