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
四川自贡市荣县人，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为西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云南省地矿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发表中长篇小说及文化散文400多万字。近年来主要在藏区大地游历，执迷于雪山峡谷和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对藏族文化与宗教情有独钟，有多部反映藏族现实生活及历史文化的书籍问世。
已出长篇小说八部：《骚庄》、《冬日言情》、《山城教父》、《清官海瑞》、《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藏地三部曲）和《吾血吾土》。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回归温柔》、《男人辛苦》。报告文学一部：《生命与绿色同行》。文化大散文三部：《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人类的双面书架》、《藏车探险手记》。
2014年岁末12月2日，突来的寒流裹挟着雾蒙蒙的雨丝骤降盐都大地，寒气逼人。
午后，手机微信来电提示，一看，神交一载寒暑的自贡籍云南作家范稳发来信息：我在自贡。惊喜之余，我马上给他回复：晚7点电话相约茶坊一叙。
晚7点，我们如约在自贡市春华路上的“一品堂”茶坊坐定，彼此毫无陌生之感，相见恨晚，侃侃而谈。
话谈中，范稳送上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给我。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品读范稳《吾血吾土》封面上当年学子们从军时曾经吟诵过的这首诗，我难以掩饰血管即将炸裂的冲动。
2014年9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吾血吾土》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专家总结说，中国的抗战文学发展至今，在主题、结构、文本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创作的瓶颈当中。过于陈旧的思维模式、过于单一的人物情节、过于逼仄的创作空间，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侵蚀着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力。在梳理、研究既有文学成果，挖掘、占有一手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吾血吾土》打破了文学创作“意识形态”挂帅的传统指引，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以缕缕抽丝、层层剥茧的结构手法，展现了一代中国脊梁在抗战前后漫长历史变迁中的痛苦与彷徨、苦难与辉煌……
北京一场《吾血吾土》阅读分享会，解读了民族精气神
首都北京初冬的11月1日下午，由《生活新报》携手春晓图书举办的“范稳新作《吾血吾土》阅读分享会”，伴随着“路在上”民谣乐队淳朴悠扬的弹唱声在春晓南亚国际书城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火爆。
范稳亲临现场与读者互动，分享他的创作历程和写作心得。而“路在上”乐队则为现场读者带去许多动听的民谣歌曲。
歌声中，一场直击肺腑、演绎民族精神的历史课就这样启幕了。
时间刚过中午1点，春晓南亚国际书城醇晓咖啡吧便挤满了范稳的读者和粉丝。座位一直在不断添加，晚来的人只能站在过道里。
在分享会开始的对话里，主持人包倬和范稳围绕《吾血吾土》进行了深刻而睿智的交流，既有关写作缘起，也涉及小说结构。在谈到写作缘起时，范稳说：“每个老兵都是一本书。”他希望通过《吾血吾土》中一个人面对历史与现实碰撞的无奈与坚守、妥协与抗争，还原我们整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现场的读者，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垂髫童子，都静静地听着范稳的讲说。安静的现场显得分外清晰。儿童因为大人的专注而专注，几个老人眼里，泪水已经涌出了眼眶。
这是一段民族的历史，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股热流在奔腾。
随后的朗诵环节，每一个到现场的读者都有备而来。第一个上台的女生很兴奋，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看到范稳老师，我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她的语言不甚流畅，但瑕不掩瑜，她充满感情的朗诵还是打动了台下的很多读者。
诗人杨洪昌是红河个旧人，当他上台用个旧方言朗诵《吾血吾土》中自己喜欢的段落时，抑扬顿挫的语声让台下的读者情不自禁地乐了起来。然而，朗诵到最后，他声音满是哽咽。
当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上台朗诵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试图用感动的目光安慰这个曾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
