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亲身体悟，透过六十四卦保存下来。他为六十四卦的每一个卦都写了卦辞，每卦六爻，每一爻也都写了爻辞来说明（也有说爻辞是周公写的），费尽苦心、字斟句酌，这就是最早的《易经》。文王六十四卦推演下来，居然天衣无缝，既环环相扣又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补。
其实，六十四卦还是八卦，八卦就是六十四卦；《易经》就是八卦，八卦就是《易经》，连起来就叫易经八卦。六十四卦不过是八卦两两相叠，重新排列组合得来的，所以又叫重卦。下面一个叫内卦，上面一个叫外卦，这样一来三画卦就变成了六画卦，也叫六爻卦。之所以这么变，是因为人类社会越发展，人事越复杂，三爻卦已经不够用，而六爻卦就很精细了，也很科学。
至于为什么只用六爻变，起码有这么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子在《系传》里说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也就是天地人“三才”。人文文化中人有男有女，天地也同样有阴有阳，二三得六。这是孔子的心得，几千年来，我们没有脱离他的范围。第二种是说，“六”代表事物发展的六个阶段。宇宙间的事情物理，都是按照这六个阶段发展的，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六大顺，逢七就变”，第七个变就已经是另外一个新局面的开始了，这也是被现代科学证明了的。
那么，这六个阶段是按怎么个顺序走的，或者说六爻卦亦或三爻卦是从哪里画起？从下面画起，由下而上，由内而外。这也是《易经》给我们的启示，所谓“气由下升”。引申一下就知道，《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情要发生变动，那都是从下面开始的，也就是从基层变起；或者说宇宙事物的变化，是内在先开始变，比如人的变，就是内在思想先变，别人要想改变你，那是相当难的。中国人说的：“物必自腐，然后虫生”，也就是这个道理。
一卦有六爻，64个卦就有384爻，384个爻的变化那就非常复杂了，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从一个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种复杂性，每一个卦起码都可以变出八个卦，八八六十四，这就从八卦变成六十四卦。每一个卦还有错卦和综卦，综卦就是把本卦掉个头，从对面看过来的那个卦，错卦就是位置不变，六个爻阴的变阳、阳的变阴。此外还有交互挂，也就是把本卦的二三四爻配合成一个三画卦（互卦），三四五爻也配合成一个三画卦（交卦），然后把交、互两卦上下重叠为一个新卦，就是本卦的交互卦。除此以外，各个变卦分别还有他们自己的综卦、错卦、交互卦。够乱的！没关系，你只要知道这就叫错综复杂就好了。对于一个卦，要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多个角度都看到，还要看到这里面的交互变化。对卦是这样，对宇宙自然，对人事百态也得这么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面玲珑就是这么来的。反正就是要周到，别以偏概全，这就是《周易》也就是《易经》给我们的思想。
《易经》广大悉备，无所不包。六十四卦比八卦更精细，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六十四卦方圆图对于时空的绝妙把握。这里的方图代表方位、方向，是管空间的；圆图代表时间，代表宇宙的运行法则。图中蕴涵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即便现代科技发达，也还没有达到它的高度，也还不能完全解释它。但是，从中却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思路那是和时空紧密联系的，完全是取法自然得来的，做人做事是一套东西，而且这套东西直接和宇宙自然声气相通。不像西方那样是分开的，做事的划给科学，做人的划给宗教。
文王演《周易》，不过是想把宇宙自然的规律引进到人世社会上来，这其实也就是伏羲氏一画开天、生阴阳、创八卦的初衷。他们都通晓了宇宙的自然规律，更明白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所以要引导人按照自然规律来做人做事。
很庆幸，咱们的圣人也是心灵相通的。伏羲、文王之后又有周公、孔子生，他们身体力行并积极推进，继续发扬伏羲氏和文王的思想精神。
礼乐文明建制
商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时代，当时民智也还没开，要一下子破除迷信，那是相当困难的，几乎不可能。这样，周文王才会用卜筮的词句，用卜筮的形式来写《易经》，用吉、凶、悔、吝、无咎这些话，透过占卜来了解其中的道理。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也是这么个情境。这就给《易经》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以神道设教，其实这是他良苦的用心。
周公和武王大概是文王最贤能的两个儿子，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辅助文王，随侍左右，颇受熏陶，他们深深地理解父亲文王是重在教化。所以，当周武王提出“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话时，他是有很重很重的使命感在里面的。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身为人，就要觉悟，要拉开跟动物的距离。文王在《易经》里不是说了吗：人是天地之间唯一能够帮助天地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一种动物，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这正是《易经》的宗旨，或者说是周文王的宗旨，武王把它明确地提出来，说明他真正理解了先王的意图。
