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威后听罢，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请你想一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粮食收成，百姓靠什么度日？如果没有你所谓的低贱的百姓，那又怎么谈得上尊贵的国君呢？实际上，收成和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我刚才问的怎么会是本末倒置呢？”赵威后的一席话让使者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赵威后心里装的是百姓，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多么先进的治国理念，“以民为本”，尽管赵威后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但是在两千多年前，赵威后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实属不易。而这个理念正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怎能不让人敬佩！从这个层面来看，赵威后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对其考察、选拔官员势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史书中没有明确地记载过赵威后选官的史实，但是我们不妨推测一下。既然赵威后注重“以民为本”，那么什么样的官员能够做到这一点？定是那些心中装着百姓、道德品行高尚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也可以间接地窥探到赵威后的选官标准。
齐国使者听罢，觉得句句在理，半晌说不出话来。赵威后接着问：“贵国有位隐士叫钟离子安，他过得怎么样？”使者说还不错。赵威后明白到现在钟离子安仍然是一介平民，便问：“我有耳闻，钟离子安在民间，竭尽所能地帮助穷苦百姓，给予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和衣物，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替贵国君主在做好事，这样的忠臣，贵国国君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重用呢？”说罢，赵威后接着问：“贵国的大贤士叶阳子近况如何？”使者说没什么变故。赵威后不解地说道：“我非常敬重叶阳子的为人，他照顾鳏寡老人，救济穷人，这么好的贤臣，贵国国君为何没有重用呢？”问罢，赵威后又说：“贵国的孝女北宫氏现在怎么样？”使者说现在仍然在家里侍奉父母。赵威后说：“我听说北宫氏是个独生女，她恪尽孝道，孝敬父母，为了能更好地侍奉父母，牺牲自己，发誓终身不嫁。这样的孝女，贵国国君为何至今都没有表彰她的孝行？”齐国使臣听罢，顿时觉得自己心中发虚，还没等他开口辩解，赵威后不客气地说道：“贵国国君，不重用忠臣、贤士，不提倡孝道，反而重用那些道德品行败坏的人，这样的国君，如何能治理国家？又怎么可能做一个好的君王？”
从齐国使臣与赵威后的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威后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对于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用人有着自己参考的准绳。这个准绳就是道德品行。赵威后在对话中一直强调，她对于品行高尚的人非常敬慕，而且希望国君能够给予重用。其中赵威后提到了孝女北宫氏，认为国家应该提倡她的这种孝行，并予以表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威后对“孝道”看得非常重，认为这是治理好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赵威后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治国的先进理念和敏锐的政治眼光，赢得了后世人的尊重。一直到现在，赵威后的言论和思想仍然被很多人推崇，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五、“润物细无声”——儒家“孝道”对选官制度的影响
“孝”是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核心，并且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孝”还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而成为诸德之首。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极为推崇，因而对于自周初以来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孝道，自然地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不仅如此，作为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在继承孝道原有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阐述，从而使孝道的含义更加丰富，更加立体。
值得我们探讨的是，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何都如此重视孝道？为何如此注重“以孝选官”？这与“孝”的政治用途是分不开的。古代帝王为了自身的统治稳定，为了能够长久地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可以依靠什么力量呢？毫无疑问，必须依靠忠臣，忠臣能确保效忠于君主而没有二心，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忠臣又往往出于孝子之门，因此，统治者便利用孝道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拿孝道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这也就是为何古代帝王都热衷于以各种方式选拔孝子来做官的缘由了。
在儒家的孝道理论中，孝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孝”在逐步发展、演变、完善的过程中，就呈现出血缘伦理、宗法伦理、政治伦理一体化的趋势。“孝”在最初主要立足于血缘和宗法伦理，其基本的施用范围是父母与子女，与政治的关联性不大。但是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丰富，“孝”渐渐地有了更多与政治关联的东西。《论语·为政》篇中记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孔子强调的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影响政治。孔子认为，“孝”与“为政”可以并行不悖，而“孝”也是“为政”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果说“孝道”与政治的结合在孔子那里只是萌芽的话，那么到曾子时，就是对儒家孝道的全面泛化了。曾子将孝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甚至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人类社会一切领域都应该遵循的终极法则。不仅如此，曾子还将孝道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把孔子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臣事君以忠”的政治概念进一步融入孝道中。而这一理论对于后来《孝经》中“移孝作忠”影响甚大，这也可以说是后来历朝历代“以孝选官”的思想渊源。
另一位大儒孟子则使孝进一步政治化，认为孝道是统治者推行仁政的方法与根据。曾子主要是站在臣民的角度上，要求臣子要以孝事君，由此表达对君主的尊重；而孟子则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站在君主的角度上来看问题，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推行仁政，而仁政离不开孝道的支撑。孟子叙述和争辩了大量关于尧舜的传说故事，在其中渗透了自己以孝治天下的孝道理论。可以说，孝治是孟子内心中为君主勾勒出的一种理想境界。孟子以孝治国的理论，使儒家传统的孝道蒙上了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荀子虽然不热衷于孝道，但是他论孝的言论中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君重于父。荀子认为尊宗敬祖与忠君是同等的，甚至按照礼的要求隆君还应该重于孝父，因为“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己能食之矣，又善教诲者也”。荀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为后世统治者所推崇，成为封建孝道观的重要内容。当然，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以孝选官的重要凭据。
