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6年，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书10年后，马克思在一次对1848年革命的回顾性分析中重新阐发了他关于这个颠倒的世界的基本观点：“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15]这些被号召去废除普遍异化的“新人”的身份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里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是工人。”通过这一点，“真正人道主义”的哲学找到了“社会实践”这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实现和超越自身的正确的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决定性地走出了费尔巴哈的“真正人道主义”。
然而甚至《资本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而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来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经济核心（economic kernel）”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商品（比如上文里的“林木”）是异化的经济学表达。这种异化存在于如下事实中：那些原本用来使用的东西不是直接地作为满足人自身需求的有用的东西被制造出来，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价值进入现代市场（不管它是一件物质的还是心智的产品，也不管进入的是一个牛的市场还是书的市场），并且只有在这个兜圈子的过程中它从对其而言具有交换价值的卖方手中到了作为商品购买者的消费者手里。[16]这个从有用的对象到商品的转换再次表明了一个普遍的状况：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决定人，而非相反地（用韦伯的试验性的话来说）是“事情的自然状态”。
为了揭示这个反复发生的颠倒过程，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这一范畴对现代社会劳动关系的“物化表象”进行了分析。作为商品，一张普通的桌子是“可感觉的-超感觉的”物。直接向感觉呈现的是可用的对象，而不是商品。而作为花费金钱的商品——因为它耗费劳动或者劳动时间——它是一种最初被掩盖起来的社会关系。在这种方式中，这个桌子“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从它的木头脑袋中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因为商品制造者（也就是拥有商品的形式或结构的各种对象的制造者）仅仅通过作为商品——进而也作为“物”的商品交换进入人—社会关系，这种构成商品基础的社会关系没有向制造者自身表现为人的社会劳动进程的社会关系。相反，这些真正根本的社会关系看上去是作为制造者的他们中间的纯粹“客观的”关系；而相反地，商品间的客观的关系承担了商品实体间类人的关系的特性，而这些商品实体在拥有自己的法则的商品市场中独立行动。
起初人没有意识到这种颠倒，因为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相应地物化了。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他不仅把这种颠倒看作是在一种特定方式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形式，而且将其视为历史的可变化的形式。然而，起初这种变化的能力被金钱形式中商品的固定且完成的形式掩盖了，以至于看上去只能改变商品的价格，而不能改变可用对象的商品特性。但是马克思辩驳说，从与其他历史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比照中立即可以得出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像独立的实体一样对抗着它的制造者，这种发生如此情况的社会决定的经济秩序是完全不正当的。举例来说，尽管你可能根据人的依赖关系把中世纪的欧洲视为“黑暗时代”，在工作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至少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私人关系，而不是被“伪装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在这个例子中，“人的依赖关系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无论是工作还是产品都不需要有别于其现实的假定的幻想形式。劳动的自然形式，它的特性，并且不是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中那样的一般性，在这里是直接的社会形式。”[17]
作为这个历史观的运用，马克思勾画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体系的可能性，其目的在于将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同商品的现代世界的晦暗不明的反常和非人道进行对比。因而商品世界只能被人的存在的全部真实状况的根本转变所超越。作为使用对象的产品的特性对商品特性的再吸收（reabsorption）不仅需要非资本化，而且必须将碎片化和物化的人再吸收为“自然的”人，而按照马克思所说，自然的人的人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他内在地是一个政治动物。
（蔡剑锋译）
马克思[18]
当布克哈特在自己的演讲中将一个古老的欧洲晚熟的智慧付诸表达时，马克思正在准备发表《资本论》。在这部书中，全部历史被归结为一个社会—经济程序，它日益尖锐化为一场世界革命和世界更新。作为19世纪40年代革命运动最激进形式的代表，马克思并不是要延缓市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衰亡，而是要推进它，直到整个历史程序的最终完成。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作者同他“过去的哲学信仰作了清算”，并且毅然转向经济分析，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但是，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依然是一个具有杰出历史感的哲学家。然而，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却远不如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那样更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因为后两部作品的最突出特征，并不是独断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是把所有这些范畴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结构中去。就像黑格尔在哲学中和鲍尔（F.C.Baur）在神学中所做的那样，马克思也把他的具体科学问题转化为历史问题。
马克思历史感的核心意义最初体现在他于1841年所作的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博士论文中。对古代唯物主义的这一分析的主题思想，就是关于后来哲学的历史意义的一般性问题。马克思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学派的学说，与现代的、黑格尔之后的学说，特别是与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进行比较，以便把这些片面的、道德化的宗派的历史意义描述为过去完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纯粹沉思哲学的必然结果。因为当一种古典哲学的抽象原则，就像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里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时，一种沿着传统路线的继续发展就不再可能了。在这样一些历史转折点上，必须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与哲学传统决裂。紧接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是以历史的、必然发生的、动摇一切的突变。没有看到一种新开端的必然性的人，就只好听天由命，或者像黑格尔的那些保守的学生那样，“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大师、“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东西。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一种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时，才能够懂得，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够出现一个芝诺、一个伊壁鸠鲁和一种怀疑论，为什么在黑格尔之后还能够出现现代哲学家的各种“毫无价值的尝试”。“在这样的（批判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的观点同全体统帅的观点是对立的。统帅认为，裁减战斗部队……签订符合现实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kles，即马克思自己）在雅典城（即哲学）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元素上（即在政治和经济实践的元素上）建立新的雅典（即一种崭新的哲学）。”
继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它或者是以伟大斗争为标志的，或者是跟在过去那些历史上的伟大时代之后跛行。这个铁的时代是可悲的，因为旧的诸神已经死了，新的神还捉摸不透，就像朦胧的光一样，既可能转化为一片黑暗，也可能转化为一派光明。在这样一个危机时代，不幸的实质在于，当相对的幸运存在于哲学意识的各种主观形式之中，例如存在于古代晚期和临近结束的基督教的各种私人哲学中的时候，时代的精神却不能坦率地承认现实。“共有的太阳”落山了，只有“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照耀着黑暗。但是，由于马克思已经清算后黑格尔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他信心十足地抢先提出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种确立理性与现实统一、本质与存在统一的未来哲学。不过，如果理性在整个物质现实领域里确实得到了实现，那么，哲学自身也就被取消了。它成为一种实践的理论。世界曾由于黑格尔而变为哲学的，变为一个精神的王国，而如今，哲学则由于马克思而变为世俗的，变为政治经济学，变为马克思主义。
借用基尔克果的术语来说，这个“现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把全部有意义的历史分割开来，但不再分割为一个异教的“前”基督和一个基督教的“后”基督，而是不那么彻底地分割为一个“史前时期”和一个未来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把人们从必然王国带进没有任何史前时期那些对抗的自由王国。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程序的“最后的”对抗形式，并且在自己的胎胞里发展出最终解决资本与劳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这种对抗的条件。市民—资本主义的社会“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