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官野史
所谓稗官野史一类，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轶闻，可以作为官书的一部分补充或另一种视角。比如太平天国的历史。太平天国自身的记载完全被清政府清除，民间散落有零星笔记，保存了部分真相。前代的野史，如宋末郑思肖的《心史》、明末的《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对民众的民族意识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内容很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代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的主要人物都有，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时令”者，如《岁时广记》等；“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以上所列都是次要的史料，可为研究专门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学术史
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没有的类别，但有些著作体系完备，内容专一，可作为学术史来研读，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清朝初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学术史。书中对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和学说内容、观点做了系统的介绍说明，对王阳明学派的讲述尤其精彩。作者对各家的不同或相反的观点，都会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说。
此书完成以后，黄宗羲又打算写《宋元学案》，书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编完成。相较而言，《宋元学案》的体例更为合理一些。每一个学案之前做了列表，详细说明词派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后面就是学术观点要义的摘编。
清朝是学术发达时期。记录前半期学术史的著作，有江藩的《清朝汉学师承记》和《清朝宋学渊源记》。记录整个学术发展历史的，有梁启超及现代学者钱穆各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还编了一本《清代学术概论》，可算作简读本。钱穆的学术史偏重宋学一派，叙述详细。梁启超的学术史相对比较全面，他对汉学家的考证工作万分钦佩，对自己所属的今文派叙述得尤其精彩。
史评
史评包括三类著作：史学方法论、史论、史的考证。
史学方法论，即评论作史方法的，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史论，即借史实的讨论来表现作者对时事的意见，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
史的考证学，即以考证史书间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点，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史论，可以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了解史实及选择阅读的史书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有《史通》，详论作史的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二体》，分析了唐以前史书的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其中《左传》和《汉书》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认为，这六家正代表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
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是按年月次序，但内容过于简单，如同大事年表一样。《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的历史记述不详，同时它所依据的经、子、史的古书多流传于世，所以《史记》不太完备，条理性不强，又和其他的书多有重复，不如断代史的《汉书》完善。
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这是他站在史官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历朝官修史书，都觉得断代史更为方便，内容详细完备又不至于重复。刘知几主张要记载事实的真相，不赞同因个人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等诸子书都认为不甚可靠。
章学诚曾过着游幕生活，修过地方志。他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的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观点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六经皆史。第二，史家分记注和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是史书的著作。第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的《通志》。第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以史为鉴的立意。朱熹的《通鉴纲目》把三国时的刘备作正统，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治史态度。
历史哲学
汉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递，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应该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都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
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来，一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就是一番新天地，重新开辟。这样的推算，结合六十四卦，就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推算出来的。他又说现在的世界，正如已开的花朵，虽然正盛放，却已显出衰机。所以他认为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末的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提倡进化观，认为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
新史学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历史观念。
著作中，新史家认为，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过去史书是为死人而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应为生人而作。过去为警戒后世，往往记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
同时，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天文、历法、官制、刑法……史书里无所不包，后来专门研究发展，渐渐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历史范围应当缩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总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些星座运行，这些都属于天文学的范畴，史书不应容纳。史书所应记载的是天文学史，比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岁差，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都有哪些观点发展，等等，这是天文史应该记载的。如此，历史书既可以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同时又记载了每种学术及一切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因而这收缩也是扩张。
新史家们还认为，过去史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体都是片断性地记录，或缺乏同一时间发生事件的联系，或没有前因后续的发展联系。史家缺乏创新意识，现在应大胆进步突破。过去注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影响格局的大事变，现在应关注一般人物、事物的变迁历史。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他的史观有些方面虽不免旧俗，但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可说是新史学的开路者。
在新史学者们的努力下，在清末民初，史学的工作获得了初步的业绩。
史料方面。删除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史料，另外发现许多新的史料。
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实了《世本》和《史记》中殷商帝王谱系的真实性。
西域考古的发现。罗振玉曾据此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首先是罗振玉在京城的市场中发现。一批档案已当成废纸卖掉，将运往造纸厂化作纸浆。罗振玉重金收买，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还没卖掉的被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编成三集《明清史料》。
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文字已经泯灭，现在的人已经不能通晓。如辽、金、西夏文，随着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被发现，还有西北各地的佉卢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字，有丁文江整理编辑的《爨文考释》一书。
研究工具的丰富。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为史料的鉴别提供了便利。
史学著作的突破。五四运动以后，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运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