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能够宽恕，是因为能够体认到彼此共通的人性。我们体认到，你我都是脆弱、会受伤、不完美的人类，谁都可能轻举妄动，谁都可能刻薄残酷。我们也体认到，没人本性邪恶，谁在一生当中所做过的最坏的那件事都不能代表这个人的本质。
chapter4 把事情说出来
天气很热。
白日里，卡鲁区——南非中部广袤的干旱台地高原犹如烤箱。摇下汽车车窗时，涌进来的空气就像吹风机开到最强的热风。车窗是敞开的，这是情急之下的一线希望。我们流汗流得满身黏腻。我们很累，似乎是因为疲劳与高温，孩子们在后座吵闹不休。破晓前离开在东开普省爱丽思城的家之后，我们已经开了好几小时。全家人——四个年幼的孩子、妻子莉雅和我挤在旅行车里，要长途跋涉去史瓦济兰。
1960年，南非被紧握在种族隔离政策的魔掌中，这就是我们长途跋涉的原因。政府制定了黑人学童仅能接受次等教育的“班图教育条例”之后，莉雅和我基于抗议离开了教职。我们发誓尽全力确保孩子们绝对不会受到此等南非教育的洗脑。作为替代方案，我们让孩子们到邻近的史瓦济兰注册上学。
娜欧蜜在六岁的小小年纪就开始住校。由于在我攻读神学期间，我们在英国旅居了三年，所以崔弗和桑蒂开始住校的年龄较长。每年有六次，我们要从东开普省爱丽思城的家开3000英里到我父母在克鲁格斯多普的家，和他们共度一晚，再开五小时到史瓦济兰，到孩子们的学校接送他们，然后开回克鲁格斯多普稍事休息，再继续漫长的回家之路。无论付多少住宿费，没有一间旅馆或饭店愿意收黑人房客。
那是个炎热的日子，我们是在送孩子去学校的路途上。这不是从学校接他们回家，大伙在车上聊得唧唧喳喳的愉快旅程。回家的旅程中，孩子们会开心地说着趣事，兴奋地期待着假期。然而，这是送走他们的旅程，即将到来的告别为全家人的心情蒙上一层阴影。高温为我们的沮丧更添不快。就在前面没多远的地方，我看到“和路雪冰激凌”的招牌。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店门外停车时，我几乎已经能够尝到那口美味、冰凉、香甜的冰激凌带来的安慰。
我们纷纷从车子里爬出来。我推开店家的小门，这家店同时也是一家做外卖的本地小餐馆。
柜台后面的小伙子抬起头来，举起大拇指比了比，说：“黑鬼只能从窗口。”
我看了看墙上的窗口，从那里几乎看不见店里卖些什么东西。没有一个黑人的双脚获准踏上这家小店神圣的地面。唯一准许入内的黑人是跪在地上刷地、洗地的黑人清洁妇。熊熊怒火烧灼着我。即将与孩子分开的忧伤，炎热的长途跋涉带来的疲惫与挫折，孩子在后座吵闹不休导致的焦躁，现在又是这个！我夺门而出，一把将门甩上。
“回车上去！”我对所有人大吼。他们急忙后退，回到令人恼火的高温底下，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怒不可遏，就像许多感到挫败的家长一样，我的脾气爆发了。然而，在我的脾气背后，是一道鲜明的、灼痛的伤口。
那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人流血，没有人丧命。但即使到了现在，当我说出这件事情时，我还是能感觉到当时所受的伤害多么深、多么真实。那是一份雪上加霜的刺痛，堆积在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日常生活中种种司空见惯的伤害上。我们已经太习惯诸如此类的状况，以至于当下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必须宽恕柜台后面的小伙子。
故事不一定都是从头说到尾。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也算得上一件事，我们只是开始拼凑这些碎片，为我们的遭遇理出一个头绪。回到车上，我想让孩子明白刚刚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首先我得面对自己的绝望感。一家人一定要找到共同经历的故事，否则每个人只能各自关起门来痛苦，每位家庭成员都会觉得孤立无援。每当有危机或暴行发生，需要我们从中找出意义时，都是这样的。
在那段已成过往云烟的岁月里，被贬为次等阶级和被合理化的不平等是故事的主轴，但我不希望孩子告诉自己这样的故事。相反，我和他们谈尊严，我说尊严只有在你自己把它拱手让人时才会被剥夺。这“机会教育”的一刻也让我对刚刚发生在我们一家人身上的事释怀了。
那天稍晚，将孩子们送回学校，只剩我和莉雅独处时，我和莉雅讨论这件事。她也在现场，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把事情重述了一遍。通过这么做，我们开始接受已成定局的事实。
