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答道：你说该怎样画呢？
他的《行程万里》通篇是富丽沉着的灰调子：庞大的机车，油污的脸，工装与皮鞋，在1972年“文革”绘画的大合唱中，这件作品没有粉饰、情节，甚至没有内容，充满对油画的敬意与自信。它随即被送交“黑画展”遭受批判，然后遗失，图片也没留下，此处无从描述。但1977年景山绘制的《陈景润》原件幸在，诸位看看：苏联影响荡然无存，拉图尔、维米尔、伦勃朗的灵光潜入一位上海画家的画布——当时景山既不曾去过苏联，也不曾去过欧洲——画面上端留置的大片昏暗，计黑当白，陈景润替代了巴罗克时期的欧洲人，而油灯在桌案书堆中流溢的清辉，在我看来，是旧上海西洋美学投射在七十年代的余晖返照，幽深而温暖。其实，民国油画家远未具备铺衍巴罗克美学的诸般技巧，景山独自做到了前辈从未梦想的事。而当八九十年代国中声称“古典主义”的画家以三流资质仿效欧洲传统时，景山在纽约独自奏琴，完全置身事外。
当时我们都知道《占领总统府》的哪些部分是景山的手笔。他不在乎单独创作抑或合作，兀自宁静地描绘，看着物象在他笔下渐渐呈现，呈现到他认为那是绘画。他与韩辛合作的《毛主席与华国锋》，及同期面世的官方版本《你办事我放心》，无须比较。前者适可印证沈加蔚的评断：为什么我们在七十年代唯独承认上海画家的现实主义——这幅从未展出的画可能是1949年后唯一真实的领袖肖像，题旨直抵“革命主题”核心，却毫无虚饰的“革命性”，除了细节写实的快感，那是当年景山与韩辛画兴正浓，率性绘制的游戏之作。
六
今次我终于重窥1974年景山的那批西藏素描。它们从未发表，因为作者太不在乎，此番众人再三催促，这才翻寻出来——吴作人、司徒乔、董希文描绘西藏时，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欧洲素描的“神态”（犹如外语的“语调”）尚未出现，不因前辈未曾想到，而是做不到：素描作为“语调”，需要几代人的试炼与内化——景山这批素描，理应被视为高的意义上的成熟，这时，素描的“语调”方始臻趋“正确”。1976年当我首次入藏，每一下笔，都在回忆景山这批作品。二十多年来，我的西藏绘画被过度谈论，直到今天，我才得到机会谈论景山：他早就画了西藏，对我而言，他教会我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象中看见素描。
这是难以言说之事。没有铺垫、没有脉迹可寻，“文革”时期的上海素描何以会出现景山、葆元的笔性：敏锐，轻巧，洗练而斯文。这些素描自觉成为“文革”作风的反派，同时，固执而悉心地，在没有任何西方氛围的年代，追求西方素描的文气与正脉。
列宾初见谢罗夫画品，叹道：我们是犬类，他是一只灵缇——葆元的炭笔素描初为人识，国中的权威们会有类似的惊异么？今次葆元寻回的素描只是当年的数十分之一。除了列宾与谢罗夫兼而有之的影响，他的趣味延伸欧洲：柯勒惠支、德加、初伦、萨金特……他着迷于轮廓线的精准、肯定、优雅、帅，不理会北方素描刻意强求的体积与结构；他的素描全都带着“忧郁”的气质，那是“工农兵”美学的异端，而“文革”素描中的工农从未能像他笔下人物那般，被画得极度肖似、传神、真切。这些珍贵的写生留下了七十年代上海人今已丧失的内在的优雅，然而即便是彝民或者陕西老汉，也染上葆元的目光：上海的，以及由于上海而竟仿佛是“西洋的”目光，犹如邱岳峰的配音……
二十多年来，市面上出版了千万册素描教材，以及样式多端的种种个人素描集：素描重又大规模“本土化”，失尽欧洲的气息与教养，不再蕴涵景山与葆元在三十多年前曾经闪现的品性。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得以亲见这些作品，并因此鄙薄“文革”的素描。那些年我一再被几位美术界“革命长者”规劝、教训、警告：勿学上海素描表面华丽的技巧。我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每次默然听训，我还不得嘴，心里却充满年轻人的不屑与狂妄。是的，旭东、韩辛、我，还有当时的青年画友差不多个个看不起流行的革命绘画：因为我们在上海滩，因为上海有葆元与景山。
