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顾颉刚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部助教
地理与“方舆之学”
在先人们留下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地理”一词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成文的《易经·系辞》，里面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文句。在中国古代，人们常把“天文”与“地理”并论，认为天文加地理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东汉思想家王充对天文、地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解释是：“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中国先民们很早就开始描述自然。在山东莒县大汶口出土的一个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陶器上，画着由太阳、云气和山岗组成的象形文字。《尚书·尧典》中有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述。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某些地理现象已有一定的观察和认识。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人们已注意到对江河灾害的防御。《诗经》中出现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隰等十多种陆地地貌类型名称，洲、滨、澳、沚、渚、浒、浦等多种流水地貌类型，并且注意到不同环境生长有不同植物：“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离不开地形和水文知识的掌握及测量地势高低的方法。《吕氏春秋》一书记载了两百多年间水旱的情况，载有雨、雹、雷、霜、雪等灾害共十三次。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汉字基本成熟。地形、地物有了文字的记述和图形的表示，地理知识得到迅速增长和积累，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和地理区划方面已有不少成就，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讨论。
战国以后，这些自然地理知识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方舆之学”，也就是风水学，是古代学者研究“天人合一”之道作用于地球表面或地球内在系统的理论。风水学一类的书籍名目经常能看到“地理”一词，如《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录》、《地理五诀》、《地理四弹子》、《地理囊金》等，此处的“地理”可看作“风水”的别称。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地理”一词和现代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以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来看，古代较早描述相关内容的书籍有《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和有关地球数据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这样的书籍中并不会使用“地理”这一词汇。
《禹贡》与《山海经》
东汉以前，已有两部区域地理名著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
我国地理学书，一般人都以《禹贡》为第一部地理学著作。《禹贡》全文仅一千多字，篇幅虽小，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中的大一统政治蓝图。这在现代看来，《禹贡》一书记录了很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
与《禹贡》大约同时的《山海经》，也包含了许多地理知识。《山海经》由《山经》（《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以《山经》部分的地理价值最大，记载有四百多座山。《山经》以“山”为纲，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当然，记录并非完全准确。此外，与开“征实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属“幻想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不如《禹贡》。
《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到了东汉班固著《汉书》，其中有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目，即“地理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地理学在疆域地理志、地图、水系、域外地理和方志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禹贡》和《职分》二篇，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为班固所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记载有一百多个郡（国）和郡所辖的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疆域地理志。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地，对主要河流、湖海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这对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有重要意义。
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同类型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十六部。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是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也为统治者所需要。它的出现，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影响，后世地理学对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没有更多深入的研究，甚至完全忽视，地理学更多地偏向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和《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水经注》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作者为桑钦。《水经》继承和发展了《禹贡·导水》的记载，由《禹贡》所记三十五条河流增至一百三十七条，丰富了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但内容仅一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北魏的郦道元为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相关记载汇集起来为《水经》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经注》。《魏书》卷八十九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除《水经注》外，郦道元的其余著作都已亡佚。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他继承了先贤对水重视的传统，认为水流是“万物无所不润”的客体，决心为《水经》作注，将河流的记载补充增加到一千多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是当时对陆地水文知识的一次大综合。
注中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载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凡北魏以上的掌故、旧闻都可以得到考证，被后世学者赞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其中一些记载至今还有参考价值。《水经注》文笔隽永，描写生动，也可作为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来欣赏。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进士，后任翰林学士。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