应读者要求，最后由范稳朗诵他最喜欢的段落。这是《吾血吾土》中主人公赵广陵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被释放回家的片段。从别人看他的眼光、别人对他的称呼，从他的衣着到他窗外的景象，作者描写得极其细腻而生动。
范稳朗诵时，全场静谧，让人仿佛进入了电影《简·爱》中简给听众朗诵的画面。他们进入了作者的思想世界，看到了主人公赵广陵满心欢喜回乡途中印在车窗上的脸，仿佛勘破了那个时代的秘密。
“路在上”民谣乐队用一首彝人制造的歌曲《妈妈》拉开了分享会的序幕。一把吉他、一个键盘、一个手鼓、一个摇铃、一把口风琴，乐队淡雅的弹唱吸引了所有观众，也吸引了坐在嘉宾席上的范稳。
范稳心情大好，撂下主持人包倬就挤进人群给正在演出的乐队拍照。
在《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最受读者欢迎的“赠书”环节开始了。签售开始。有的读者一买三四本，有的五六本，说要给朋友带，有作者亲笔签名的书更要珍藏，他们也希望他们的朋友在读了《吾血吾土》后，能体味到可贵的民族精神。
四载春秋呕心沥血的《吾血吾土》洞穿历史
中华民族历来不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脊梁，更不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决绝与悲壮。
血，总是热的，但在民族危亡之秋，它可以冷却、凝固，变成坚硬的刺向侵略者的匕首投枪。我们不宣扬仇恨，但绝不能忘却历史。
作为共和国诞生后出生的人，范稳比我晚来这个尘世10载。
他说，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对抗战的印象，是从《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里所看到的“很好玩”；年纪稍长，阅读了《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和《风云初记》等长篇小说，才发现那场战争其实“不那么好玩”。而到2009年初，读完邓贤所著的描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浴血奋战，由失败直至胜利的《大国之魂》，才感到触目惊心。随后通过电影电视，比如《亮剑》、《长沙保卫战》和《壮士出川》等等，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抗日战争的惨烈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屈，并开始对所有描写那场可歌可泣的战争的文艺作品有所反思。
长篇小说《吾血吾土》是范稳在他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和《大地雅歌》“藏地三部曲”获得巨大成功后，潜心创作的一部西南联大时期一代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御敌救亡，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落沉浮的英雄史诗。
范稳告诉我，2010年，他完成了自己耗时10年的“藏地三部曲”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向。并不是非要超越或突破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对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没有东西可写，就像没有仗可打的士兵一样空虚。
20世纪90年代初期，范稳随几个北京的文化人到滇西参加一次笔会。到了保山，当地人向他们讲述当年中国远征军在这里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一个北京来的作家朋友大为惊讶：日本人怎么也到了你们云南？一直以为云南是大后方呢。
生活在昆明的老兵李昌枢，曾经参加过台儿庄大战等许多重要战事，被人们称为“滇军活化石”，他的事迹在2012年被省内一家媒体报道后，一个退休的历史教师找到他说：没想到你们也打过日本人。
让范稳感到震惊的是：一段宏阔壮丽的御敌救亡的历史，怎么就不被人们知道呢？一批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怎么连作家和历史老师这样职业的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到过滇西的人们都会被当年的抗日战场和云南人民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奉献感动。
无论是腾冲的国殇墓园，还是松山战场，战争的遗迹历历在目。
历史的档案会让人伪作，但战争的记忆却不会被无情的时间淹没。
“我记得自己最早接触滇西抗战的历史，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去滇西出差时，看到了一套当地文史部门整理的关于滇西抗战的文史资料，其实从那时起，我才开始弥补在教科书中没有学到的历史。”范稳如是说。
“1999年我曾经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在一人多深的荒草和灌木丛中，还看到了当年日军的堑壕和坍塌的地堡，当地的人们无数次向我讲述起中国远征军的故事。但那时我的心思正在西藏和藏文化上，在藏区一转悠和接下来‘藏地三部曲’的写作就是整整十来年。不过滇西抗战史这个题材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它或许需要一个契机，一次对写作灵感的激发。
