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净禅师自从收了弟子智璇以后，见智璇很有悟性与佛心，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佛子而高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光大佛教的衣钵传人而自豪。在听了几次智璇登坛说法之后，颂扬备至，于是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刁难与压力，将祖师遗下的衣钵信物传给了智璇，自己不再与弟子传道说法，不久也就圆寂。普净禅师圆寂以后，以觉悟和尚为首的一帮和尚，开始反对智璇了。他们认为智璇资历浅，根本不能挑起麓山寺方丈的重担，于是有了二心，只是没有机会下手。学子士人的云集，打扰了他们的清修，给智璇造成了压力。觉悟和尚多次要求智璇驱赶学子士人，甚至提出抗议，这倒使智璇左右为难了。智璇本来就是学子出身，而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儒生，只是因为科举的失利而潜入佛门。他的内心对儒学的推崇仅亚于对佛的推崇。于是他想，是否可以让出一部分佛地兴建书院耶？这一想法于当时来讲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和承担很大的压力。首先是内部的压力，觉悟会是第一个提出反对的；其次是香客，是那些执著的朝圣者，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能的。然而经历多次的儒佛争斗，虽然佛教险胜，但终究没有将儒学斗倒，甚至愈斗愈使儒学得到发展。
而今尽管太祖、太宗颁诏天下重视佛教，认为佛教于安邦定国大有裨益，真宗皇帝甚至作《崇释论》以诏告天下，但真宗亦作过《崇儒术论》呀。并且明令国家的科举科目为“正儒术”。智璇是根本不想去与儒学作斗争的，所以让他驱赶学士是万万不能的。通过左思右想，智璇终于下了决心，只有割舍佛地，兴建书院，分地而治，分地而居，才是解决目前处境的惟一办法，也是确保麓山寺香火延续的最佳方案。因为他清楚，无论是哪个朝代，或许在江山初创之时因为战争的需要，会一时排斥儒学，但在江山建立以后，统治者则必须重视和利用儒学为其安邦定国，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儒学宗义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儒学宗义所主张的忠、信、仁、义、礼，无论是谁做皇帝，都不可能摒弃而不顾的。儒家顾及的不是神，不是死后的情况，而是人生于世的规范；有人生就要有规范，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生于世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这些都是皇帝所必须面临的实际。
所以，尽管历朝皇帝对佛教有时崇奉有加，但到头来对儒学的重视与佛教相比，终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主意已决，智璇告知觉悟等众僧，无奈智璇话语一出立即引起了觉悟等众僧的强烈反对。觉悟坚持认为智璇的做法有辱历代祖师。
自西晋以来，麓山寺的建立，岳麓山的地产就一直由释道所管。南岳道长遭了厄运以后，岳麓山的崇祯观自然受到影响。所以自此之后，岳麓山的地产实际上都是由麓山寺管理的。
而今智璇要划地建立书院，这不是离经叛祖又是什么？尽管智璇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也分析了目前儒释的处境及今后儒释的前途，但以觉悟为首的部分僧徒则坚持认为，智璇是佛教的叛徒，除要他辞去主持之外，还要他面壁十年，向佛祖忏悔。他们不再听智璇说法，智璇说法之时，他们率众冲击，一时麓山寺内内讧激烈，道场香火也受到影响。智璇主意已决，就不再反悔。觉悟见硬撞终究难让智璇同心转意，便打定主意率众上访，直至进京告御状。他要扳倒智璇。他清楚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扳倒智璇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要不是智璇的出现，麓山寺的主持是非他莫属的。而现在呢，事实明摆着，是智璇杀了横枪，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主持。只是当时有碍师尊情面难于下手，再说也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清楚，在麓山寺内尽管表面上有一部分僧徒紧跟着智璇，但于内心来说，又有谁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划割呢？他觉悟要是上访成功的话，真是功莫大焉，将来在麓山寺内，在麓山寺的朝圣者面前，他觉悟和尚该是多么高大的形象！
