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电影，我是看过的。第一部力气用足，意象纷乱，那样子的没有故事，没有结构，可以的，然而毕竟绘画的想象不同于影像的叙述。可是弄成一部电影好不容易啊，他总算还了自己的夙愿。《人约黄昏》，相当可看，艺谋的“摇啊摇”、凯歌的《风月》，一是陕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么旧上海与旧江南？到底逸飞上海人，遥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马路上的上海人其实全是民国人，结果是连背景群众的衣帽扮相也还经得起看。逸飞钟情欧洲文艺片的所谓“优雅”情调，也还贯穿全片，多少有点意思在，我不喜欢的是原作，这便是逸飞的趣味了。
说到逸飞的趣味，众人议论，多以他晚近的美女系列、古装系列，及弄时尚、选模特做依据。然而《黄河颂》、《红旗颂》与《占领南京》的作者，若无英雄情结，不崇拜英雄主义，是画不出来的，此为近人所不知。他自强好胜有果断，便是个人奋斗当英雄的坯，遇上“文革”时代泛政治化激情，又是建国后新起的油画家，与我辈知青逆子相较，他的成长经历与政治观价值观，自然正面而进步，曾是沪上政府评出的优秀共青团员。虽因同行相嫉，他“文革”时期的力作几乎全部被上海的官展所否决，又被北方官展贬视为“海派”，但他的职业生涯与功名之途，算是顺利的，不像葆元在工艺美术系统虚掷岁月十余年，怀奇才而大不遇。此所以逸飞早年的画作局势庞大，雄心勃勃，自是一股朝气、自信、有魄力，即便政治宣传大主题，真有青春热情在，论重要性，同期同代，今也无有可资替代者。
逸飞旅美后的作品，极尽员矫饰，脂粉气。“资产阶级”一词，今非贬义，而他从此的作品确是一股“资产阶级”气。但这也可以不是贬义的，因他“资产阶级”得认认真真不敷衍。我看他1983年首次个展的女音乐家系列，那西人的眉眼刻画虽已凭照片，而刻画得用心用力，直追那枚鲁迅的耳朵，怕要画十个钟头才见效。而美国那边市场赏识，也有道理，因如萨金特一代资产阶级肖像的写实画品早已无迹可寻，一位中国画家有这等诚心诚意的模拟之作，八十年代美国人，绝对久违了。
再说下去，逸飞的人格，深植上海一地源远流长的崇洋情结。这情结，在逸飞作品中未见文化认知的深度，但见刻意追求的强度，而这追求，又正是上海殖民期文艺终结三十年、初开国门后，理所当然的单相思，异常热烈而认真——比之民国沪上才子张爱玲、刘海粟、傅雷之流于西洋文艺的好教养，逸飞这代“文革”艺术家不可能得西洋美学的“真”，此不可强求也；再比“文革”同期教条作品的“土”，及八十年代油画创作不伦不类的“洋”，则逸飞远在纽约经营的“资产阶级美学”，品相好得多了。此后水乡系列、古装系列、西藏系列，则是本土题材异国化，异国眼光本土化，不论在域外抑或本国的收藏家那里，正与西人的中国情结与国人的西洋情结相契合，得其所哉。
但他此后画画的投入与专注，节节溃散，大不如前了。
逸飞自称他的美学理想是“古典”，其实近于十九世纪的沙龙作风。沙龙作风原本即是近东题材，极其异国情调的，故而为美国上世纪初的沙龙写实绘画所引鉴。逸飞选择了美国，上海成全了逸飞，均可窥见内在的因缘，因九十年代的上海梦便是纽约梦，而人在纽约的陈逸飞九十年代回上海，乃成为纽约与上海在九十年代的私人中介与公共偶像，说来正好，其实很对——国中美术界对逸飞的近作多有轻视与非难，恐怕是不了解美国，也不愿了解逸飞与上海。我们不能因他的迷恋所谓“古典写实”，便拿去和欧洲正脉比，非要比，国中几代画家谁有资格比？倘若放下这一节，则小范围看，逸飞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委实给上海地面的绘画故事作了戏剧性的交代，大范围看，则国中绘画圈数十年可数的人物中，岂能缺一个陈逸飞。
而逸飞长袖善舞，后来摊子铺得那么大，便是他自己在“文革”时也万万想不到。社会上于逸飞的观感与议论，早已是他绘画之外目不暇给的事业与商业：于是又有侧目与非难。从异议的一面看，说重了，便是少见多怪；从美国一面看，则事属当然——美国文艺家做生意、出秀场、当明星、变角色，实在司空见惯，安迪·沃霍功名既就，出入衣香鬓影，偕从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开展示的存在”；从逸飞那一面看，他是挑衅而放胆，索性把自己交给公众与时代——九十年代什么时代？那是全中国朝西化、现代化大幅度传奇性转型的时代。逸飞翻云覆雨花样百出调弄这时代，反倒是时代常要看他几眼，这才仿佛晓得怎样跟几步。他当初慨然出国，敢想敢干，后来是相机归来，愈加敢想敢干。多少人有其心而无其力，有其念而无其胆。此所以逸飞式的人物不嫌其多，唯嫌其少，不然上海滩文艺时事岂有如许精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逸飞不是读书人，而是行动家。至于怎样算得是英雄呢，我愿说，逸飞是旧上海老牌资产阶级的隔代传人、传人隔代。他以自己的铺张告诉这欲念眈眈而心有不甘的半开化时代：怎样以资本弄文艺，怎样做一位文艺资本家。
从《黄河颂》、《红旗颂》的革命主题，到《大提琴手》、《浔阳遗韵》的异样姿媚，陈逸飞坦然呈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英雄主义与资产阶级现世情怀，而我们的国家与时代，先“文革”而后“改革”，为他铺垫了双重背景，双重机遇：三十多年来，逸飞时时代表着中国式的“先进文化”，与时俱进，与时俱荣。他可能阶段性冒犯了半生不熟的时代，他也难免得罪昔日圈内的友朋与合作者，而急于功利做大事，顾不得那许多——以我对逸飞的了解，他已是太过忙碌太周全，当闻知噩耗，我们谁都会承认，他仍在旧梦中，不甘断念于做个艺术家，其代价，竟是自己的隐病与瘁亡。
