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莫斯科爆发了信教者的游行，对苏维埃政府的宗教政策表示抗议，要求恢复被毁的教堂建筑。40万人朝红场的尼古拉门涌去，再次被教会选为大牧首的吉洪在红场会见了游行者。而这时，红场上正在举行“5·1”节集会。列宁和其他领导人目睹了这一景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缓和社会舆论。一方面关闭红场，不再允许在红场举行宗教游行；红场将只作为举行国家重要仪式的场所和名人墓地；另一方面，加快了新纪念碑的建立工作，同时在纪念碑名单中增加了一些文化和艺术名人。10月7日，第一座新纪念碑——拉季舍夫纪念碑树立在凯旋广场上。在克里姆林宫旁的亚历山大花园中建起了“为劳动人民自由而斗争的杰出思想家和活动家”的方尖纪念碑。11月7日，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亲自参加了在红场上的“为争取和平与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而牺牲者”的纪念牌和大剧院广场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纪念碑的建立和揭幕仪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战斗动员，是将俄国的胜利寄希望于未来的世界革命。列宁在“为争取和平与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而牺牲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说：“让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烈士的时候在他们的纪念碑前宣誓：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学习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要把他们的口号变成我们的口号，变成全世界起义工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不胜利，毋宁死’。”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列宁说：“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在1918年的5月，尽管苏维埃政府对教会和信教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但是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的过程仍然在加速进行。除了纪念碑外，在几乎所有的公用建筑物的墙壁上都刷上了标语。政治宣传画、招贴画、领袖肖像画和街头装饰画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马雅可夫斯基主持的“罗斯塔之窗”就是这种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
在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中，苏维埃政府坚持了一条原则：砸烂旧的一切，在空地上新建社会主义的大厦。旧的艺术、学术机构被解散，新的艺术、学术机构相继建立，在1918年间，先后组建了社会主义科学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科学技术部，恢复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音乐厅、剧院的演出，将摄影和电影的生产和营业企业归属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服务，从1920年起，这些企业受党中央的鼓动宣传部领导和监督。
作者点评：
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对于党内的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来说，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欧洲革命、世界革命的希望。这时，列宁说过：“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就列宁个人而言，他对国家的管理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几点是极其明确的：一是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二是建立消费合作社和交换的国有化；三是普遍的劳动义务制。而实现这一切的主要方法是强制，先是强制性计算和监督，后是用铁的手腕，用红色恐怖来达到的垄断和专政。列宁的这些基本想法后来被写进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之中。列宁把管理国家的任务归结为是纯粹经济的任务，经济改造任务。列宁强调两点：一是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列宁详细解释了劳动义务制，指出“对俄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来说，劳动义务制应当是首先和主要地使富裕的和有产的阶级承担自己的社会勤务。我们应当从富人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所谓计算和监督实质上主要是对有产者手里的财富和货币进行监督，在其后再进而“对大多数劳动者即工人和农民实施相应的原则”。
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计划，而是列宁所提出、后来被俄共（布）中央接受了的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最初设想。而在国内战争时期逐步实行的那些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实质上正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的设想的付诸实施。
实现国有化是列宁的根本想法，所谓工业的国有化，那就是工厂归国家所有了，由工人自己来管理了，就会生产出国家所需要的产品来。他的另一种想法是，工厂企业的国有化将会使资产阶级分子和有产阶级分子购买工厂以及类似的大型生产资料的可能性愈来愈小。因此，这种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考虑。工业的国有化实际上就是将私人企业剥夺、没收、征用和管制。所以，这就决定了在国家工业政策方面，是领导者的独裁意志起主导作用，是工业生产的军工化和国家经济的军事化，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战时共产主义”性质。从物质到思想，一切领域的国有化是“战时共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仅仅把工业国有化、总管理局制和企业管理的一长制说成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是不确切的。
在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国有化中，列宁始终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农村的富农的。他把粮食的短缺、粮食采购量的下降、城市的饥荒、苏维埃政权的不稳定统统都归罪于富农的反抗。列宁不承认农民这个概念，只承认富农、中农和贫农。因此，对富农的进攻，对他们采取铁的手腕，对他们进行镇压就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是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必由之路。他把富农归结为小商品生产，归结为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斗争的土壤。在这时，国家和富农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国家统一分配和反对国家统一分配的斗争。余粮征集制的实质就是一场对“富农”的斗争，一种广义上的对俄国农村农民的战争。所以，列宁欣喜地从执行余粮征集制所征集到的粮食和所进行的统一分配中得出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这样的结论。
在对“战时共产主义”的阐述中，人们几乎忽略了意识形态“国有化”这个问题。意识形态“国有化”是个精神问题，它涉及人们的信仰、传统、习俗、道德、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统一和集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东正教。东正教是俄罗斯人近千年的思想归属，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习俗、文化、礼仪、道德、传统都融于教会和教堂，他们和东正教是难解难分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既是宗教又不完全是宗教。国内战争期间，执政者认为，东正教是一种欺骗和罪恶，只有割断了与东正教的联系，才能割断与旧世界的联系。于是，在政教分离的进程中，就全力摧毁教堂、没收教堂和教会的财产、熔铸金银法器、放逐和镇压神职人员，禁止人们信仰东正教。捷尔任斯基这样的革命者相信，推倒了教堂，人们就会走上无神论的道路，共产主义思想就能发扬光大。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这种不砸烂旧传统、旧文化，就不能建设新传统、新文化，不砸烂旧基础，就无法建设新的高楼大厦的思想和行动，在苏维埃国家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都在不断起作用。
“战时共产主义”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由许多因素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对历史的功绩和反动是不能用几句话来表述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和群众都曾对这个“战时共产主义”寄予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希望。历来，人们在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批评中，常常用了“直接过渡”这个词，可是，当我们今天来重新认识这一历史现象时，我们在列宁这一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在俄共（布）党的法令和文件中，却没有发现把这许多措施明确写为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手段。因此，我们只能说“战时共产主义”现象只是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对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朦胧想法和狂热追求的一种体现，而这种体现由于战争的胜利和经济的艰难而一度变得十分的膨胀和泡沫色彩般的鲜艳。此外，过去有人认为，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是群众的狂热和像布哈林这样的领导人的“左派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鼓动。这种判断和结论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