《孝经》是儒家学派关于孝道的专著，是对孔子、孟子、曾子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孝的理论，并将孝的地位和作用推向极致，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使传统孝道的家庭伦理、血脉亲情湮没于君王治理天下的纲常伦理中。可以说，《孝经》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到来之前在思想领域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是适应专制统治需要的。《孝经》中有大量关于事君、忠君的理念，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自汉代始，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都推崇以孝治天下，孝的精神和理念渗透到统治政策中。比如，统治者提倡孝道，褒奖孝悌，最为普遍的就是以孝选官了。“以孝选官”，一方面可以为国家选拔需要的人才，充实到统治者的官僚队伍中，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步入仕途，而统治者“以孝选官”，无疑是给了很多普通人做官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条捷径通往仕途，而统治者也借此宣扬了孝道。当孝道成为全民信仰时，统治者也就很容易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了。
儒家孝道倡导“以孝治天下”，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缓和矛盾的途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孝道本身的意味越来越被淡化，其本来的意义被扭曲了。特别是到宋元明清时期，孝道观念被宋明理学家们进行了加工改造，其精神实质已经背离了儒家传统的孝道原则。不管孝道怎样发展演变，必须承认的是，孝道在古代社会，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以其特有的政治功能而备受统治者的推崇。
六、《吕氏春秋》中蕴含的选官思想
《吕氏春秋》完成于战国时期，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巨著。这部巨著主要由秦相吕不韦招揽门客编撰而成。吕不韦看到了人才的力量，也看到许多能言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且广为流传。吕不韦虽是商人出身，却独具政治眼光和远大抱负。于是，他下令凡是能够撰写文章的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自己对政事的感想写出来，由于门类庞杂，因此，吕不韦又找专人进行筛选、整理和润色，最终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著作。
《吕氏春秋》综合了当时诸子百家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通过著书的途径把各家学说引入秦国，为秦一统天下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吕氏春秋》中的思想较为庞杂，可以划归到杂家的行列。编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儒家主张维护君权，《吕氏春秋》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造，书中有类似于“执一”这样的观念。由此可见，该书是主张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又比如说，《吕氏春秋》对于墨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它同意墨子“节葬”的观念，认为应该以节俭为荣。但是与墨家思想不同的是，《吕氏春秋》主张不能一味地反对战争，认为正义的战争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实际上为秦国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提供了极好的借口。
但是就其主要内容来看，儒家思想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吕不韦恰恰通过编撰该书，将儒家思想引入秦国，并且由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儒家学派非常重视伦理道德规范，注重孝道，认为孝乃是诸德之本。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儒家著作中都用大篇幅论述为孝之道，而《吕氏春秋》针对秦国历来不太重视礼法的特点，专门列出《孝行览》一篇来强调孝的重要性。
《孝行》篇中认为，君主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必须把根基性的东西放在首位。何为根基性的东西？所谓根本，没有比孝道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君主如果能做到孝，那么就会有好的名声，臣民们就会心悦诚服地效忠于他，天下人也会称赞天子的德行；臣民如果能够做到孝，那么在侍奉君王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忠诚，有着良好的道德品行，为官时自然地能做到清正廉明；士人和普通百姓如果能做到孝，那么在劳作时就会尽己之力，肯定会有好的收成。由此可见，孝乃君主治国之本，有了孝道，君主就有了治国的法宝。
儒家重视修身，并将其作为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吕氏春秋》中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书中关于修身的理论比比皆是。《执一》篇中记载：“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吕氏春秋》中注重修身，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让臣民修身，重视臣民的道德修养，这也是后世君主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参照。作为普通百姓，根本的教养是孝顺，相比而言，奉养父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对父母恭敬是很难做到的；对父母恭敬是可以做到的，但让父母过得舒适是难做到的；让父母过得舒适是可以做到的，但能始终如一是难做到的。父母死了以后，自己行为谨慎，不要带给父母坏名声，可以叫做能善始善终了。对于君主而言，要想治理好国家，除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外，还要有可靠的左右手来辅佐。要想统治长久，那么这些左右手就必须选拔那些有德行、重修身的人。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尽管庞杂，但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对君主治理国家、选拔官员甚为有用。
不仅如此，《吕氏春秋》还接受了儒家的尚贤主张。尚贤的思想在儒家典籍中多有体现，《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一观点一直被儒家所推崇，《荀子·富国》篇中还提到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吕氏春秋》在编撰的过程中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书中的尚贤思想也是非常鲜明的，比如在《贵公》、《去私》、《察贤》、《期贤》等篇中就渗透着这样的思想。《察贤》篇中记载：“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这段记载非常形象，将贤士比喻成良医，认为君主如果不知道去慧眼识人，选拔这些贤才的话，那会是极大的损失。《求人》篇中有云：“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天下大治，必须要选拔贤人协助君主治理国家。而关于选拔人才的标准，书中也有所记载，“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由此可见，选拔人才最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志向和胸怀，其次考虑的是个人的能力，最后才是一个人的功绩。
《吕氏春秋》中蕴含着很多选官的思想，对于后世君主选拔官员、治理国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