2011年的秋天，范稳应邀去腾冲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忠魂归国”的公益活动。19具葬身缅甸的远征军士兵的遗骸，在官方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幸运地被挖掘出来，隆重迎接归国。
称其为“幸运”，是因为二战时期为国捐躯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人数至少在10万以上。60多载春风秋雨过去了，这些为民族存亡而战死异国他乡的抗日健儿，几近被遗忘、被漠视、被冷落。终于在21世纪到来之后，这段尘封的历史才逐步被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慢慢打开。就像在一间尘埃密布的老屋，有人翻出一部厚厚的书，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小心翻开一页页发黄易碎的纸片。
一段段曾经被刻意隐匿的历史，一个个英气勃发的人物，慢慢向我们走来。
主办方邀请了一批还活着的抗战老兵，和范稳他们一起迎接他们的战友的忠魂。当这些衣着朴素、颤颤巍巍的老兵在腾冲国殇墓园站成一个方阵时，当他们苍老的目光迎回自己战友的骨骸时，当零落飘零的英魂终于魂归故国、入土安葬时，范稳见证了某种感天动地的震撼。
眼泪从天而降，悲恸自心而起。刚才还晴空万里的世界，转眼泪飞化作倾盆雨，密集的雨丝伴着人们眼中的热泪洒落大地。这雨中的葬礼似乎在唤醒人们不要忘记66年前那大雨如注里的战场，不要忘记那风雨如晦的世界里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呐喊，不要忘记那些穿着草鞋就走向抗日战场的普通士兵……
那是范稳第一次走近那些像国宝熊猫一样珍贵的抗战老兵，他们被遗忘得已经太久太久，像不孝人家里被冷落在屋角的老父亲，讷言、落寞、凄楚、孤单、清贫，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中，眼前的繁华世界与他们无关。
如果说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书的话，那么，一个老兵呢？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踏勘旧战场和面对一个饱经沧桑的抗战老兵更能激发出丰沛的想象力和怀念英雄的崇敬情怀的了。
一群打过仗的老兵，站在时光的尽头，频频地向范稳招手。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再现出来。
由此，为创作《吾血吾土》，范稳蛰伏四年。其间，他查阅各种史籍，深入滇西地区，采访了多位抗战老兵，还远赴台湾、日本等地进行创作采风，并采访过小说主人公赵广陵的原型之一、“抗战活化石”付心德老人及其后人。
说到那些经历过战火的老兵，范稳感触万端地说：“我们总会想起那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这是一个怎样“凋零”的过程，可能没有哪个作家可以完整地呈现。”
范稳大约采访了20来个老兵，收集整理了50多个老兵的人生档案，涉及云南、四川、贵州三个省的抗战老兵。
当范稳走向那些可敬的老兵们时，发现他们最小的已经88岁（腾冲老兵卢彩文），最高寿的115岁（龙陵老兵付心德）。
面对他们，范稳只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大部分老兵都在90岁以上，一些人已经耳背眼花，口齿不清；一些人早已行动不便，意识模糊。当然也有思路清晰、腰板硬朗、眼神有力、军人仪表依稀可辨的老兵，他们的目光，尚能洞穿历史的尘埃，看到往昔战场上战友的身姿，他们心中的战场，仿佛硝烟还没有散尽，弹痕累累的胜利旗帜还在飘拂。
在对范稳的采访中，他谈道：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仅仅一年的采访中，我就目睹了两个老兵的“凋零”。昆明老兵李昌枢和龙陵老兵付心德，在我采访他们都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仙逝。
李昌枢老人送我的一箱他家乡的酒还没有喝完，还有这个老人家精心栽培的文竹，因为家徒四壁的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报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就养了一盆又一盆的文竹，分给去看望他的志愿者。
似乎是，过去总是他受社会改造、受社会监督、向社会交代，虽然他为国家民族做了那么多，但这一点点来自人间真情的关爱，于他来说还不适应，还有些诚惶诚恐。他分给我的那盆文竹我一直养在书房里。在我写这部书时，我会时常想起这个参加过台儿庄血战、四次长沙保卫战等诸多大战役的老兵。尽管后来蹲了20多年的监狱，但他依然儒雅温和、风轻云淡，在清贫孤寂的生活中颇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开朗，就像这盆素雅碧绿的文竹，平凡普通，小处见大节，静处涌绿波。可是当你听到这个96岁的老人还能清晰准确地复述当年在战场上励志杀敌的口号——“朝后死，遗臭万年！朝前死，为国争光！当兵的上了战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发东西下来，就大吃大喝。钱不够，就问家里要。“这时你会感到一个铁血男儿身上的热血，并不因为年龄的衰老而衰减半分。
