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身，则无不克。中国的修身之道源远流长，修身之道本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儒家的修身注重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修身为了更好的治国平天下，理想是成就内圣外王之道。修身不仅是儒家人生实践的思想基础，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一把钥匙，只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儒家修身思想，才能真正的掌握儒家智慧之三昧，尤其是当今社会，儒家修身思想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更多的启迪作用！
知诚正心，修身立德，不断自我完善
【子曾经曰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智者感悟】
古时候想要把彰明的德性推及天下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德性。要想提升自身的德性，先要端正内心。要想端正内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精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精诚，先要推极自己的智识，要推极自己的智识，先要穷尽事物之理。穷尽事物之理而后能够推极自己的智识，推极自己的智识而后意念精诚，意念精诚而后内心端正，内心端正而后才能提升自身德性修养，提升自身德性修养而后才能整治好自己的家族，整治好自己的家族而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一切都以修养自身德性为根本。
知诚正心，修身立德，是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所谓三纲，是指明德、新民、止子至善。它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所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是为达到“三纲”而设计的条目工夫，也是儒学为我们所展示的人生进修阶梯。
古人常常谈及“修身”。”修身养性”指的是培养性格，涵养，性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锻炼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在古人心目中，修身养性要达到的境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遇事冷静沉着，头脑清醒；二是与人相处宽容大度，有礼有节，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历来都很受推崇。修身也可以理解为定力，涵养，大度，宽容。倘若真正做到这些，那便是一种高的境界，一种修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立于不败之地，不为世俗庸事所牵绊负累。
修身养性并不只是代表激流勇退或养生之道，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它也代表一种进取，一种励练的精神和态度。儒家的修身之道，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虽有与世无争的淡薄，却更有着励精图志，卧薪尝胆的锐利。
修身是打开儒家思想与智慧的一把钥匙。儒家以塑造人格为首要目的，而其起点与底蕴则是“修身”。修身向内则表现为成就圣人，向外则表现为成就王道！儒家经典《大学》就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一律以“修身为本”，人人重德向善，就会得到家庭和谐，民富国强，天下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这个涉及道德理想的宣言表达了儒家的一种信仰；而且它很自然地表达了如下一系列道德推论：“修身”被视为“齐家”的基础，“齐家”同样又成为“治国”的前提，而只有“治国”之后才可能做到“平天下”。所以世人不论高低贵贱，都必将通过“修身”这种道德方面的努力，积极投入到“实现自我”这一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去。
《大学》的系列方略赋予了“修身”以枢纽交集的地位。儒家学者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他们将其道德教育的大厦奠基于“修身”之上，修身是齐家治国的基础，也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作为关键环节，具有内外相合的特征。修身的特点是将人内在的意念及其活动表现出来，意念是否诚、是否正，在诚意、正心两个步骤上还不能得到证明，只有意念及其活动表现出来时才能得到验证。因此，修身在这里就有对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进行验证和总结的意义。所认，修身不只是口头上的表述，而是需要心生而力行的实际行为。
正其心是修身养性的前提。所谓“正心”，就是确立正识、正见、正念，使知、情、意等能够守善勿失，达到一种中正平和的心态，用以纠正、改造意识中不符合道德人生观的部分，使人确立正识正见，将私心和欲望分离到符合德性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使愤怒、恐惧、喜好、忧患等情感的生发处于正常的生理范围，修持心性，达到心地开阔，坦荡无私，光明磊落。
以端正的心思来“正其心”，驾驭感情，进行调节，以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集中精神修养品性。只有把心洗得一干二净，达到澄澈圆明后才是真正的修身。心不纯，刚修身无望无用。我们要注意的是，正心不是要完全摒弃喜怒哀乐俱等情欲，不是绝对禁欲，而只是说要让理智来克制、驾驭情欲，使心思不被情欲所左右，从而做到身心和谐地修身养性。也就是说，修身在正其心不外乎是要心思端正，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为情所牵，要以端正的心思（理智）来驾驭感情，进行调节，以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集中精神修养品性。
朱元璋（1328—1367），明朝开国皇帝，史称明太祖。朱元璋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既重视孩子学习知识，更注重帮助他们修德、正心，因为“德”既能补体，也可补智。为此，他采取了重言传、聘严师、亲力行的办法。
他曾经严肃地训诫太子和其他儿子，说：“你们知道‘进德修业’的道理吗？‘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存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
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诸子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好榜样来，因材施教，以德教人。我的诸子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法子，最重要的是要正心。先正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各种私欲便趁虚而入。你们必须教诸子以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要光背些华丽的辞藻，要真正让他们进德修业。”