1983年我与逸飞纽约生芥蒂，此后不往来，今已过去二十二年了。近年人堆里照面三四次，初略尴尬，旋即握手，沪语笑谈如往昔：他有点发胖了，西装笔挺，相貌堂堂。我俩眼睛对看着，有话不好说，我想起小时候，心里起伤感——他是老朋友，他是我老师。
“文革”期间逸飞的旧寓门牌是13号。我说你不怕么？他笑道：我生日就是13号。他的长子今已过而立之年，我见他时，孩子不过三五岁，童车里坐着不肯听话吃晚饭，逸飞吓他，说我是警察，于是孩子满嘴含饭捏我手背吻一吻，算是来告饶：这西来的动作想必是父母教给他，其时正当“文革”，上海人仍在自然而然学西洋……逸飞的幼子今也五岁了，我不曾见过，来日他长大成人，我跟他讲讲他父亲怎样一个人。
今日上海滩的话题，此后缺了一大块，国中的媒体也再请不出另一位陈逸飞。逸飞走掉，到此刻不满两昼夜。以上这番话，永不得机缘当面禀告他，我也不晓得去哪里祭悼。现在《南方周末》约稿急，未及细忖，草成此文，逸飞灵前，算是三鞠躬。
2005年4月12日写在南京
[1]注释：本文刊于2005年4月《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删节，现为全文。
如何成就大师[1]
这个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不知是谁想出来——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要我回答，就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想想，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殁于1953年，得年五十八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新文化的中心、重镇、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领衔中央大学美术系，开办教育，培育人才，实在是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出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地利”不可分，因为他常在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亦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军阀当道。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南方，徐悲鸿留洋，拿的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那时驻法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在中央美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中宣部文化部政治审查，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那个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他本人就是徐先生办教育的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勉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刘海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瓦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有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有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账；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账；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账；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账；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账——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又找得出当年各具才学而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终身奉行“一意孤行”，今天哪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我们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请问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1]注释：2005年10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徐悲鸿全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举办研讨会，题曰“如何成就大师”，这篇讲稿即为与会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