如今我们也到了被晚生鄙薄的年岁——有些绘画出现了，有些绘画消失了，新的态度替换旧的态度，一如我们在“文革”时期的叛逆之心。今次回看旧作，我再次确认当年我们何以狂妄，何以鄙薄：旭东的石膏素描，韩辛描绘祖母的素描，画得多么好啊——三十多年前，这两位兄弟已经沉溺于绘画的纯粹性，为素描而素描。当今学院的绘画硕士生博士生作何感想？旭东与韩辛的“学院”是在自己家里，而景山、葆元、逸飞会骑着自行车到来看画，诚心夸好。韩辛曾经是各种影响的反射体：从野兽派色彩到迹近照相现实主义的细密刻画。他有一路朋友（譬如李山、柏基及其他在野画家）只画风景“习作”，那也是一种叛逆的方式；当年他自由出入油雕室大厅，与景山在同一幅画布前各占一半，轻声聊天，描绘《毛主席与华国锋》，或者，为逸飞的《踱步》描绘那把椅子，那件陈逸飞的衬衫。
旭东从不追随外界影响，有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彼埃尔，他活在自己的内心。他生在美国，稍后随父移居巴黎，四岁回到中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报效国家的高科技人才的后代。在他上海寓所北窗下，我度过青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和他一起画画、听贝多芬，窗外梧桐树。七十年代末，他与葆元绘制的几套黑白水彩连环画，圈内交口赞誉。东北孩子刘小东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附中，随身带着的画片就是旭东的插图，当他与旭东在美院同一宿区，很久不知道对门住着他少年时代崇拜的画家。他在偏远的东北将上海那时的绘画认作“洋画”，那是他日后泼辣无忌的现实主义趣味的起点。
可是如景山与葆元一样，旭东从不提起，也不在乎自己的作品。
1986年旭东自中央美院毕业，就职北京广播学院，此后意趣他顾，成为国中电影研究的幕后大侠，是独立电影制作人私相请教并尊敬的人，贾樟柯每一部电影都要个别倾听他的意见，他并促成两届国际纪录片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此刻他正在欧洲影展工作，偷闲去德、法、意大利美术馆发呆。6月当我们聚会上海，为友谊，也为绘画的情分，整整十三年放弃画画的旭东回到画架面前。
七
2005年6月23日至7月1日，再度聚会的八个老朋友之中，礼庠将近二十年无缘作画，葆元近十年无缘作画。景山，则时而画，时而不画，简直如杜尚般超然——我赏悦逸飞无限扩张的雄心，二十多年奋斗，他远远越过所有美专同学，成为他向往的角色；我也感佩少壮成名的景山与葆元，以无言的教养自外名利场二十多年。艺术与名利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我看见，当画布在架，颜料挤满调色板，长期远离名利以至于搁置绘画的旧友——景山、葆元、礼庠、旭东——带着坦然上阵的神情回向绘画，正像三十多年前：笃定、松爽、神完气足。那天，第一位迎向画布毅然下笔的老同志，是夏葆元。
韩辛，在我们八个人中间最早去到域外，那年他才二十六岁，去和他在北京迎娶的美国媳妇安雅兰共同生活。安雅兰是当年晋察冀边区那位白求恩医生的亲戚，也是“文革”后首批来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此后她的著作《把心交给党，把艺术交给人民》，详细回顾了自延安至“文革”时期长达近四十年的中国绘画。这位美国女士没有将韩辛收入书中，在全国官方美术名单中，她发现她的夫君不在其间。
安雅兰是对的——今天，国中大部分同行谅必不了解这本画册中的画家；安雅兰又是错的——我们当代的文艺史从来是一笔糊涂账，而历史果然糊涂：它纵容多少滥竽之辈，而譬如上海一地的景山、葆元、林旭东，对自己的才华与过去，既不眷顾，也从未出面声张。
我不是在陈述美术史——以上故事有何意义？我暂时看不出意义，除了记忆，还有绘画的热忱。逸飞若在，我相信他会破例逃开过度忙碌的生活，脱身前来，重温这无意义的片刻：为老同学所渐疏远，而新上海争相簇拥，现在，他的死带走了上海媒体持续使用的虎皮——这次，他也出现在这本画册的旧照片上，与老朋友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黑白斑点，穿着布衣，又瘦又年青……韩辛与他第二位妻子在俄罗斯拜访巡回画派名作时，念及我们冲洗列宾作品黑白照片的往事，真想在俄罗斯立刻给我和旭东打电话。而当6月下旬我们在大刚的工作室打开音响听舒伯特：一瞬间，众人的神志倏然返回七十年代。
