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是谁把我们装进了栅栏？
中国人的房子过去一般都装在小院子里。这一点，偏远的农村如今依旧如此，经济发达一点的农村，建小康村的农村大都有了变化，少了或没有了院墙。城市呢，大院落有，比如小区，就安有几道门，有人在那儿收进出车辆的费，也算“院落经济”吧，而一家一户的小院落则少之又少了。
相对于小院落的减少与消失，城市窗户上的铁栅栏钢栅栏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我住的小区，先是只有一楼安装了栅栏，其他各层概不许安装。摆在楼群前的几套别墅，也只安装了向外翘的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栅栏。但很快情况有了变化。别墅的主人们一个个在原有的栅栏里面又安装了更加密集牢固的栅栏，形成了双层保险网。住在普通楼上的人，一开始有几家冒着被罚款的危险装了双层窗或栅栏。待到有几户住二楼三楼的人家被盗，而小区治安警又不能防盗，人们便开始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装起了栅栏。我虽住五楼，但看见厨房那扇临街的窗时，内心总有几分胆怯与担心，怕梁上君子半夜爬进来。于是便决定，装一排钢栅栏。
如此想来，是从穷国向富国转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不容乐观的治安环境将我们装进了铁栅栏，是我们自己将自己装进了铁栅栏。
二
其实，中国人将自己装进铁栅栏以及这个栅栏那个栅栏也不是最近的事，为时已经很久。
孔夫子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不是栅栏？封建社会尊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是栅栏？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栅栏？我以为是，那是精神栅栏。中国人从猿到人后，一开始即不只受来自外界的束缚，主要地却受着自己的束缚。中国人的思想，一开始即不只受自然环境的逼仄与束缚，同时也受自己固有观念的禁锢。
谁在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然而只说“自己”未免笼统。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统治者，大统治者，小统治者，加上帮忙与帮闲的所谓“思想家”，加上已丧失社会批判精神的民众。
中国人老实，“揭竿”者有之，但那大多是因衣食无着，活不下去才“揭竿”的。因不能用自己的脑袋思想而“揭竿”者不多，如果有，也会被看成疯子。
及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思想的栅栏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某些当政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文字狱”，形成超文字狱，使十亿脑袋只留下一个思考问题，其他的，只用于吃饭喝水喘气，用于喊“万寿无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邓小平复出以后，中国有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思想栅栏被拆除了不少。但毋庸讳言，中国有形无形的思想栅栏仍有不少。邓小平就说过，中国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是什么东西，思想栅栏之谓也。
三
有栅栏好不好？这个问题似不可一概而论。生活中有时不能缺少栅栏。没有了栅栏，牲畜不好圈养；没有了栅栏，草地会被践踏；没有了栅栏，财物会被偷盗。从这个意义上讲，栅栏不但是好的，而且是必需的。
但我以为，思想的栅栏却不是好栅栏。不论“儒术”“祖宗之法”，不论以马克思名义革命名义划定的已经被扭曲和僵化了的圈子，不论古代现代的“文字狱”，都没有积极的意义，都在可废之列。
思想的栅栏该废，但又废不掉。原因何在？在于某些权势者的阻挠，在于帮闲者的阻挠，也在于民众自身的惯性与惰性。有些人思想被禁锢惯了，害怕撤除栅栏。一旦没有了栅栏，自己不会思想，脑袋空空，不知所向。同时还怕在自由的环境里别人有思想，衬托出自己的低俗与平庸。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大家都被关进栅栏，拍拍肩膀一样平。
窃以为，现今的世界，想构筑思想栅栏的人，想钻入思想栅栏的人，仍不在少数。于是，本来因为房子装栅栏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的我便欣然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