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
公证人我做不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我只是只小雀儿，
这也只能怨卢梭。
欢乐是我的本态，
这只能怨伏尔泰；
贫穷是我的格调，
这也只能怨卢梭。
我是倒了下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鼻子栽进了小溪，
这也只能怨……（卢梭）
1749年年初，狄德罗因他的《论盲人书简》中几句涉及私人的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作为朋友，卢梭经常去陪伴他、安慰他。由于他住的地方离监狱还有一段距离，而卢梭手头又比较拮据，所以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总是携带一本书，以便走累了时消遣。夏季的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淳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头脑中那些长期孕育的许许多多富有生气的思想潮水般地涌来，他兴奋到了极点，以致感到窒息，便倒在附近的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度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衣服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了。当时，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中的闸门被打开了，无数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着手撰写征文。
卢梭的应征论文题为《论科学与艺术》。他从研究人类发展史着手，从人类的良知觉醒时期开始，分别叙述了东西方古老帝国及欧洲的兴起，论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罪恶。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以其论点新奇、论证有力、文笔优美而获奖，此后，卢梭的名声大振，很快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感到自己童年时代被灌输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起作用了，从而觉得：做一个自由又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欲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因此，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而献身于思想的自由创造。随后，他就辞去了秘书和出纳员的工作，转而替人抄乐谱。卢梭觉得这种工作很适合自己，因为它既和自己的爱好相符，又使他不用屈从于人就能维持生活。他不用到外面去上班，连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衣不佩装饰物，头不戴假发，甚至把手表也卖掉了。因此，和伏尔泰等启蒙学者的大声疾呼不同，卢梭不仅在呐喊，更是在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一举成名后的卢梭，也开始面临所有名人的烦恼：有人嫉妒他的得意，开始肆意地攻击他；有人仰慕他的才华，前来拜访他。这让卢梭不胜其扰。为了避开这些，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搬到了乡村去生活。在乡村，他写了一部歌剧《乡村仆师》，这部歌剧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在宫廷演出，演出大获成功后，国王有意召见卢梭，但他担心自己在国王面前举止不当，闹出笑话，也担心领受了国王的馈赠以后，会有损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又逃走了。1753年，第戎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举行征文比赛。卢梭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因为它也正是卢梭想要探讨的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决定应征。这次应征虽然没有获奖，但他为此所作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来成为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就其思想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远远超过了第一篇论文，标志着卢梭思想的初步成熟。论文剖析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雄辩地证明了文明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所以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且明确地指出，用暴力推翻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权是合理的。这样的理论，具有撼动封建统治根基的巨大力量。正是这些论述，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卢梭也正是靠他这些出色的理论而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卢梭写好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寄给了第戎学院。此文虽为应征而写，但他从政治的角度料定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奖的，能够出这样一个题目已经很不简单了。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荷兰出版后，这个构成了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的名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其影响远远超过第一篇获奖征文，而他的论敌因此也就更多了。不过，在当时，这些并不能掩盖卢梭的辉煌，卢梭也因此赢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四、隐居乡间
1754年，42岁的卢梭身心俱疲，决定返回日内瓦。在日内瓦，他的境遇很好，和在巴黎形成鲜明的对比。官员、牧师和公民们对他处处表示出诚挚的态度，使他内心十分感激，这促使他决定要回到日内瓦安度余生。但就在这时，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献词，在国民议会和日内瓦市民中招来敌意和嫉妒，再加上此时和他反目的伏尔泰已去日内瓦附近定居，所以，经埃皮奈夫人和其他亲友的再三挽留，卢梭终于改变了初衷，放弃返回日内瓦的计划，决定住进埃皮奈夫人专门为他准备的“退隐庐”。
按照当时的情况，卢梭完全可以变得更富有，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为他谋取丰厚的利益，甚至可以生活得很奢侈。但是，他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认为，“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22]。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在“退隐庐”，卢梭的主要工作就是抄乐谱和写作。其中有他构思时间最长、最感兴趣的《政治制度论》。十几年前在威尼斯的时候他就想写这部书了。当时他看到被人夸耀的政府也有那么多毛病，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么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是他的政府的性质将他们塑造成的那样。因此他想，什么是最好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由此又产生出另一个问题：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进而什么是法及一连串同样重要的问题，都出现在他脑子里。卢梭感到，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正在把他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去，而这样的真理有利于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幸福。卢梭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他计划写作的《政治制度论》的一部分。他写这部作品已经好几年了，一直在悄悄地进行。他不想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当时和他关系很好的狄德罗也不知道。他认为这个计划就他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是极其大胆的，别人知道了会惊慌，而这惊慌无疑会影响他的写作，所以只能悄悄地进行。他觉得，他以日内瓦公民的资格生活在法兰西，是十分有利于放胆说出真理的，而在他业已完成的《社会契约论》里，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摘选圣皮埃尔神父的遗著，将其编纂成书。这期间，他还思考着一部作品，叫做《感情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想探讨人们在生活中为什么会变成几乎完全不同的人。他通过观察研究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人们不断地被自己感观和器官改变着，并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这些改变的影响。因此，他感到有必要根据自然科学的原理，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尽管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成，但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后来的《爱弥儿》中得到了反映。
除了写作《社会契约论》，卢梭在这一时期还写出了另一部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在隐居生活中，卢梭和戴莱斯相处的时间增多了，他终于下定决心，和戴莱斯正式结婚。但是，由于戴莱斯只是一个女仆，她虽然在生活上能给卢梭很好的照顾，但始终无法做到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共同的话题和兴趣。于是，卢梭内心的孤独促使他不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旧相识。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女性，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谈心。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促使卢梭写出了《新爱洛伊丝》。写这部作品，是卢梭对少年时代感受到的一切进行回忆，更是他给过去未能满足而现在仍然侵蚀着他心灵的那种爱的欲望以出路，书中涉及社会、艺术、人的情绪、乡野生活、宗教、天然景物等，体现着他思想中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倾向，也体现了他的爱情观和伦理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