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一般特征
从特定的世界观出发，哲学家们建立了对世界最根本、最根源问题的多种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各种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具有经久不衰的传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如原始儒学、原始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由于哲学家们所处立场不同，其各自的研究也很难归结于一种统一的模式。比如，在“程朱理学”中，本体论的核心领域是“理”的问题，而在王阳明“心学”中，则成为“心”的“致良知”问题。显然，由于哲学家个体的差异和出发点的差别，对本体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甚至复杂的态势也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理论现象，而且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差别，才使对本体的研究在各种可能性的揭示中，更加充分、完整和明确，因此，各种形态的本体论研究无疑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
虽然哲学家们建立了各种形态的本体论，所进行的研究也有所差别和不同，但是，所有学派或哲学家个人在“本体”的观念上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根本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一种在各种出发点或可能性的前提下，解决世界的根源性、整体性或终极性问题的品质或特征，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或“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里所追求的“本”、“一”或“道”，虽然强调的是世界万物本身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但也不排除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自身含有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之义，所以，其也可以被理解为寻求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世界万物本身的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时，也不能忽视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进行研究，因为从根本上看，二者无疑是一致的。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儒、墨、道、法）均是从本体开始。儒家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老子所探寻的“抱一”等，无一不是从本体开始的探索和研究。同样，王阳明在解答“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问题时这样说：
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1]
王阳明在日常的状态下回答“太古”问题，其面对的“元”就是“本体”。这个本体表现出“一日一元”的特征，即可以时时、处处呈现，但其具体形态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最终表现出不同的存在形式或样态。这种在一般日常状态下，随时随地揭示本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可以理解为面对世界万物的一般性存在，应以根本性、统一性和终极性的本体研究为要义。总之，其不仅显示出世界万物的存在本身含有某种内在统一性的可能，而且从理论形态上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完全可能具有一个基本的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
客观而论，对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揭示和凸显，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历史中，并非完全清晰，反而由于哲学家个体性差异和出发点的差别，使得对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研究，出现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路和结论，由此而形成多维性的研究领域和多样性本体论形态，这使问题显示出一种复杂的态势，但这并非说明其缺乏本体论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于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探索，不是基于某一种出发点或可能性，恰为相反，是基于现实、现象、经验等各种出发点。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其采取的是更为宽广、更为广阔的出发点和更为专一、更为缜密的研究思路，既要应对现实、现象的经验性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和复杂性（杂多性），又要寻求使各种现象、经验归于根本、统一和终极的形态。
在中国传统哲学史的发展中，对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揭示和研究，主要体现在儒家与道家的“道”论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对“道”的研究，不仅体现出对世界万物存在本身的关注，同时也是形成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核心领域和核心理论形态的基础。历史地看，儒道两家的“道”论最为系统、成熟，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和核心理论形态的表现也最为充分，所以，对儒道两家“道”论的考察，应该成为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研究的主要方面。
就儒道两家而言，由于道家以“道”作为自己学派的标志性称号，其论“道”的特点极为鲜明，这似乎给人的印象是“道”论始于道家。但事实上，儒家“道”论起源更早，如《尚书·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诗经·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里的“道”既有本来的“道路”之义，但无疑也含有以上的引申性诸义。所谓“王道”、“周道”提法的出现，说明儒家“道”论在商、周甚至更早已经产生。到春秋时期，儒家的“道”论已经非常成熟，其主要表现是，“道”、“天道”、“人道”等提法大量出现，“天道”、“人道”的概念、功能被广泛地讨论，如“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2]，“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德”[3]，“盈必毁，天道也”[4]，“思乐而喜，思难而惧，人之道也”[5]，“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6]，等等。由此可见，儒家“道”论实际上处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起点或开端的位置。
相反，道家思想起源较晚。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一般被认为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而春秋时期儒家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整个社会浸淫于儒家思想。所以，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看，老子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本体论思想，无疑是以儒家的“道”论为出发点。虽然道家思想起源较晚，或者说，“道”论最早始于儒家，但真正的哲学思想却不能以起源时间的早晚为评价标准。事实上，正因为道家本体论思想起源较晚，所以更能汲取儒家“道”论的精华，总结和纠正儒家“道”论之不足和欠缺，提出更为深刻、完整和完善的思想，这也是老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的原因。
