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邓友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友梅一气发表了一连串写北京民俗的中短篇小说，举其要者，有《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采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等。于是邓公在文坛声名大振，成了北京新民俗小说的代表作家，成了继老舍之后又一位写北京的卓有成就的作家。那时在《上海文学》当理论编辑的周介人给我出了个题目，谈谈邓友梅这一组写北京民俗的小说中的民俗美。在反复研读了邓公的这一组作品并有考了他的简历后，我感到有点纳闷：邓友梅祖籍山东德州，生于天津，从小参加革命，在新四军当小宣传员，后来部队精兵简政，把他“精”回了天津，后又被日本鬼子抓了劳丁，东镀日本卖苦力，日本投降后回国，又参加了革命，仍然干宣传工作。解放后进文讲所学习，后又到北京四建工作……根据这样的生活经历，写点诸如《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之类反映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抑或写点诸如《在悬崖上》这类先被当作“大毒草”后来又成了“重放的鲜花”的作品，都是可以从他的牛活中找到根据的。但是，写像那五这样的破落的八旗子弟，像“画儿韩”这样的文物鉴赏家，又写得那么活灵活现，在生活中又有什么根据呢？邓友梅既未曾当过贝勒爷，又未曾当过识别假画的文物鉴赏家，也未曾落籍梨园，他是怎么写出这组奠定他在新时期文坛地位的北京新民俗小说来的呢？
我决定带着这些问题拜访一下邓友梅。记得当时他住在劲松的—座很普通的楼里，房子并不宽敞，但很有点书香气息。去时趄一个晚上，主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稀客，并爽快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据邓公说，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被下放到鞍山进行劳动改造。当时，像他们这样被监督劳动的“右派”，鞍钢虽不负责解决住宿问题的。好在友梅手里还有点稿费，于是用很少的钱买了个房子住下。同他一样在鞍钢进行劳动的不只是像他这样的“右派”，还有八旗子弟等各色人物。这些人也是没有住处的，于是就往他这房子里挤。这样，在鞍山劳动的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就认识了不少像那五这样的破落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他们的身世，熟知他们的经历和面容笑貌，这一段生活积累在20年后就成了他进行小说创作的素材。而且生活经历对于他的创作也很重要。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他从鞍山回到了北京，住在右安门内四建给他留下的那间宿舍串。。那儿离陶然亭公园不远，于是经常到公园里“蹓早”。陶然亭公园附近，是梨园界、文物界的居住区，聚集着不少梨园界和文物界的人物，他们也常到公园里“蹓早”。或吊吊嗓子，或打打太极，于是问落难的作家邓友梅认识了，交上了朋友，这中间，就有“画儿韩”、聂小轩聂师傅这样的人物。邓友梅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的事迹、形象也就烂熟于心，多年后也就成了他写小说绝好的素材。
说到这里，友梅怕我不相信，还拿出了一些陈列于博古架上的烟壶让我观赏，讲解烟壶内画的技法，后来又打开一个密码箱，拿出一些品位更高的珍藏的烟壶进行观赏。
经邓公这么一讲一看，我才了解到他生活经历中的另一段，这一段经历比他在新四军里、八路军里的时间还长，也更加刻骨铭心，于是才有《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出色的作品，当然，在解读了邓友梅的这段牛活的秘密之后，我对他写北京民俗的一组作品的理解也就大大加深了。于是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文单发衣在《上海文学》上，后来又收进我的一本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邓友梅近作中的民俗美》。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下的功夫极大也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
从文学史上看，有些作家，往往有着多方面的生活经历，有着儿副笔墨，因此，就有多种而孔。邓友梅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不仅有军旅生活的经验，又有上述的对八旗子弟以及梨园、文物诸方面人物的接触和了解，于是就写出艺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类作品。前些年，读到他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凉山月》。经了解，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又有一段在凉山彝族地区的生活经历，于是才有了《凉山月》这样的作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邓友梅调中国作协工作，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任外联部主任，成了作协的外交部长。从此，见面的机会多了，怛作品却读得少了。他当了作协的领导，我又在作协工作，我是不大主动接触领导的人，于是同他的见面大都是在会上或者别的公共场合，打个招呼或打个哈哈而已。但我也看到了友梅的变化，自从干了外事工作走遍五大洲之后，显然变得洋起来了，但是有时又故意装成十样子，穿个中式大褂，又模仿当今摩登女郎在脖子上挂了个手机的小套子（据说是为了及时接远在香港的邓夫人的电话，接受査岗），于是成了不中不洋，亦中亦洋的样子，体现了一种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统一。再说，近年虽说已过占稀，却依然才思敏捷，却又常常告人已有“老年痴呆”的征兆，处处装傻，成了一种大智若愚的样子，也颇为可爱。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邓友梅，也是我所看到的邓友梅。
布衣燕祥
青年诗人邵燕祥，这在50年代的诗坛，是个很响亮的名字。我那时作为一个痴迷着诗歌的少年，是很崇拜他的。当朗读他的《到远方去》、《找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我们热爱我们的上地》等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多么希望能见到这位诗人，同他交谈啊！