再说他觉悟本是后周普济寺的大和尚，是由于周世宗皇帝的昏庸驱僧而流落于此的，是后周的受害者。大宋初期，太祖、太宗悖后周之道而行，大兴佛教，虽然也兴儒学，但总不能顾此而失彼，舍此而求他吧。有了以上理由，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皇上，觉悟认为是有把握的。到时候，要是皇上一时高兴，看了自己的苦行僧历史，说不定成为钦点主持，统领天下众僧，岂不快哉？觉悟如是辗转反侧，竟是夜不能寐，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得意。年轻时揭竿谋反，结果兵败人亡，鸿鹄之志未能实现，至今未能出人头地，暮年之时倒是时来运转，亦不枉此一生。如此主意一定，便带了几个心腹，作了状纸，直奔潭州府而来。状纸递上之后，潭州太守朱洞见是和尚告状，有了兴趣；展开状纸一看，竟是和尚告和尚。状纸措辞十分严厉，讲智璇是如何的拉拢巴结儒生，又是如何的叛经背祖，意在请求捉拿法办。
这潭州太守本是进士出身，也是儒学的饱学之士，见了状词如此，知觉悟乃非善良之辈，于是提笔判道：“和尚告和尚，请转佛祖处理。”
批转以后将状纸递交给师爷，把觉悟打发走了。觉悟讨了没趣，悻悻离去，筹集盘缠准备进京告御状。
朱洞打发觉悟和尚之后，备了小轿，轻车简从直奔麓山寺而来。朱洞和智璇以前都是儒生，而且都对儒学有比较深刻的研究，所以有过几次长谈，虽称不上至交，亦可算是朋友。
对朱洞的来访，智璇并没有十分的客套，进方丈室，献了茶后，朱洞也就言归正传。朱洞首先对智璇的宽阔胸怀、深明大义表示钦佩。其次告诉他觉悟和尚状告智璇的有关情况。觉悟和尚的上访告状这一点早在智璇的预料之中，只是他没有想到觉悟居然这样无中生有，妄加罪名，但本着佛的精神，智璇是能够原谅的，况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大师凡事必三思而后行，我等皆为儒学之徒，世道的艰辛与风云的变幻难以预料矣！”
朱洞若有所思，喟然长叹。智璇清楚，随着长期以来儒佛之间的斗争，佛也好，儒也罢，总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和精神，作为一元的理论来统治这个世界。但长期以来的结论，谁也没有妥协，谁也没有因此而消亡。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平衡发展，非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呢？他也清楚，他割让佛地而兴建儒家书院，无论是本寺亦或全国其他寺庙，对他都是会有些想法的。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是他在向儒学妥协与投诚，这对一个佛门弟子来说，其影响该有多大？这一后果他也很清楚。但他就是很难理解，他智璇本身不就是一介儒生而遁入空门的吗？难道这也能意味着是儒学向佛教的妥协与投诚么？他向朱洞谈了自己的想法：“让我驱赶学人士子，是万万不能的，而且与佛的精神亦是相违背的。然而不妥善地安置这些儒林学子，确实是有碍佛门清修，而且寺庙凡俗之人太多，难免不污佛祖，这对于和尚来说不就是莫大的罪责耶？”智璇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也坚定了割让佛地的决心。
却说觉悟率了四五个随从小和尚，一路云游化缘，来到了京城，太祖、太宗皇帝早已崩驾，正是真宗继位当朝。这位真宗皇帝，却是一个佛教的真实崇奉者，就是他在作了《崇儒术论》的同时，作了《崇释论》。说佛与儒“迹异而道同”。他建寺译经，并且亲自作佛经的注释。真宗的“迹异而道同”，其旨意是把佛与儒摆在平等的天平上，告诫诸佛与儒不要互争高低，互不相让，要共同发展。可惜觉悟并没有理解真宗旨意，只是一味地认为真宗在扶拂，有了这样一些想法，他就更加有些飘飘然起来。
光阴如箭，不日到了京城。觉悟租了一个寓所住下来，便天天往各地茶坊酒馆。从结交内监入手，他初时结识了几个小．监，这些小监对宫中的事情多不大明了。后来由这些太监代他介绍，又和那些中宫认识。不知怎么的，居然打通了内情，于是击了朝鼓，执事太监把他“请”进了皇宫。觉悟见了真宗，顾不得和尚不要下跪的圣谕，扑通一声拜跪在真宗面前，呈了状词。见是古刹麓山寺的和尚，真宗很是看重，当即赐座容他细禀。觉悟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麓山寺的历史述说了一遍，又狠狠地炫耀了自己一番。因为他是李唐的远亲，又是后周的敌人，倒是很引起真宗的同情。真宗本是看重和尚的，见觉悟如此，很是器重。正待开启金口，却有黄门太监启奏，潭州太守朱洞进见。
