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新与西方和旧与中国的认同也越来越明显。1921年6月30日，哲学家杜威在北京各界给他送行的大会上谈到他对中国青年学生和成人知识阶级两方面的印象。他说：“青年方面呢，都渴望新思想，对于学理只是虚心的公开的去研究，毫无守旧的态度……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与青年有一样的态度。”杜威虽然说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但他同时指出：“全世界无论哪一国里要找这一群青年恐是很难的。”[8]
换言之，中国读书人无论少长，其趋新已达世界少有的程度，而且那时一些中国人崇新确已超过外国人。也是在北京各界送别杜威的大会上，女师大的代表吴卓生致词说：“中国人有许多崇新太过了，以为男女之间可以毫无拘束，所以很闹些笑话。”还靠杜威的夫人和女儿以演讲和人格感化，才搞清楚真正“新”的外国人其实并不如此。杜威一家本是新派请来承担引导趋新角色的，实际却起着将一些中国人向旧的方向拉的客观作用，最能体现当时社会角色的错位。
而杜威在大会上的讲话也并非什么客套话，那的确是他在中国讲学两年的结论性看法。他于1920年年底曾应美国驻华使馆的要求就当时中国学生运动写了一份报告，说得还要直接。其中即指出中国学生倾向于“欢迎任何只要是新的或与既存意识不同的观念”。由于听众不同，杜威在此并未强调这是新时代的精神，而是指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与那些和中国人有接触的外国人的观念“其实是相同的”。[9]北大教授陈大齐在1923年的观察颇能印证杜威之所见，陈氏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都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10]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
杜威所接触的中国人当然主要是能说英语的读书人及其友朋，陈氏的观察可能也限于一定的社会范围，未必能够概括彼时中国人的全貌。但至少在五四前后的那几年，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师生两辈人，的确是当时全国士林的中心。故他们的观察可以说象征性地表达了“新的崇拜”这一尊西崇新大趋势的实际存在。
在此进程中，“新”的威力日见增长。1920年3月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出版，一向趋新也最善于领会时代气息的老辈梁启超在读后即写信给胡适，说他“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他在表彰之余，也对胡适新诗的形式提出了批评，委婉指出胡适在诗最重要的“音节”方面功夫太差。[11]以梁的辈分和身份，在颇有保留的情形下仍要叫好，无疑体现出《尝试集》在出版当时具有相当的“征服力”。
《尝试集》的威力当然主要是借了整个文学革命的东风，但尊西趋新的大潮也对其有所帮助，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胡适的白话诗在格式上创新颇多，以英语的译音入诗，就是一创举。其最常为人引用的一句就是“匹克匿克[按即picnic之音译]来江边”，引用者多少都学过一点英语，他们的引用无不带点挖苦的意思（从胡的老朋友任鸿隽到后来的新朋友溥仪及晚年的“好后学”唐德刚，均在此列）。但是这些人未料及的是，在民国初年尊西成风时，许多外来字词正是靠着其译音而获得言外之魅力（charisma）。君不见民国初年“德先生”和“赛先生”不就比“民主（当时也译民治）”和“科学”说起来响亮得多吗！当年思想论争时，一方只要将“德谟克拉西”或“普罗”一类的字词挂在口上，通常就可操几分胜算。[12]故胡适本意虽只是略作尝试，却歪打正着，无意中增添了其白话诗的“力量”，真可说是“功夫在诗外”了。
但趋新大潮与尊西的结合只是钱币的一面，中国人趋新和激进的攻击锋芒也可转而西向，西方文化优势在中国的确立实意味着所有反西方的努力也要用西方的观念来使之合理化。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始终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且西方文化本主竞争，中国若真西化，亦必与之一争短长。故中国人学西方的同时又要打破自身的传统，无非是在“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念的影响下，想一举凌驾于欧美之上。以前是借夷力以制夷，后来是借夷技、夷制、夷文化以制夷，最终还是为了要“制夷”。
早在19世纪末，传教士已有意识地为“取代儒学的地位”而培养能为其所用的华裔人才，拟“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随着尊西崇新趋势的形成，以新人取代旧人这一点不久就已基本实现。但正如传教士在1890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在华教育就像一柄双刃剑，“基督教会必须让它为上帝服务，否则魔鬼撒旦将利用它来反对上帝”。[13]传教士的利用“科学”，主要因为其与基督教一样属于西方；但“科学”与同属西方的撒旦也是同源，欧洲反对“科学”的那些教士正以其为撒旦的产物。故科学究竟与上帝和撒旦孰近，证明起来还很困难。
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1841—1913）在1877年就已指出：“经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异教徒比一般异教徒更难接受福音。”[14]故传教士运用科学为布道工具的取向实有自掘坟墓的性质，他们最热心传播的科学到后来终成为抵制基督教的最有力武器。近代中国士人在承认西方文化优越的同时，复凭借主要是西来的“科学”（中国自然也有科学，但观其在五四时所得的“赛因斯”之名，就很能提示时人言说中“科学”之渊源所自）之力将基督教排斥在那优越的“西方”之外。在文化可分论影响下的中国士人，一旦掌握了科学的一般道理，立即用之以证明基督教的“不科学”。[15]
曾经一度加入基督教的胡适不久就退出，后来虽然倾向“西化”，却长期攻击教会教育，就是一个显例。早年的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部分即因为他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确实不无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但胡适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象”、“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而在摒弃之列了。[16]中国士人以科学反基督教固然有所谓“理性”的成分在，但恐怕多少也因潜意识中抗拒西方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思绪在起作用。