然而直到80年代初，我已人到中年并调到作协工作，有机会见到燕样时，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已不再怎么写诗，而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写散文、随笔和杂文，诗人邵燕样已成为散文家、杂文家邵燕祥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燕祥升同他交谈是在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此次笔会于1984年秋举行，历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与会者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文艺界朋友，又有江苏的一些新老朋友。燕样当时正担任着《诗刊》的副主编，记得在南京金陵饭店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把他同另一位著名的杂文家蓝翎弄混了，因为他们的相貌实在有点近似，当然细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燕祥那儒雅的特点的。之所以把他混同于蓝翎，正说明对他的生。疏。在太湖笔会上，由于是初次认识，谈得不多。交谈得较多的是当年在北京举行跨年度的中国作协四太上。那次会，我是工作人在简报绍丁作，而燕祥是与会正式代表，就在那次会上他以相当多的票数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的委员。但这种身份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记得这种随意的交谈大多是在餐桌上边吃边聊，有时是在走廊上见到聊几句。
1985年之后，很少见到燕祥，因为我足不人喜欢到处串门的人，而且同燕祥在业务上又没有什么联系，他写他的诗和随笔、杂文，而我好几年中又把令部精力用十当代氏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只是常常听到燕祥日子不怎么好过的消息。但是。燕样照样理直气壮地生活着，战斗着。常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那文笔犀利、忧国忧民的随笔和杂文。
到了1995年1月，我与童庆炳教授一道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以及章庆炳主编的“文艺新视角丛书”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很重视这两套丛书的出版，拟在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请北京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一起来议论议论这两套颇有些新意的文艺理论新着作。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很多人一齐想到请邵燕祥同志。于是我向出版社负资这两套书责编的编辑来到位丁虎坊路的燕祥寓所送书，请他参加研究会。燕样稍作谦逊便痛快地答应了。时届严冬，从虎坊路到北京师大路又远，临别时我一直嘱咐燕祥到时打个“的”到会场，“的”费照例足可以报销的。到了开会那天早晨，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因为参与会议的一些工作提早赶到会场，发现早早赶到会场的几位朋友中就有燕祥，当问他是怎么来的，准备给他报“的”费时，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这就是邢燕祥！这就是邵燕样布衣本色的具体表现！时下，人们大都很注意官阶和规格，注意各种待遇，注意新闻报道的名单排列和会上的座位安排，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这方面，燕祥足完今超凡脱俗的！照说他坫中因作协主席团委员，又拼任过《诗刊》副主编，是著名的诗人、散文、杂文作家，是名人，且享受厅局级待遇，应该有点“谱”，何燕祥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谱”，他绝没有名人的那种“派头”，也绝不摆厅局级的“谱”。乘公共汽车参加研讨会，只是他布衣本色的一点具体的表现。
到了1995年3月间，正是江南莺飞草长仲春时节，停了好几年的中国作协主席团例会在上海召开。邵燕祥作为主席团委员，照说应该赴会，因力这次会是主席团例会被无端停了好几年才召开的，巴老又亲自出面主持，更应该参加。但他可能有别的急事不能与会，便给会上写了一封倌。此信当时在会上是作为会议简报发的。此倌不仅表现了燕祥的凛然正气，而且文字也好，现全文抄录如下，供读者共赏之：
王蒙副主席并转
张锲书记：
作协党组、书记处以巴老名义召集的主席团会议，我已函巴老请假。
作协这几年丑闻迭出，有人事上的因素，亦有体制上的根源，懒于闻问久矣。你们知道我向主宽容，文革以后，认为不整人就是好人，退而求其次，虽整人而知所节制，不往死里整的也可以算是好人了。以言作协，倘有可能，多少做些有利于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的实事固然好，但至少须不干或少干坏事：这该不是陈义过高的要求吧？
前两天有诗刊的朋友相告，唐晓渡、邹静之申请入会未获批准。唐晓渡诗歌评论的劳绩，凡熟悉文学评论和诗作情况的人所共知；邹静之是知青一代诗人。散文亦佳。有一书加入“蜩蝈丛书”第一辑六册（包括冰心、王蒙等）中出版。他们固无须作协的会藉而彰显，不加入作协也并无碍于他们的着作、开拓、探索。只是与此相对照，据说作协书记处这次审批通过的新会员，有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无法与唐、邹相提并论。在文学组织工作中亦不知何所建树的人，这就未免成为笑柄了。
因此，补充陈建功等四位比较熟悉作家作品和文学界民情的人员入书记处，以补原有书记处成员之不足，或可望少出大不像话的事——但愿如此。
主席团会议就增补书记处书记一事投票时，不妨加我一票；此信权充委托书，不知当否。
此祝
春安
邵我祥
95年3月21曰
此信原为诗刊唐、邹二位青年同志加人作协申请未获批准之事而发，历数作协1995年之前的怪事和丑闻之点滴，表示他作为一位诗人和个正直的人的愤慨之情。读此信，为燕祥的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的冻然正气所折服，而这同他平时馅雅的风度、谨慎谦逊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燕祥为人的两个侧面，有时是横眉冷对，蔑视权贵，有时则俯首为牛，平等待人。当然，燕祥信中所说的事足作协1995年之前的事了，至于1995年以后的中国作协，据说已成了众乌栖息的“美丽的树林子”，这大概就不至于有燕祥信中所指责的那种怪事和丑闻出现了！
燕祥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关怀，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即仗义执言，为他们讨个公道。面对年长于他的老作家，他也是十分尊敬和关怀备至的。1996年春节前，老作家汪祺乔迁新居，与燕祥为邻，就受到燕祥一家不少的照应。有一次。我同汗老以及燕祥夫妇一道参加一个活动，因汪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是我带车去接他老人家的，此事让燕祥夫妇知道后，他们俩一致表示，要由他们送阅去，觉得他们没去接汉老很不应该。此虽小事一桩，何也颇让我感动。燕祥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但在汪老面前，常以晚辈出现，这种谦逊的态度当然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燕祥在当今的文坛上，豪无疑问是位名人。时下，名人真不少，可足能保持布衣本色的名人却不多见，照我看来。作为布衣的燕样史：加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