那些天，媒体和友朋不断进到大画室看我们画画，忽然景山停笔笑道：“像不像在油雕室？我们在画画，周围人来人往。”
长乐路锦江饭店之侧的油雕室被荡平了，起造丑陋不堪的新锦江。我们的模样居然大致不变，老是老了，远未堕落到不可辨认。各人的脾气还是老脾气，在各种酬酢宴会，我暗自惊讶：景山与葆元仍然腼腆而矜持，不言语，除非谁要葆元再学两句俞云阶先生的常州话……逸飞在座会怎样呢？韩辛可比当年唠叨多了，不断叫道：“开心啊真开心！又在一起啦！”我们照例轮番嘲笑他，他一再提醒大家：他已经年届五十岁。
画不会老，但会陈旧泛黄，谁有兴趣看？孟光和俞云阶先生早已过世，逸飞若在，我猜，他和我们一样，知道自己最珍贵的岁月是在七十年代。如今绘画变得那么值钱，我们撮拢这些泛黄的纸片与画布，只想当面兑现永逝的韶光，为此群相聚首，个个如堂·吉诃德，认真排练了一幕早经过时的戏，在戏中扮演，并纪念我们自己。
我们演得好吗？没关系。我们还在画画，画得很高兴。
2005年10月30日写在北京
[1]注释：2005年6月，八位上海画友集体作画一周，出画集《重聚》，以此篇作序。
回想陈逸飞[1]
逸飞长我七岁。我十九岁那年认识他，那么他才二十六岁，时在1972年，距今三十三年了。
记得是由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女才子刘耀真引见，上午好太阳，送我到画室大门口，她说你自己进去吧。只见逸飞正从大画布前退开远观，我竟一时羞怯，回身退出来。结果还是刘耀真领我进入，介绍过，他就看我携去的画，片刻便熟，叫我以后去“白相”。
那夜记日记，写了两回，只恨写不像，终于没记完。
陈逸飞当年誉满上海，虽然另有夏葆元、魏景山声名响亮，但逸飞较夏、魏二位年纪轻，好比现在说的“黑马”，不容小视，因他当年正有大作《开路先锋》入选全国美展，与景山合作，轰动一时。此前我已百般曲折识得葆元，结交为师，唯不曾见过逸飞与景山。这几位于我学画实在有终生的影响，可是当年不曾喊老师，直呼其名：葆元、景山、逸飞。
那天我见逸飞，他正画双联画《红旗颂》油稿，其时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画，竖着，高约三米，一枚画临阵宣誓的兵士，一枚画纪念碑前敬礼的新中国女孩。我说为首那女的真好看，逸飞咧嘴笑道：是我老婆呀。我这才知道他已婚，瞧着只像大学生。
1974年“批林批孔”，逸飞画鲁迅伏案在“批孔”，忽然叫我去，说是你耳朵蛮好，鲁迅侧面这只耳朵，你来给我对着画画看。一早去了，居然画到下午，历五小时，只是描那只耳朵。
翌年他与景山合作鲁迅故事的油画连环画，又给叫过去，说是我画过连环画，会得构图，帮他俩弄弄看，于是当场勾来勾去。出版后他到处跟人说：呶！构图是这小鬼弄的呀！同年，我在江西实在混不下去，他说弗要紧，我来想办法，当即给苏州朋友杨明义写信去，后来再加好几位师友一帮衬，居然真的混到江北农村落户了。
逸飞相帮朋友，不在话下，单为我，便热心忙过好几回。那年我要去纽约，请他传话给亲戚，他即去了，立时给我写信来。
1976年前后，便是逸飞景山画出“占领南京”大创作，那真是发了狠了。我记得逸飞从脚手架上跳下地，仰看画面，脸上一副年纪青青的凶相，下巴扬起来，说是背景非要画得深进去，“部队哗一下子往里冲！”他每要做什么自以为要紧的事，便即神色凛然，意思是你看好，我定归做成功——今天三五艺术家，脸上想入非非有表情，那是欲望的表情，逸飞一代的志气清坚，我是久不看见了。
“丹青我老实跟你讲，我顶想做的不是画图画！”忽一日逸飞下巴扬起来，凛然语告，“我总有一天要来拍电影！”
所以逸飞早有念头在。据他说法，其实还要早，是他中学有次跌了腿，久卧床上，弄一沓电影画报翻来翻去看。少年人迷一件事情，不奇怪，若是此后上了心而果然做，便是有志气——中央美院王式廓，画着画着，忽然掼倒在地，死了。香港李翰祥是在拍片现场弯腰瞄镜头，忽然胸口闷，歪倒死了。这是我顶佩服的死法。到我现在的岁数，虽不算怎样老，时或便有同辈的死讯传过来，可哪会想到是逸飞！他死在工作的当口，一条性命，凛然交给“拍电影”——我晓得有人不服陈逸飞，好的，请哪位有种的也来这样子死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