原来朱洞在同智璇商讨时得知觉悟可能进京面圣，就有些想法。因为觉悟上诉州府时，他朱洞作了“和尚告和尚，请转佛祖处理”的批示。尽管是带着玩笑和嘲弄的手笔，但终究还是觉得有些不妥。要是觉悟连带他的手笔一同告了，自己却或有些麻烦。因此，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来到京都。好就好在朱洞虽是外任，在朝中尚有口碑。他为政勤俭清廉，潭州一带在他的治理之下，风调雨顺，民丰物阜。再加上他乃进士出身，很是受真宗宠爱。所以他的晋见，真宗也极为重视，竟是冷了觉悟，令朱洞次日上朝。第二天早有黄门太监，拖着长长的鸭公嗓音高呼：“宣——朱洞——晋——见”。
上了朝，朱洞山呼万岁后，递交了奏章。朱洞的奏章，着重谈了兴建书院的重要性：“岳麓山自西晋泰初二年兴建麓山寺以来，其物产历朝都是寺庙管理。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儒学在我太宗圣上的重视与推介下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设立地方学校，从事儒学的传道授业，可以使广大国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高全民的文化与道德素质，亦可以减少儒林学子寄读寺庙而给寺庙造成的压力，从而不至影响众僧的清修。如今麓山寺主持大师智璇，深明大义，主动割舍佛地以造书院。如此大义之举，亦系潭州学子洪福，朝廷应予以重视与支持”
朱洞的奏章言词恳切，句句在理，真宗皇帝龙颜大悦：“朱爱卿所奏正合孤意，想朕大宋江山，自太祖皇帝黄袍加身以来，国泰民安，这与太祖、太宗的仁爱治民是分不开的。朕崇佛教，但更崇儒学”于是准了朱洞的奏章。
却说觉悟先见真宗很是器重，有些兴高采烈，大有飘飘然如若飞升之感，却没有想到朱洞的上朝，坏了他的大事。真宗看了他的状词，认为他有诬告之罪，不仅诬告了麓山寺方丈，更是诬告了朝廷大员。本要缉拿问斩，念是佛门弟子，判了充军，远远地打发去了。
有了皇上的支持，智璇也就责无旁贷。寺内众僧见觉悟进京面圣，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落得个充军的下场，也就不再与智璇作对，并纷纷参了佛祖，在佛祖金身之前忏悔自己，以求佛祖的体谅与支持。众僧参了佛祖之后，智璇把岳麓山地产的契约交付给潭州太守朱洞。朱洞择了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不久被命名为教学斋的讲堂和半学斋的师生宿舍建成竣工。教学斋是朱洞根据《礼记·学记》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居民教学为先”之意而拟。“半学斋”呢？则是智璇根据《尚书·说命下》“惟敩（教）学半”之意而拟。
教学斋为师生传道授业之所，半学斋辟斋舍五十二间，为学生集体宿舍。前建中门，出三面屏墙，白墙青瓦，琉璃沟头滴水，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大门两旁，置汉白玉石鼓，石鼓为双面浮雕。书院建成后，智璇又出资购书藏于其中。大宋初期，由于后周对儒学的贬斥而造成经史书籍匮泛，就连当时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其藏书也不过四千册，这么少的书又能有多少流入民问呢，所以儒林士子所读也不过是手抄儒经。因为传写不全而造成许多的断章断义。有鉴于斯，智璇也就本着送佛送上西天的精神，历尽艰辛，求购正版的《周礼》、《仪礼》等书数千册，藏于院内以资学教之用。有了讲堂，有了宿舍，亦有了藏书，潭州的第一座地方学府也就初具规模。朱洞报请真宗，要求聘请周式作为山长。这周式呢，潭州湘阴县人，世代从儒，虽非鼎盛之族，亦是书香门第，传至周式，已是一代鸿儒。他生性淡泊名利，仁义立身，无意仕途，一生未曾参加过科举。朱洞自任潭州太守后，曾多次劝其出仕，无奈周式志坚，誓死不从。其学问、人格常被朱洞引以为师。这次造了书院，禀了皇上，朱洞就登门相请，见是为了教学，不是仕途，周式也就欣然前往，出任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
岳麓书院在周式的领导与管理之下，秩序井然，学风蔚然，也就成了大宋年问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周式这个本来淡泊名利的鸿儒，却因为领导与管理书院缘故，受到大宋真宗皇帝的召见，应了周式山长的请求，真宗题了“岳麓书院”匾额以赠周式，周式因此而闻名天下。这是周式一生也没有想到过的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智璇禅师自从觉悟率众进京面圣告了御状，朱洞进京面圣递了奏章，真宗皇帝对他也就另眼相看了。真宗见他深明大义，主动割舍佛地，觉得他有大师风范，在岳麓书院竣工后不久，就下诏让他进京面圣。无奈智璇淡泊名利，一心向佛，不以尘世虚名为念，而以年老衰弱、不敢远行为由辞了面圣。见智璇如此，真宗也就作罢，不再赏赐，此后不久，智璇享尽天年而坐化圆寂。
正是：
智璇舍地不求名，朱洞奏章建奇勋。
觉悟不义终自毙，周式无欲天下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