从历史和事实的多维度考察后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基本理论形态实质上是由道家，即老子的《道德经》所奠定的。老子提出了明确的“世界模式”理论，即“万物”、“有”、“无”所呈现的经验世界和“常道”所代表的终极世界[7]，并在这一模式下展开对经验世界、终极世界的全盘考察。这是老子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决定性贡献。当然，老子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方面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小的缺陷。比如，在考察社会发展、社会规范、人的发展规律等方面，老子的很多结论并不完善，这就为儒家哲学留下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理论形态上看，儒家哲学在“世界模式”等基本理论形态方面与道家哲学并无差异，甚至可以说，儒家哲学的展开就是在老子奠定的“世界模式”下进行的，在本体论诸形态方面与道家完全一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没有太大的创建。恰恰相反，儒家哲学的贡献同样是巨大的。比如，在经验、现实和社会领域“道”的规定和研究方面，儒家显得更为全面、系统、明确，更具说服力。
从儒家“道”论看，其主要关注的是经验世界中自然、社会现象、人的本质或规律等存在，无论是儒家的“易传”学派，还是“中庸”学派均以此为标准。比如，儒家的“易传”学派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8]其揭示的是自然现象的运行规律或是对阴阳变化本质的思考，在对阴阳之道的揭示中，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继之者善”、“成之者性”[9]的本体论体系。而“中庸”学派则以孔子的“道不远人”[10]为准则，确立了以认识事物或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本体论体系，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11]。这里的“性”是指万物（包括人）的本质；“率”是遵循之义。也就是说，人或万物均遵循其本质之性，这就是本体之“道”，此本体之“道”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准则，“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12]。由此可见，其依然关注的是自然、社会现象、人的本质和价值等经验世界的存在。
无论是“易传”还是“中庸”学派，由于其主要关注现实、经验世界的存在，这种研究路向和特征决定了儒家哲学的巨大影响。从影响力的角度看，由于儒家哲学直接介入现实的政治、社会领域，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甚至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西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与之相应，在本体论领域，儒家“道”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儒家的“道”论，其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正因儒家哲学主要关注于现实、社会领域，这使其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从本体论的维度看，经验世界固然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但从最终的根源性、整体性、完善性上看，经验领域并非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最终超越经验世界的存在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在本体论形态上，道家正是由于着力于对现实或现象之上的最终超越性存在形态的关注和研究，才形成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更加成熟的系统。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看，虽然儒家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关注经验世界，但也并非完全忽视对最终超越世界的关注和研究，比如在孔子、孟子、《易传》、荀子、宋明新儒家等本体论研究中，也在相当程度上探讨了现实或现象领域存在的最终根据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看法和结论，构成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家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如老子、庄子等，也并非因为主要关注最终超越性的存在而忽视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本体论，十分重视对社会或人生问题的探索，并形成其应对现实问题的对策，试图以此指导人类的生活。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本体论研究，最终是落实于对现实或现象领域存在问题的解决，这也反映出道家哲学本体论的现实性品格。
内在地看，儒道两家哲学在理论旨趣、关注维度上的差别或差异，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其在本体论形态中的一致性、统一性。比如，在儒道两家把“道”理解为经验存在之“道”、最终超越之“道”以及融合性存在之“道”等方面，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事实上，儒道两家在本体论形态中的一致性，根本上源于其对世界根源性、统一性、应然性等基本问题在根本看法、致思方式上的一致认可[13]。也就是说，儒道两家在本体论中实际上具有一致性、统一性，而其在理论旨趣上的外在差异，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本体关注的维度、视域上的差别。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儒道两家哲学具有各自的理论旨趣和主要内容，从而形成各自理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表现，但同时也具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和融合性。从互补性的维度看，中国传统的许多哲学家，均体现出儒道互补、儒道合一的特征，即使在儒家哲学的奠基人孔子和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的理论中，也存在着儒道思想统一性的特点，但同时又没有因为这种统一性而掩盖他们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总体上看，儒道互补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的基本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在核心领域、核心理论形态中的统一性奠定了基础。
从融合性的维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自古以来就表现为一种自觉的融合、互动过程。比如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流的儒家学说，在创立之时就吸收了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的优秀成果，所以才能日益成长，不断地发展壮大，到汉末又开始吸收佛教、道教思想，在宋明时期形成代表中国传统哲学最高峰的宋明理学。正是由于儒道哲学在各自不同视域和维度上融合，不断地给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增加内涵和外延，所以，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富有包容性、融通性的特征。
以儒道的互补和融通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具有研究领域的多维性和本体论形态的多重性。以研究领域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既关注现实性的存在领域，同时关注最终超越性领域的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家还力图解决以上两个领域的统一性问题。与研究领域相关，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呈现出多重形态，即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存在着各种关于“道”的理论，比如“天道”、“人道”、“可道”、“常道”、“道德”等理论形态[14]。此外，就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方法而言，与研究领域的多重性和本体论形态的多样性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表现出注重多种方法统一的特征[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