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个叫更敦群培的西藏僧人到印度求法，1946年，他返回拉萨。在通常意义上，一个僧人就是一个觉悟者，而当这个僧人走向宽阔的世界，并敞开心胸接纳这个世界提供的新的智识时，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觉悟者。他开始更贴近历史与现实真实的书写。他说：“使遇人惊愕的浮夸之词，向显贵谄媚的奴颜媚骨，让信徒呻吟的神话故事，统统远抛之，走我正直之路。”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开始全新的吐蕃史《白史》的写作。他在《白史》中明确地说，他的写作，凭据是三种重要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刚发现三十多年的敦煌文书以及汉文史籍《新唐书》和《旧唐书》。可惜，不久他就被旧西藏地方政府投入监狱。《白史》一书写至吐蕃国王芒松芒赞时代便戛然而止。监狱生活严重摧残了这位智者的身心，释放不久，他就于1951年病故于拉萨，走完了四十八年短暂的人生。
再后来，我来到了那个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的历史开始的地方。吐蕃，一个雅鲁藏布江支流上的小邦而成的大国，宏大帝国又在盛极之时轰然坍塌。从那时到今天，世界又向前行进了一千多年。但是，这个曾经以盛大王朝为荣的族群，却与世隔绝，如今要重图振作已是相当艰难。甚至于，这个族群一面以曾经的吐蕃雄强为荣，一面却连这个王朝的信史都没有留下。曾用藏文写下《西藏简明通史》的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曾经说，“佛教兴盛的同时，原有的古代文书都被销毁，代替它们的是取自印度的一些传说，这些传说鱼目混珠，掺杂进西藏的历史，使得西藏真实的历史无法传播，搞昏了人们的头脑。”
正是这个原因，这回所带的枕边书，主要是从敦煌和西域流沙中发现的吐蕃文书的断篇残简的汇编，以及对这些断篇残简的研究文献。这些断篇残简，属于名满天下的敦煌文书的组成部分。
那是一个同样令国人伤心的故事。敦煌文书四万余件，由斯坦因、伯希和们带往外国。其中，藏文文书有八千余件。这些文书，对吐蕃王朝由小邦而大国历程（也是藏民族形成过程），及其社会结构、官制、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权力与宗教斗争的情形均有所记录，可供今天人们来还原一部吐蕃历史。台湾学者林冠群就在其论文集的序言中感叹“吐蕃传世史料的缺轶”，但无论如何，这些敦煌藏文文书，经中外学者孜孜不懈地努力，使得在藏族人自身认知中早已模糊不清的吐蕃王朝的面貌，又开始清晰浮现。所以林冠群们当然有理由感叹，“唐代吐蕃种种，吾人很难与其后代的西藏相联结，因为二者间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过去就有机会到山南。但山南，不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山南是历史的深处。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幽暗的历史深处，这样的深处，不可能轻易抵达。其实，我一直在期待。这个期待并不是要等学者们把历史深处那些晦暗不明的未解之谜全部解开。我更在等待，这个民族自己——如果不是全部，起码也应该是领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知悉并接受这样的研究成果，不止是从这些成果学到正确的历史知识，还能领会到看待历史的正确方法。我想看见，有现代感又具历史感的西藏自己的年轻学人开始书写。就像疯僧根敦群培写作《红史》那样开始书写。僧人们说，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据我多年观察，在这个泛物质化的时代，西藏甚至整个藏区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浅薄的泛政治化时代。这样的时代，理性的觉醒受到了双向阻碍。于是我知道，从历史到现实，把一切该认知的加以认知，把一切该廓清的晦暗加以整理，然后，一个失去活力的民族以理性而觉醒的姿态主动融入现代社会，主动建设一个现代社会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到来。
我想起一个非洲诗人的诗句：
“有人问起，两个国王中哪个更好些？
你们首先应该回答：哪一个更卑鄙？”
我没有见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从古至今，人们争先恐后在做的，只是挑选一个国王。历史进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多少个国王？更有甚者，当统一的吐蕃王朝崩陷，在青藏高原这块以雪山为栅的孤绝之地，常常同时出现好几个王。那样的情形下，如果不问后一个问题，谁的选择也不会正确。
带着满脑子这样纠缠不清的思绪，我睡去。然后又醒来，我看见了天上接近圆满的月亮。我起身到窗前，再次眺望那些灰色山岗。传说中，在山上的某个洞窟，那只禁不起诱惑的猴子，因为自身的不坚定而产生了后代。有人说，那不是猴子不坚定，那是神的安排，是一种宿命。如今星散在高原上宽大河谷中耕种的众生，在那些高旷草原上游牧的众生，他们的命运因此也难以选择？那个山洞依然隐藏在山沟皱褶浓重的暗影中，不能看见。时间是凌晨三点，我倒回床上，却再也不能入睡，一直在想象那个山洞。如果那个山洞真发生过那样的事件，我敢肯定，它早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它是一个圣地，空中一定飘扬着经幡，岩壁上一定镌刻了漂亮的字母，这些字母组成一些有奥义的经咒。