礼乐就是为了教化。在周王朝刚得天下的那段时期，武王继承了父亲设计的礼乐，也因袭了殷礼。一方面，周文王时代就很重视礼乐，而且，经过精心设计和多年实践，颇具规模，颇有成效；另一方面，殷礼也还有可取之处，该继承的也要继承，不能为了创新就完全弃旧，关键是看旧的合不合理。当然，即使因袭，也必有它自己的一番统一性。这里自然有周公的一番心血，尤其在武王克纣六年崩后，周公摄政，再六年，正式制礼作乐，成了系统也成了制度。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成王的亲叔叔。因早前被封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所以称周公。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是能够与孔子并称为圣人的人，而且周、孔并称的时候，恐怕还得周公在前，孔子在后，周公称先圣，孔子称先师，周公称元圣，孔子称至圣，周公被封为文宪王，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如果把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则可以说，周公是前一阶段礼乐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后一阶段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
不管为伏羲八卦做注解也好，还是为万民教化而设礼乐制度也罢，首先，这个设计者要真正悟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不经世事、不经困厄大概是没法悟的，一是没那闲工夫，二是更没那心境。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据说写的是卦辞；周公居东才有的爻辞，也就是说爻辞很可能是周公写的，而且是在“居东”的时候，“居东”也就是周公的困厄。为什么困厄？简单说来就是：武王一死，继位的儿子成王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让周公摄政，武王封在东边儿的另三位弟弟不干了，都想自己揽权当大王，却给周公泼脏水，说周公大概要篡位，我们要清君侧，竟然纠合了纣王的儿子搞叛乱，结果让周公给平了，就此也消除了商的残余势力，征服了东方很多小诸侯国，实际上是为了稳固周的统治基础。周公的行为可没得到侄子的认可和理解，得到的只有误会，人家还小嘛。所以，周公这段时间心里是十分苦闷的。很多明眼人都说：作《易》者大概有忧患吧，那指的就是文王和周公父子。
常言说，日久见人心，加上老天示警的帮衬，最后成王终于理解了周公，认可了人家勤劳王事的甘苦。从此以后，周公得到了成王的完全信任，一切政事全交周公处理，自己心悦诚服、再无怨言。于是，周公得以逐步实行他的政治理想。
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那就是制礼作乐。当然，礼乐是伴着宗法制和封建制一起施行的，但我们这里暂不去说它，只着重说礼乐。周公的心志和先王是相通的，制礼作乐是为了教化。当然会有人马上站出来说：他那是为了他们的家天下，是为了维护统治。这可能就有点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名号不是那么容易得的，对几千年来大家公认的事情还是要持尊重的态度。
人家那套制度也是先试点后推行的。新都洛邑就是新礼乐的一个试演场——周公既定乱，以殷民建洛邑，因势利导，遂会诸侯于明堂。明堂者，乃明诸侯尊卑之意。这一次会合诸侯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就是从这一次开始，颁布了朝见的位次。位次的决定，即表示封建制度的完成。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周公建立明堂而朝诸侯于其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既然天下大服，说明当时的人们那是相当认可的，应该是心悦诚服。也只有大家都心悦诚服，才可以传播久远，也就说明它真的合情合理。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说“合情合理”“合理合法”，大概还没有倒着说的，可见在中国人心里，本来就是按照“情、理、法”的顺序依次排列的。这应该也是长期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充分体现着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的中国思想精神。“礼”正是从“理”来的，是从“宇宙自然之理”来的。
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其范围那就太广大了。举凡政治制度、行政法规、社会规范、宗教仪式、外交礼仪，甚至两国交兵，都有礼的存在。周公制礼，传了三百年到春秋的时代，还能看到此礼的遗迹。那时，列国贤大夫判断人的吉凶皆以礼，无礼必亡身；而外交人员见面也要先赋诗明志——来个咏叹调，用这种方式代替直接的表白，目的就是为了稳住对方的情绪，避免直接的冲突。这实在是伟大的发明，周公制礼成了大功德，传颂久远，也影响深远。
礼的真义，其实就在以谦让完成事情，也就是以和平的手段求得事情的顺利完成。抓住这一点来看周公的礼，就会更真切。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礼与乐的密不可分。乐有融洽的本质，再配上礼，自然可以促使典礼或事情顺利地进行，并圆满地完成。《诗经》除《国风》为民谣外，《颂》为宗庙之乐，《小雅》为燕飨之乐，《大雅》为朝会之乐，《雅》《颂》多有追叙祖德考烈之作。“追叙祖考之德业，孝也；燕飨劳士，体惜也。孝则民德归厚；体惜则劳而不怨。辞让和平之心因而兴起”，所以，要参透周公之礼乐真义，不可不读《雅》《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