我们都会经历痛苦。这是身为人类想逃也逃不掉的一部分。受伤、受辱、受损、受害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面。心理学称之为“创伤”，创伤往往会在我们的灵魂留下深刻的疤痕。然而，定义我们的并非创伤本身。我们赋予自身遭遇的意义才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最终成为什么。
盛怒之下离开那家店，我是在拒绝接受自己被贬为不值得尊重的二等公民。
每天，我们都面对着被他人伤害的可能。那是活着的一部分，是爱的一部分，也是身为人类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的一部分。无论这份伤害是有心还是无意，它都是真实的。我们或许会成为谎言、背叛、谣言甚至肢体攻击的箭靶。我们爱上的人可能拒绝我们，我们信任的人可能欺骗我们。朋友可能冒犯我们，陌生人也可能侵犯我们。又或者，我们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就这样变成某个随机暴行或一场悲剧意外的受害者。心爱之人可能挂彩甚至丧命。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深深受到伤害。那不公平，那不是我们应得的。但那就是会发生。
接下来，选择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每次受到伤害，我们都再度站上同一个分岔路口，若不是选择宽恕之路，就是选择报复之路。即使在义愤或盛怒当中，即使受到悲伤与痛苦的蒙蔽，即使所受的煎熬感觉没有尽头又这么不公平，我们还是有选择。我们可以在复仇中发动攻击，抱持着以眼还眼就能抵消最初伤害或缓和伤痛的错误信念。或者我们可以朝接受迈进，我们可以承认自己必须放弃“我能改变过去”的想法，接受之旅始于痛苦，终于希望。
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就表示你已做出选择，并准备要上路了。你需要宽恕的是什么？什么事情导致你的痛苦？你是如何受到伤害的？无论何种伤害，无论破碎或失去的是什么，都只能借由“把事发经过说出来”获得修复及重新找回来。
为什么要把事情说出来？
把事情说出来，是在受到伤害以后找回尊严的方式。它让我们开始把被拿走的拿回来，也让我们开始理解这份伤害，并找出这份伤害的意义。
神经科学家说记忆有两种：显性记忆和隐性记忆。当我们记起某次事件并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显性记忆——我们清楚知道自己记得某件事。多数人都认为所谓记忆是这个样子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当我们心里不自觉地联系到某次事件，这样则是隐性记忆。换言之，我们不知道自己记起了某件事情。
默福的女儿娜妮莎四岁时曾被两只杜宾犬攻击。这两只狗太大只了，他们的主人控制不了。有好几年，娜妮莎看到有狗靠近就会畏缩。她没有那时候受到威胁的显性记忆，但隐性记忆引发了她的反应。要到几年之后，在分享家族故事的过程中，娜妮莎才有办法把她的隐性记忆转为显性记忆。通过把事情说出来，她得以将记忆拼凑起来。这是她开始从创伤中复原过来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把事情说出来有助于我们唤醒隐性记忆，并开始从创伤中复原。
无论在任何年纪，知道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对我们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艾默理大学的心理学者马歇尔·杜克从1990年开始探讨儿童的心理韧性。他和一位同仁研发出一套20个问题的评量表，题名为《你知道吗》。这份评量表发给孩子去填写，看看他们知道自家的什么故事。结果发现，孩子越是知道家里的事——好的、坏的、丑陋的——韧性就越高。结果也发现，知不知道家里发生过什么事，是“儿童情绪健康与幸福快乐最好的预报器”。结果还发现，追踪2001年9.11纽约市恐怖攻击事件的孩子，评量表得分越高者，亦即最清楚家族历史者——包括家道的兴衰成败——面对创伤或压力时越有韧性。这些孩子和一个更大的、与他们人生有关的故事相连接。对于自己是谁，他们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和脉络。
如同该研究中的评量表预告了孩子未来的健康快乐，知道并说出令我们受伤之事也预示着未来伤口复原的健康快乐。当我们认知到自己的故事、理解了发生的事情，就能对我们的生命及其意义有更宏观的领悟。我们变得更有韧性、更有处理压力的能力，而且能够复原。神经精神病学家丹·西格尔解释道，要看一个孩子和父母的感情好不好，亲子间能否有正面的、充满爱的关系，最佳的指标就是父母对自己的人生及经历过的创伤有没有一套清楚而连贯的叙述。