天一放亮，我就到这个新城中行走，四处看看。水泥铺就的街道那么宽阔。没有人，也没有车，红绿灯依然在规定的时间间隔里明明灭灭。笔直宽阔的街道用遥远内地的省份命名。因为那些省份出钱建筑了这些街道。我顺着这样的大道走到城外，看见柳林和杨树掩映的村庄升起了炊烟。收割不久的庄稼地里，觅食的鸟群起起落落。在西藏，新起的现代城镇总显得有些突兀，好像是火山突然喷发，一夜之间就造就了一种新的地貌，坚硬，簇新，象征着一种不可阻止的力量。在这些建成不久的街道尽头，是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村庄。这些村庄里的人们的祖先，曾经有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建成城市，但是，他们早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只是在低矮的土屋中间，建起了一座又一座金碧辉煌的寺院。这些寺院，在内部对于人民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胜利。但是，当这个世界有经书中未曾预见的事物与力量出现时，他们显得那样无力而绝望。现在，我就站在古老村庄和崭新的城市之间，身后的城市代表的就是对于充满预言的佛法来说未曾预言的事物与力量。
在我面前的村庄不必要的旧，那么逆来顺受地安静着。而背后的城市，也有不必要的新、不必要的大。太新与太大，都不够自然。难道这个世界，强大的东西必须要以这种不够自然的姿态出现？
重要的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由这里的人们自己建成的。更重要的是，一千多年前就在这里建成雄伟城堡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然消泯了创造的欲望，而且很多人因为这些仿佛自天而降的城市建筑感到不适，甚至恐慌。
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去看那个山洞了。
早餐时，有很多在这个酒店里开会的人。从他们的交谈听得出来，他们是这个地区从事统计工作的人。他们正在这里学习新的统计方法：表格、口径、一些数据的计算公式。也就是说，一种新的方式正将这个地区尽量精细地纳入。
来山南的第四天。
第一天，飞机，汽车，检查站。
第二天，去剧组探班。
第三天，去藏王墓和雍布拉康。
第四天——昨天司机问明天去什么地方，我说什么地方都不去了。没想到的是，晚饭时遇到从拉萨来的熟人。他们陪记者来山南采访。聊天时我问他们，有没有近便而且自然风景好的去处。答说雅拉香波雪山啊！还告诉我，雅隆河就从雅拉香波发源，一路奔流而下，造就了雅隆河谷。于是，我决定上雅拉香波。而且，两位朋友还决定一个人陪记者团，一个人带了他们的车陪我上山。
雅拉香波雪山海拔6636米。就是这座雪山，哺育了全长仅六十八公里的雅隆河。但就是这段短促的河流，在高原河谷中哺育了辉煌灿烂的吐蕃文明。
我想起从飞机上往下俯瞰时所见的景象。雪峰上晶亮的积雪变成一条条冰川，凝重地滑向山下，然后，冰雪变成流泉，流泉壮大，奔向河谷地带的田野……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使人类得以繁衍生息，创造文明。人类理应顺应自然，但人类的历史，反倒常常是轻慢与辜负大自然美好情意的历史。正由于此，在好多自然哺育了美好文明的地方，大自然便日益憔悴与枯萎，那些文明也随之萎顿凋零了。人类伐尽山上的树木建造伟大的庙宇与王宫，又在人类自起的冲突与战争中毁掉它们，然后，再次开始重建。就这样，一次次的悲剧重演，终于毁掉了自然的精华。
读到过一则与雅隆河谷的吐蕃王朝有关的史料。我不想费神再次去查阅这则史料，在这里准确引用。在那则史料说到的年代，在雅隆河谷中构建吐蕃国宏伟的建筑已经得翻过大山，去喜马拉雅山更深处的工布地区砍伐柏树，并千辛万苦运送到此地。正是那些无从忍受沉重劳役的奴隶暴动了，结果，不仅是新的建筑没有建成，连一些过去的建筑也毁于战火。战乱平息后，一切重新开始。百姓为重建又担负更多的赋税、更重的劳役。而自然的进一步损毁，却没有在历史书中留下半个字母。以祈求人类幸福为号召的书与经，也没有讨论过人在损毁自然的同时，也损毁了自己的精神与情感。
太阳出来了，我们正穿越河谷中的田野，顺雅隆河而上。
河流的下游，青稞与小麦都收割了，土豆也收获过了，羊群四散在田野中间。相对于荒芜山坡上那坚硬多刺的耐旱植物，田地里、田地边那些草肥嫩又多汁，这样的季节，真是羊群们的节日。我在冬天到过同样的河谷地带。那时，植被都脱尽了叶子，河流枯萎，风把河滩上的沙吹到山坡跟前，又把山坡跟前的沙尘扬到天上。使得河谷中的村庄与日子，都在灰蒙蒙的尘土笼罩之下。现在，在这个世界，大自然正呈现出它最美好的那一面。阳光明亮，植物碧绿，河流丰沛而宽广，一个个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庄显得自足而安详。在我眼中，那就是被自然之神祝福与佑庇的模样，那就是幸福的模样。
就在这样的情景中溯河而上，地势渐渐抬升。还未收割的庄稼地出现了。一片片沉甸甸的金黄和蓝天相互映照，除了穿过田野的公路以及田野里的输电线路，一千多年前，这片河谷应该就是这样的景象。吐蕃第八代赞普布德贡杰统治时期，雅砻部落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只是按历史的写法，这样的功绩，总是归之于帝王。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述道：“其（布德贡杰）聪睿之业绩是：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开垦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于不能渡过的河上建造桥梁；由耕种而得谷物即始于此时。”我们当然不相信，一个国王不论如何聪慧睿智，也不可能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却可以相信，在他的统治时期，他鼓励和倡导着技术文明的进展。如果换一种历史观，也许这样的国王才是比那些开疆拓土、强力推广佛法的国王更多造福了子民的伟大而贤明的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