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厚
大家知道，季羡林老教授是我国享誉中外的著名东方学家，为了深入研究季老与东方学的关系，我想有必要先简略谈一谈东方学的含义、产生及其发展变化。
《辞海》（2009年版）对东方学的界定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译解的成功，该学科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专门学科。”
《辞海》对东方学的界定，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准确和明确的。第一，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学术范围是研究语言和文化，而文化指的又是广义的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诸学科。第二，它指出了东方学的地理范围是亚洲和东北非洲的国家。第三，它指出了东方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也就是说，东方学的产生是出于欧洲资本主义对东方各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需要，是为欧洲殖民主义奴役东方服务之学，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是欧洲人的东方学。这些研究东方的欧洲学人被称为“东方学家”，他们中虽有热爱东方文化，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但多数人还是殖民主义的御用学者。第四，它指出了东方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逐渐扩大与深化，学科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蒙古学等等。
现在，我再就20世纪以来东方学的发展变化，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20世纪40年代以后，是西方殖民主义崩溃和结束的年代，东方各国先后获得了独立解放，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建设，终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迎来了新的崛起，复兴之火已成为燎原之势，21世纪将成为东方文化的时代。
第二，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东方学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由殖民主义奴役东方、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之学变成了东方人建设东方、复兴东方文化之学，变成了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合作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之学；逐渐由欧洲学人独揽的东方学变成了以东方学人为主体的东方学。不过，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数百年侵略与统治留下的历史污迹，短期内还难于完全涤除，所以大家时常会感到“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影响的存在，为西方利益服务的欧美东方学家也还大有人在；但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欧美东方学家致力于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共同发展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
还在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已经到了末期，东方各国人民开始觉醒，他们中一些热爱东方文化和立志弘扬东方文化的学人，投身于东方学的学习与研究。更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志在创建东方人自己的东方学，促进东方文化复兴，再创辉煌。季老就是这些老一辈东方学家之一。季老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产生复兴中华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强烈历史使命感，立志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
第三，东方学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现在，东方学除了原有的分别研究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学科和埃及学、亚述学等等专门学科外，又出现了许多跨学科、跨国家、跨地区，乃至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分支学科，如中东研究、南亚研究、亚太研究、中日关系研究、中印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东方戏剧研究、东方哲学研究、东方古文明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
东方学就谈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季羡林与东方学》这个主题了。
总起来说，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对东方学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亦即是对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杰出贡献。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季老是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我之所以这样评价季老在当代世界东方学的地位，主要根据是季老在东方学研究领域之广、学术造诣之深、学术成果之多、对东方学发展贡献之大、学风学德之高，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一位东方学家能与他相比。
季老把人类文化概括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说季老的学术研究领域广，若以人类文化四大体系来衡量，季老则是会通四大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很多领域有精深的研究。换言之，季老是个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文化学术大师。
说季老的学术成果，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根据《季羡林先生传》一书的作者张光璘先生提供的资料，仅仅“从1978年到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如果再加上翻译、散文及杂文创作，则季老的研究范围就更广了。
季老在67岁至91岁高龄之年的24年里完成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论著，若不是成果摆在那里（已收入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在《〈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中是这样评价他的：“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周先生这一比较，生动地说明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文功比乾隆帝的十全武功更加辉煌多彩，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位居前列。
季老的学术论著水平之高是学界公认的，而最突出的特点是他那学术上的大无畏气魄和创新精神。下面是季老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季老说：“我喜欢胡思乱想，而且我还有一些怪想法。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对他这一门学问钻得太深，钻得太透，或者也可以说，钻得过深，钻得过透，想问题反而缩手缩脚，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有如一个细菌学家，在他眼中，到处是细菌，反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窘态可掬。一个外行人，或者半外行人，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他往往能看到真正专家、真正内行所看不到或者说不敢看到的东西。我对于义理之学就是一个初生的犊子。我绝不敢说，我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相信，我的意见是一些专家绝对不敢想更不敢说的。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如果没有绝少数不肯受钳制，不肯走老路，不肯故步自封的初生犊子敢于发石破天惊的议论的话，则人类进步必将缓慢得多。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常人所说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毫厘’、‘真理过一分就是谬误’。一个敢思考敢说话的人，说对了了不得，说错了不得了。因此，我们决不能任意胡说八道。”
季老总是站在学科的前沿，每项研究，必求有所发现，每篇文章，必求有新意。所以他的许多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季老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中华蔗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糖史国外有人写过，但只是作为一种科技史来写。季老的《糖史》既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因为季老独辟蹊径，主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沿着糖的传播历程，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在这里，我们看到季老在学术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再说季老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它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让美、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因为至今，世界上唯有季老译释过吐火罗文残卷，而且是数量多达44张88页的残卷。《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
季老的成功还在于他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学德。这里，我想引几段季老自己的经验之谈。季老一再谈到做学问要有“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精神。他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在谈及搜集资料时，季老认为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他说：“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说到学术研究中的考证问题，季老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贵在求真，而考据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至于考证的工拙精粗，完全决定于你的学术修养和思想方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搜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关于对待搜集资料和考证的态度，季老在对糖史的17年研究工作中，更是以身示范。为了从糖的传播历程中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季老从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搜集资料，寻找证据。其中有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把《二十四史》翻阅了一遍。季老说，他查阅的中外资料，“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常一本40万字汉文书，约500页，即使以读了20万页计算，季老为写《糖史》阅读的资料至少有400本。这，就是“季羡林学风”！这，就是“季羡林治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