换言之，如果你能对自己的人生侃侃而谈，如果你能道出曾经历过的喜悦与忧伤，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故事，你就更有可能游刃有余地胜任家长的角色。那些没能复原、无法宽恕的创伤不会时不时冒出头来，而受到我们否认的经历往往会这样。如果你无法为了自己好而去宽恕别人，或许你可以试试为了孩子好而这么做。
但我们要怎么做？故事要怎么说出来？
请看下一节。
说出真相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首先而首要的，就是真相挖掘任务。如果没有真相，南非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便无法取得和解。对你我而言亦是如此，真相让我们不会假装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我们的做法是从“让真相被听见”开始，就以它最赤裸、最丑陋也最混乱的原貌示人。我们在南非就是这么做的。我在很久以前的卡鲁区事件过后，也是这么做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之后，你一样必须这么做。
从陈述事实开始
说出真实的事发经过，是这一步骤最重要的元素，也是让你开始去拿回被拿走的东西的方式。
道出来龙去脉就仿佛是在将拼图重新拼起来，踌躇迟疑地，一次拼上一小块记忆。一开始，回忆和事实或许很破碎而难以有条理地吐露，这要看你遭遇的创伤是什么，以及它是何时发生的。一开始，或许无法按照时间顺序，也无法直截了当说出来。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默福回忆起安琪拉遇害的那天时，情况就是如此：
上周是安琪拉逝世周年纪念。女儿们和我度过了闷闷不乐的一天，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直到那天结束，我们才明白心里在翻腾什么。那天是她与世长辞的日子，我们心里重新涌起一股深深的哀伤。
娜妮莎特别难以接受安琪拉的死。尸体是在她房间发现的，但上周她才告诉我，那天早上她们吵过架。那是一场关于她有没有制服可穿的无谓争执，但她们最后有点不欢而散。
整整一年，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听她说。即使过了一年，我们都还在拼凑事发经过。有些细节永远不得而知，例如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只知道我们的失落如此巨大。
那是一个寻常的早晨，我在家里四处飞奔，忙着收拾包包，准备送孩子上学。安琪拉似乎总是快我一步。她知道怎么对付欧娜莱纳的起床气，而且能以一种温柔和蔼的方式叫她起床，这可不是我所具备的技能。我莫名地记得自己那天早晨是在厨房化的妆，最后匆匆忙忙地夺门而出。通常安琪拉会跟着我冲出来，想知道晚餐要煮什么，但我不认为她那天早晨这么做了。刚开始为我们工作的几个月，我会按部就班地交代她要怎么煮一餐饭，但现在她都很熟练了。我只要给她菜单，她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那天，不知怎的，送孩子们上学后，我回家一趟。到家时，安琪拉正在厨房洗碗。她什么都没说，也没暗示有什么状况，但我确实记得她的表情怪怪的。我问她一切都好吗，她说都很好。
那天下午，欧娜莱纳要上游泳课，但我要到镇上去，所以我请姐夫姆苏利去接欧娜莱纳放学，让她在上游泳课前先和安琪拉待在家里。姆苏利到我们家时打电话给我，说没有人来应门。我们的大门是防盗门，要从里面去开。我记得自己觉得有点烦、有点上火。安琪拉知道两点过后孩子们随时可能到家，而且她永远都在家。如果要离开家超过五分钟，她都会打给我。
情况不对劲，仿佛事有蹊跷。我试着打家里的电话，我试着打她手机，这很不寻常。我请姆苏利把欧娜莱纳送到我办公室。整个下午，我一遍又一遍地打家里电话，我打了又打，都没人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很不像她的作风，她不会这样让人联络不上。我请我妈送欧娜莱纳去上游泳课。送欧娜莱纳到我妈家的途中，我决定顺便经过我家查看一下。感觉很像出事了，车库门打不开，后门却开着。后门从来没有这样开着过。我从车道上倒车出来，先把女儿送到我妈家再说。我知道无论我将在屋子里发现什么，我不想欧娜莱纳看到。
我打给姆苏利，告诉他说：“屋子里感觉不太对劲。”我请他到我们家和我会面。我们同时抵达，一起进了前门。一进到屋子里，我立刻就知道出事了。我到安琪拉的房间，她的床还没铺好，以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来讲，这幅情景很不寻常。我们开始朝后面卧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