那时中国士人对西方那种爱憎交织的曲折情绪，在民初中国人学习的榜样由英美而转向苏俄这一进程中表现得最充分。近代中国自向西走以来，最初提出来要学习的就是日本与俄国。因为这两国的情形究竟比欧美更接近中国。中日间有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情形相近是无须说的。中俄相近，也是时人的认知。胡适在1911年“观演俄剧‘Inspector—General’[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就颇产生中俄如“鲁、卫之政兄弟也”的感觉，可知胡适心目中俄中政治情形至少在负面是相近的。周作人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17]日本在“二十一条”之后已无人主张再学，俄国却并未排除在可学之外。
特别是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给中国人印象颇深（中国人当时并不一定将俄国两次革命区别看待，后来才渐有区分）。俄国的二月革命一起，立刻引起胡适的注意。他推测，“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到十月革命起，也是留美的张奚若即认为，如果德国与俄国的和议成功，“俄新政府或有机会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从容实施”，这将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大事。如能成功，其影响何可限量。即不幸而失败，亦是政治学社会学上一大‘尝试’，向前看者不必稍挫其气也”。如果说这些年轻人还算那时的激进派，则温和稳健之老一辈如黄炎培也主张中国人应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18]
不过，由于激进趋新的中国士人要学“最新最好”的西方，革命前和革命初的俄国，似乎还未达到“最新最好”的程度，所以陈独秀在五四时喊出了“拿英美作榜样”的口号。那时陈独秀与胡适思想接近，他所说的英美，本是因杜威在华演讲而发，故实指的是美国。这正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美国在华影响上升的巅峰。特别是威尔逊在大约同时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在中国甚得人心。
但列宁也在基本同时提出了民族自决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列二人皆提出了国际秩序新观念，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所以两者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假如我们学民初人将世界也划分新旧，则至少在国际秩序方面，威、列二氏同属新的一边。但在新派范围之内，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或至少推动其实行。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比较倾向于美国取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青年学生发生的影响则显然更强烈。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年初已认为“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而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恰摧毁了几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以前颇吹捧威尔逊的陈独秀也不得不认为他“好发理想的大议论”，其实又“不可实行”，决定送他一个诨名，“叫他作威大炮”。此时正值新俄（新字要紧）发布放弃条约权利的《加拉罕宣言》，立即在中国各界引起极大的好感。进步党的《时事新报》在社论中说：此宣言正是建立在威尔逊的和平原则之上，“只是威尔逊自己却不能把他实现”。[19]这很能表现中国士人学西方的榜样由美往俄的转移。
陈独秀在1918年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故吴宓慨叹道，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若仅言新文化运动那几年，则把孔夫子换为威尔逊倒更加贴切。[20]
毛泽东后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那时的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故“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但新学家自己虽然颇有信心，“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却“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直到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学西方得出的最后结论乃是“走俄国人的路”。[21]
这样的结论的确不只是共产党人才有（程度和具体步骤当然大不相同），“俄国人的路”与西来的“社会主义”是直接相关的，前引金天翮的话已预示了社会主义对中国读书人的吸引力。周作人在1926年说：“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他自己就“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22]周氏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涵盖甚宽，约近于一般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这个观察大体是不错的，罗素在稍早描述他在中国的见闻时，也说中国的青年学生及优秀教师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23]罗素接触的人当然有限，其所谓优秀教师者，大约应为多少说点英语之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不过是向往而已。但这样的人中若已多数向往社会主义，其余自可想见。
一向被视为温和的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在列宁成为“世界第一伟人”那段时间其实与共产党人的观念非常接近。“新俄”及其附载的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是多重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或者看到的是革命夺权的成功，自由主义者看到的恐怕更多是夺权后的建设和“改造社会”的措施。对一般并未认真学习其系统理论的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有一点潜在的吸引力：它既是西方的产物，同时又号召世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这正符合许多中国人对西方爱憎交织、既尊西又想“制夷”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