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62]
译文
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经过深思但没能明白，请您开导解释。”
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天理表现出来，被人识见，就是知识。知识隐蔽微小，人不得见的，就是天理。这本是同一件东西。‘约礼’是要使本心纯粹，成为天理。要使心纯粹为天理，必须从天理表现的地方用功。例如表现在侍奉亲人时，就在侍奉亲人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侍奉君主时，就要在侍奉君主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贵贱时，就要在身处贵贱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患难或外邦时，就要在身处患难或外邦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至于是践行还是停止，开口还是沉默，都是如此，随时随地表现在行动上，都要在那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广泛学习存养天理，就是为了求得唯一的至精。遵守礼仪，就是为了求得天理的统一。”
徐爱录十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63]。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译文
徐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根据先生‘精一’的训诫来推论，这句话似乎有弊病。”
先生说：“是。本心只有一个。没有掺杂人的私欲时叫做道心，掺杂了人的私欲伪欲叫做人心。人心能够达到纯正的就是道心，道心失去纯正的就是人心。最开始并没有两颗心的分别。程子说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从这句话来分析，主旨实际是正确的。现在朱子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于道心’，这就是有两颗心了。天理和私欲不能并存，怎么能说天理为主宰，人欲听命于天理呢？”
徐爱录十一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64]。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65]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爱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66]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67]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68]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69]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70]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71]《八索》，一切淫哇[72]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盖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73]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74]，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75]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76]谜语[77]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78]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79]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常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80]。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81]。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82]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83]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84]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85]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86]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87]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霸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霸术。”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韩愈两人的言行。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雄，王通是大贤的儒者。后人只因为文词的原因，推崇尊敬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要差多了。”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为什么会有仿作经书的过错。
先生说：“仿作经书的是非不能一概而论。你认为后世儒者编著经书的主意，跟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呢？”
徐爱说：“现在儒者的编著，并不是没有追求名誉的意思，然而也有明道的期望。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名利了。”
先生说：“编著经书进而明道，又是效仿的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从而明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仿作经书，不就是模仿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经书就是对其中的经道有所阐释。仿作经书，似乎只是仿照经书的形迹，恐怕对于经道没有什么进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