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印度学与季羡林
郁龙余
随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印度学也逐渐转型为中国现代印度学。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如梁启超、陈垣、熊十力、章炳麟、陈寅恪、汤用彤、吕澂、苏曼殊、梁漱溟、季羡林、金克木、任继愈、徐梵澄、巫白慧等等。在这批中国印度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先驱中，季羡林云峰嵯峨，以其世界公认的专业学术成果宣告中国现代印度学的正式建立。
季羡林对印度学的研究，既继承了中国的学术传统，又继承了欧洲的学术传统。由于中国古代对印度研究有着极为丰富的成果和经验的积累，一旦和欧洲现代方法相结合，在季羡林身上迸发出巨大的、不可压抑的学术生命力。他从留学德国开始，一直从事印度学研究。令人称奇的是，在他年纪迈入古稀之后，学术研究却走进了持续的丰收期，其重要原因是他明白自己的学术优势和肩负的责任。
除了中西结合所产生的学术优势之外，与生俱来的“杂家细胞”也为季羡林将学术研究做足做强贡献巨大。他说：“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来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
所以，季羡林对中国现代印度学的建立所作的贡献，既有历史因缘、时代机遇，也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他自身的因素。
一、历六十载创新梵学——现代印度学的创建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六岁入小学，除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还开始学习英语。中学阶段，除了学习国文、英语、数、理、生、地、史之外，还学习德语。进入高中，季羡林三年考得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在诸多名师的严教和奖掖下，季羡林博览众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30年报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两校同时录取。经权衡，他进入出国机会多的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大学期间，他的英语、德语、欧洲文学和中国文学全面进步。而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选修课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课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羡林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应邀回母校山东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班上不少私塾出身的学生年龄比他大好几岁，有的能将四书五经背得烂熟，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季羡林如履薄冰。教是最有效的学。这一年对他的国语是最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1935年，季羡林根据清华大学和德国签订的交换研究生的协定，考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教授是世界著名印度学家Sieg、Waldschmidt、Braun等。1941年，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
从上述可知，季羡林从高中开始，接受的是中国、德国最好的教育。由于二战，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能立即回国，被迫盘桓到1945年秋冬之交才有机会到瑞士，第二年秋辗转回到中国。陈寅恪将他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被破格定为教授，并任命为新建的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在这岗位上，季羡林工作了三十多年。1978年至1984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78年至1985年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该所分办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
季羡林高文硕学，不仅是中国当代的学术大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学术领袖。他在北京大学耕耘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六千多名毕业生，其中不乏卓有成就的教授、专家、高级外交官。1996年，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系五十周年、季羡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一位毕业生所写的对联概括了他的功绩：
半世纪耕耘，广栽桃李功在园丁；
五十年培育，辈出栋梁根系苗圃。
季羡林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学术兼职众多。他到底有多少学术兼职，多得难以计算，其中重要的就有五六十个。例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南亚编写组主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东方文化》丛书主编，《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东方文化集成》丛书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传世藏书》总编，《中国的声音》主编，《当代散文八大家》主编，《中华儒藏》总顾问，等等。当今之世，能像季羡林这样兼有如此众多的重要学术职务者，实为罕见。这些兼职，没有一个是他争来的，全是他人给他挂上去的。面对学术领袖供不应求的局面，季羡林表现出非凡的大家风范：能辞让的尽量辞让，辞让不掉的就说明职责，该实者就实，该虚者就虚。年届耄耋，重要兼职越多。但季羡林对该负责的学术工程决不推诿责任，有一次他对同事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东方文化集成》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东方乃至世界有着深远意义……这是传世之作，要把这件事抓好，抓到底，对人类作出新的贡献。”季羡林就是这样张弛有度、虚实结合，竭尽全力地为中国学术服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国内外凡有重大学术工程，都愿意请他主持或担任顾问，他的名字成了工程质量的象征和信心的保证。这是中华千年学术史上少有的现象。有人称季羡林是“北大之宝”“中华之宝”，实不为过，他确实是中国学术的无价之宝。
作为学术领袖，除了组织才能之外，季羡林的过人之处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先进的学术思想上。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季羡林在一系列重大课题上发表了高瞻远瞩的见解，如古代印度佛教语言、中亚吐火罗语、敦煌吐鲁番文献、印度学、东方学、印度古代文学、中印文化交流、民间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美学、语言学、翻译学、中印佛教史、中西文化比较等等，都有大量文章、著作问世，都有掷地作金石声的精辟论断。这些论断或引领时人，或作学术坐标。
