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孟子葬母的故事。孟子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后，孟子回家乡鲁国安葬母亲。安葬完母亲，返回齐国的路上，在一个叫赢的地方停歇。负责置办孟母棺木的弟子充虞问孟子，孟母的棺木是不是过于华美了？孟子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给父母办丧主要看两点：一是规格合不合于礼数，二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财力。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尽力往好处办，这才算是尽了人子的孝心。
除了厚葬外，孟子还强调“三年之丧”。《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在其父亲滕定公去世后，派人去邹城请问孟子如何办丧事。孟子引用孔子的“三年之丧”来教育滕文公，滕文公于是决定按照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原则来操办父亲的葬礼。但是文武百官听说后都不同意，理由是，前代君主谁也没有推行过这样的办法，到你身上却要违反传统，那可不行。滕文公没了主意，又派人去请教孟子，孟子坚决地说，这种事情不能求助于别人，关键还是在于太子你自己的决定。上级爱好什么，下级必然对此更加爱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件事就看太子你的了。来人回国后，禀告了滕文公，滕文公认为孟子说得对。于是在父亲的坟前搭了一个小棚子，滕文公在小棚子里一住就是5个月。他每日以泪洗面，衣食从简，也不理朝政，来吊丧的文武百官看到太子面容悲戚，哭声哀伤，纷纷受到感动，于是不再反对太子的决定，反而夸赞他是一个孝子。
孟子提倡厚葬和久丧，对想要缩短丧期的齐宣王进行了挖苦和嘲讽。齐宣王想要把三年丧期缩短为一年，公孙丑替他辩解说，为父母服丧一年，总比一天也不服丧要好吧？孟子说，这就像是有人在扭他哥哥的胳臂，你却对他说暂且慢慢扭之类的话，能有什么用呢？
孟子的厚葬和久丧的说法，遭到了当时墨家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家学派的观点大多是站在贵族的立场而言的，对于当时那些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苦百姓而言，是根本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的我们在学习古代圣贤的思想时，切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样才能学以致用，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境界。
四、《孝经》——儒家孝教育经典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书里面那些精彩的三国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有一个夏侯惇“拔矢啖睛”的传奇故事。讲的是夏侯惇为救刘备，被吕布军中的大将曹性用箭射中了左眼，夏侯惇疼得大叫一声，急忙拔箭，不想连眼珠也一并拔出，夏侯惇大喊道：“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于是把眼珠放进嘴里吃了下去。在今天看来，把自己的眼睛生生地吞下肚子，是多么荒诞恐怖的一件事，古人怎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呢？读一读《孝经》，就会从中找出答案。
《孝经》在第一章中便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的四肢、毛发、皮肤等，都是父母赋予我们的，自己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孝经》全文虽然不过一千八百个字，但是，自从汉代开始，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认识汉字之后读的第一本书便是《孝经》。如果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显、影响力最大的书来，无疑就是《孝经》了。理解了《孝经》，也就能更容易地理解古人的言行。
两千多年来，对于《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一般认为，曾子和曾子的学生，把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加以记录、整理、润色，最终形成了《孝经》，因此《孝经》是先秦时期儒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儒家孝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
《孝经》认为，人的一生都要行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少年时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同时服侍好双亲。中年阶段效忠于君王，建功立业。年老时光宗耀祖，扬名后世。之前，孝的含义仅仅是指对父母的服侍，在这里，《孝经》把对父母的孝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孝成为所有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不同的人，行孝的具体方式也是不同的。天子尽心尽力地侍奉自己的双亲，然后把侍奉双亲的这种德行，实施在天下百姓身上，不分贵贱、不分地域地去爱天下人，百姓受到感化，自然会模仿天子的德行，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目的了。诸侯之孝，主要是尽力保住祖宗世代相传的社稷和富贵。为此，诸侯不能得意忘形，以免惹恼了天子，招来杀身之祸，还要生活节俭，遵守法度，不致百姓造反，招来祸患。卿大夫要想保持家族的长久和繁荣，衣饰、语言、行为都要遵从圣明君主所规定的礼法准则。士人侍奉母亲时充满了爱心，侍奉国君时充满了尊敬之情，只有侍奉父亲时才又爱又敬。如果能用侍奉父亲的这种心情来侍奉上级，自然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了。一般的老百姓，只要能做到顺应农时，种好庄稼，勤俭持家，就能很好地孝养父母了。
世间孝行多种多样，真假难辨，那么孝与不孝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孝经》给出了“五要”和“三不要”的评价准则。
《孝经·纪孝行章》写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有孝心的子女，第一，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要常怀恭敬之心，饮食起居多加关注；第二，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使父母心情愉悦；第三，父母生病时，要心情忧虑，急请医生诊治，并亲奉汤药，直至父母痊愈；第四，万一父母不幸亡故，要表现出哀伤痛苦的神情；第五，在祭祀亡故的父母时，要怀有敬仰肃穆的心情。在儒家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做到了上述的“五要”的话，那么，就家庭这个层面来说，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孝子。
然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考察他在社会上的表现，能否做到“三不要”。“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第一，身居高位，不要骄傲蛮横；第二，身居下层，不要为非作歹；第三，在广大民众中间能够和睦相处，不要与民众争斗。文中接着解释道，身居高位却骄傲自大，会招致灭亡；身在下层却为非作歹，会遭受刑罚；在民众之间争斗，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骄、乱、争这三种恶行不能戒除的话，那么，即使天天用牛羊猪来供养父母，也仍然是个不孝之子。