开国以后，朱元璋依据这一方针，除在宫中建大本堂，收存古今图籍，聘请各地名儒，以儒家典籍教育诸子之外，还精心挑选了一批有封建德行的士人，充当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对诸子进行严格的、系统的封建“德行”教育，尤其注意发挥师保们的积极作用。基于“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壁，不以付拙工”的思想，洪武元年（1368）立皇太子后，他便委开国重臣李善长、徐达、常遇春等分别兼任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和太子少保。让他们“以道德辅导太子，”“规诲过失”，使太子有长足进步。特别是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于太子的“德行”修养影响最大。
尽管修身还只是个人的自我道德的践行，但它却是道德修养由人的意念转向现实的行为的关节点，所以《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由修身在八目中的这种特殊意义决定的。
修身首要的是避免成见，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对别人预先作判断，使人际关系被扭曲。根据《大学》，人对自己所亲爱的、所贱恶的、所畏敬的、所哀矜的以及所傲惰的人最容易有成见，这样的心理偏差往往主要发生在家庭里，是上至的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乃至每一个平民的家庭随时随地也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主持家政的人首要的修养就反映在这里。
正心达到一定境界就会从人的精神内里发出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创造人类悲壮、伟大历史的底蕴，后来被孟子所发挥，提出“养吾浩然之气”一说，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魂魄！
子贡，十七岁拜孔子为师，深得孔子学说真谛和儒家思想精髓，成为孔门高徒。这位春秋时期杰出商人的商业精神奠定了儒商思想的基础，开创了儒商传统的先河，成为彪炳千秋的儒商典范。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成为历代儒商推崇效仿的楷模。中国旧时商店的门面通常雕刻“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楹联，作为商店的通用标识，“陶朱事业”成为商业的代名词，“端木生涯”则是商人职业的称谓。这既表达了后世商人对这位儒商鼻祖的景仰和尊崇，也反映出这位儒商思想创始人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子贡不只是一位富商，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由此足见，子贡在诸候眼里的社会地位是何等之高。他不但积极从事商业和社会政治活动，还以他的雄厚财力到处宣扬孔子和儒家学说。正如司马迁所云：“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子贡不愧是中国儒商的始祖。
唐太宗李世民成为历史上的贤德明君，关键在于注重修养，严格律己。他把百姓比做水，君王比做舟，指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以天心民意为准绳，严以律己，谦恭自守，勤于纳谏，从谏如流。皇帝率先修身，带动群臣百姓修德向善，天下人都成为有德之士，社会自然富庶太平，从而开创了富而有德的盛世天下，被称为“贞观之治”，成为后世治国的楷模。
宋代欧阳修说：“不修其身，虽君子而为小人，能修其身，虽小人而为君子。”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并非天生注定，人格高下取决于自身的修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只重做事不重做人，只想赚钱当官，不修自身品德，就会道德下滑，人格蜕变；相反，重视做人，注重修养，世俗小人也会成为有德君子。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由此可见，人生就是一个通过不断“修道”而达到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为人者必先正其身”这一传统美德，一直被几千年来的有志之士遵循着，也教会无数世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翻开历史的日记，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明君贤臣，还是圣人先哲，无不倡导为人要修身立德，正人先正己。历史上的贤良大德都是经过严格的律己修身之后，成就一段段历史佳话！
“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儒家信条，对曾国藩来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他奉为至高无上的人生圭旨，并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终生实践着。曾国藩就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方向塑造自己的，最终成为满清中兴之臣！他平日里注意检点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举止，能够做到日日反躬自问，并写下日记，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临终前几日仍然捧读《二程全书》，如此修养功夫，不由不令人佩服与感叹。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好学上进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知音。大儒唐鉴和“理学大师”倭仁，都成了他的良师益友。他以一个纯正儒者的面貌赢得了政治的人望。曾国藩是那种真正有理想的人，唐鉴对曾国藩非常器重，曾赠给他一张亲笔所书的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唐鉴是想勉励他不渝地走“内圣外王”之路，高乎标准，严乎要求，不随波逐流，不问得失。曾国藩在两位大师的影响下，一方面以南宋理学巨擘朱熹的《朱子全书》为宗，下苦功夫钻研义理之学，并精通天下时务；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言谈举止严加整饬。他给自己定下了每日必须完成的十二项“功课”：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几十年如一日，他真的恭行不怠地做到了，并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他的为官之道也成为后世官员的模范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