最让人震惊的是，季羡林在耄耋之年发表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在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纵观季羡林的学术人生，“河东河西论”是其最激烈、最鲜明、最先锋的学术思想。“河东河西论”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此论出自中国当代最具声望的学术领袖之口，其重要性及其带来的震撼异乎寻常。此论是否正确，由历史的发展来检验。季羡林登高望远，深切把握世界文化走向，并对之作出东方式的判断。这个季氏判断以其一生积学和智慧为基础，表述又极幽默而犀利，恰似现代谶语，不少人因学识不逮无法或不敢认同。其实“河东河西论”是季羡林晚年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它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先兆，昭示着以文化学术复兴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将到来。
综上所述，季羡林是中国当代学术泰斗，在众多研究领域中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但是，在他的所有学术贡献中，印度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开展最早，坚持最久。在季羡林众多称号中，印度学家是最基本的。他正是凭着自己丰硕而精湛的印度学研究成果，和其他学者一道，真正建立起了中国的现代印度学。季羡林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印度学家之一。季羡林在《学海泛槎》一书中说：根据我自己还有些朋友的归纳统计，我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约有以下几项：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糖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不仅获得中国学人的高度评价，而且获得印度学人的高度评价。他曾多次应邀访问印度，受到印度人民的热情接待。1985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研讨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上，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1987年，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季羡林最高荣誉奖“褒扬状”。季羡林的印度学成就同时获得了巨大的国际荣誉，1980年，应聘为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的《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1986年受聘为冰岛大学《吐火罗文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
二、钟情梵典犹重诗文——印度文学与季羡林
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放在印度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下面是他翻译印度文学的简况：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迦梨陀娑《沙恭达罗》，1959年、1980年列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卷书》，于1964年、1980年重印；
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迦梨陀娑《优哩婆湿》；
1980~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蚁垤《罗摩衍那》（一至七卷）；
1985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梅特丽娜·黛维《家庭中的泰戈尔》；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罗摩衍那选》；
1995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季羡林卷《沙恭达罗》；
1996年，他晚年花了许多精力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终于完成，作为《季羡林文集》的第十一卷于1998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还选译《佛本生故事》七则，曾与他人所译合集出版《佛本生故事选》。今这七则故事和《十王子传》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一起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中。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季羡林几十年来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在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交流、印度文化历史、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东方文化研究和散文创作、大量序跋写作的同时，还翻译了如此多的印度古典名著，实在令人惊叹。这就印证了他说过的一句话：“不管我其他工作多么多，我的兴趣多么杂，我决不会离开外国文学这一阵地，永远也不会离开。”
季羡林的译作除《家庭中的泰戈尔》之外，都是印度文学史上的第一流的古典名著。
迦梨陀娑的戏剧，标志着印度古典梵语戏剧创作达到鼎盛阶段，并且独领世界戏剧风骚，直到中国元、明戏剧的兴起。《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是迦梨陀娑的两个优秀剧作，特别是《沙恭达罗》，在印度人民心中有崇高的地位。印度有一则谚语说：“韵文里最优美的就是英雄喜剧，英雄喜剧里《沙恭达罗》总得数第一。”在世界戏剧史上，它也当之无愧地被列为千古名剧之一。18世纪末，被译成欧洲文字后，震惊了整个欧洲。
《五卷书》是印度最著名的故事集，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它的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佛本生故事》是与《五卷书》齐名的印度故事集，在世界各地有广泛影响。《十王子传》是印度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宫廷诗之一。
季羡林用力最勤、费时最多的，还是《罗摩衍那》的翻译。这部史诗和《摩诃婆罗多》合称印度两大史诗，是古代印度文学的伟大宝库，对印度的影响，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泰戈尔曾经这样说过：“光阴流逝，世纪复世纪，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源泉在全印度始终没有枯竭过。”两大史诗的西传，与欧洲启蒙运动及浪漫主义密切相关。为了与教会神权、封建专制斗争，宣扬个性解放、人权天赋，欧洲学者对风格迥异的东方文学表现出极大关注。他们陆续介绍、翻译两大史诗，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
总之，季羡林抓住了重点，为中国学者研究印度古代文学打开了正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