《孝经》除了提倡对父母的孝，对上级的孝（又称忠），同时还旗帜鲜明的反对“愚孝”和“愚忠”。这一部分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谏亲”思想。《孝经·谏诤章》中记载，曾子请教孔子说：“敢问，是不是做儿子的只要一切都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以称得上是孝顺了呢？”孔子感慨地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根本不对啊！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敢于直言相谏的重臣，即使天子无道，他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位辅佐大臣，即便诸侯昏庸，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有三位负责任的家臣，就算他很无能，也还不至于失去封地；士人身边如果有直言相劝的朋友，就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好名声；父亲身边有敢于劝谏的好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的境地。因此，如果父亲做了不义之事，儿子一定要直言相劝；君王有不对的地方，大臣也一定要犯颜直谏。所以说，对于不义的事情，一定要去劝谏。如果只是一味遵从父命，哪里能算得上是孝呢？”父失则谏，是《孝经》思想中的闪光点。《孝经》将“孝”与“顺”分开来讲，孝并不完全是顺，相反，如果父母做法有错，子女不去劝谏，还要顺从父母，这就是不孝了。
对于父母的错误要劝谏，对于君王也是一样，古代历史上不乏冒死犯谏的大臣，最著名的当数清官海瑞了。明朝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日沉迷于求仙问药，祈求长生不老。嘉靖皇帝为人刻薄，敢于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革职、充军，因此满朝文武没有人再敢批评他。海瑞明明知道给皇帝上奏折批评劝谏，肯定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决心以死犯谏。海瑞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了后事，还给自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子儿女，这才把奏折呈给嘉靖皇帝。海瑞在奏折中批评嘉靖皇帝求仙问药，不理朝政，大兴土木，耗尽民财，还讽刺“嘉靖”的年号就是“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虽然自比尧舜，其实连汉哀帝都不如。果不其然，嘉靖皇帝看后非常生气，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不仅把海瑞放了出来，还官复原职了。从此，海瑞买好棺材，以死劝谏的故事备受赞扬，广为传颂。
《孝经》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君王、对他人的孝，使孝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人际关系。《孝经》不仅对殷周时期的“孝道”有所扬弃、继承和发展，而且囊括了先秦儒家学派孝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古人进行孝教育的必读书。认真研究学习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今天开展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与和谐人际关系建设仍有裨益。
五重法轻孝——法家的孝教育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流派之一，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子、申不害、慎到等人。法家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势，对于人伦道德并不十分提倡。
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重视。商鞅来到秦国实行变法之初，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主要的困难是百姓不遵守法律，将政府颁布的条文律令当作耳旁风，很少依法行事。于是，商鞅找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抬来一根朽木，并贴了一张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朽木抬到都城南门，政府奖励百两黄金。很快，人们都纷纷拥上来看这根木头和告示，看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站出来抬木头。大家都想：木头不算沉，这里离南门也不远，一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能办到，这么容易的事情奖金却有百金，太不合常理了，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朽木在原地好几天了，也没有人来抬。这一天，有一个憨憨的小伙子，看到告示后，十分高兴，什么也没多想，抬起木头就往南门走，路人看到抬木头的小伙子，纷纷嘲笑他傻，被人骗了还不知道。没想到，小伙子把木头抬到南门后，政府果真给了他百金的奖励。这下人们傻眼了，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眼看着自己能够轻易获得的百两黄金没了，肠子都悔青了。从此，政府的法令没人再敢质疑了，终于达到了令行禁止的目的。
法律是不讲人情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孝子犯法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给以任何宽待和优惠。商鞅重视对法律的遵守，必然看轻了孝子和孝行，认为孝子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褒奖，也反对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在商鞅看来，父母的慈爱只会让孩子变成逆子，而不是孝子。在他的《商君书》中，法家的“刻薄寡恩”充分得以体现。商鞅把“孝悌”看成是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此外还有礼乐、诗书、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休战。这“六虱”是国家衰亡、百姓贫弱的根源，必须抛弃这些道德仁义的理论，重视法律和军队的建设，才能“天下莫能犯”。
除了商鞅外，法家的慎到提倡用君主的权势压制群臣百姓，申不害提倡君主要善于用各种权术和阴谋手段来治理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反对用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来教化百姓，也都反对提倡孝道。其中，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的重法思想、慎到的重势思想和申不害的重术思想结合起来，彻底推翻了儒家的孝道观，建立了一套法家自己的孝道观。
韩非子是战国后期韩国王族的宗室子弟。韩非子曾跟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韩非子生活的年代，韩国内部风雨飘摇，外部又有强秦虎视眈眈，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了。怀有强烈爱国之心的韩非子屡次面见国君，陈述变法思想，但是韩非子有严重的口吃毛病，说话结结巴巴，韩王很不耐烦地打发了他。韩非子满腹才华无法表达，又无人赏识，内心苦闷。于是他发奋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取名《韩非子》，共约十几万字。韩非子虽然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写文章却文思敏捷，气势磅礴。他的文章不但逻辑性强，还用了很多生动有趣而又贴切的比喻。其中像“滥竽充数”、“讳疾忌医”、“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均出自韩非子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