即便是百岁老兵付心德，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意识模糊，丧失了话语能力，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下午阳光好时才由他快60岁的小儿子背出来晒晒太阳，像一个苍老的老婴孩，挣扎在混沌不清的世界，在绚烂的阳光下沉默无言，兀自默数死神的脚步。这个从淞沪会战一直打到滇西战役的河南籍少校医务官，堪称一部抗战历史的“活字典”，当时被人们称为中国最高寿的抗战老兵。他见证的历史，我们绝对难以想象；他经历的战火，足以让那些胡编抗战“狗血剧”的人汗颜。但是，那天的采访有一种令人感慨万千的失败。老人一言不发，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有的历史信息都来自老人儿子的转述——所幸父辈的光荣与苦难，会像血脉一样地传承下去。但最为神奇的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几年、形同植物人的付心德老人忽然用悲悯的目光望着我，含混不清地说：“我打过日本人！”
就这一句话，感天动地，洞穿历史。
《吾血吾土》中的主要人物赵广陵的人物原型实际上是一个叫吴鲁的老兵。这个已经97岁高龄的老人现在蛰居在昆钢的一幢家属楼里。他当年是云大法律系大二的学生，临沧云县人。国民政府军政部到学校招收青年学子从军，因为那时日军对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防范，所以他就投笔从戎选择了“特科”——化学防毒专业，当时叫军政部“化学兵总队”，教官大都是留学归来的“海归”，后来“化学兵总队”并入黄埔军校15期。吴鲁一毕业就被分到第二战区，后来又回到家乡临沧打游击。抗战胜利后自动脱离了军职。那时他是一个很文艺的青年，喜欢文学和话剧演出，读了很多鲁迅、沈从文的书，思想也相当“左倾”，还差一点去了延安，因为他想去延安的鲁艺深造。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都憎恨社会腐败不公，向往延安和革命。20世纪50年代，他在昆明靠卖大饼办起了一个剧艺社，还将《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在昆明演出。我采访他时他更多地跟我谈鲁迅和沈从文，这样的一个抗战老兵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2014年9月18日，《吾血吾土》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除文联、作协和出版社的领导之外，发布会还邀请了抗战老兵代表参与。
曾经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败走过野人山，后来又终生滞留在缅甸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有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因此，“拒绝遗忘”是范稳想要在《吾血吾土》这本书里传达的一个主旨。
出版社方面选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来首发这部书，是期望以文学之名，再次唤起国人对一段峥嵘岁月的重新记忆。也是希望国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当天邀请到北京抗战老兵卢少枕先生出席了《吾血吾土》新书发布会，这让范稳非常感动。老人当年正是西南联大历史系1944级的学生，毕业时他们那个年级的男生全部征召到军队充任翻译官或战斗人员。老人在发布会上重温了当年充满了青春激情的血与火的岁月，让与会者再次感受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一个记者会后对范稳说，听卢少枕老人回忆当年的征战经历，自己都忍不住要哭。
是的，每一个抗战老兵的人生命运史，都是我们民族的家国史。
范稳曾说，希望在此部作品中探寻的是中国文化强大而不可征服的独特魅力，并将此视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他对此解释道：
目前，对抗战历史的重新挖掘、发现、梳理、研究以及艺术表现方兴未艾。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秉承尊重史事的态度去学习，我不能为了政治正确，就回避历史的痛点；其次，就我目前所认识到的这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不仅有武力的抗争，还有文化的坚守。当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并不把中国军队当成实力相当的对手，但他们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却是既心虚又暴戾。他们是翻手把老师打倒的学生，但又知道自己并没有老师那样深厚的学识和涵养。日本军人太知道军事征服中国易，文化征服中国难。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轰炸南开大学，洗劫北大、清华的图书馆、实验室，后来又轰炸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闻一多、华罗庚这些国宝级的大师都差点死于日机的轰炸之下。
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会专门对学府重地如此野蛮地痛下杀手，这种对文明、文化的摧残正是他们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核心的野蛮战争逻辑。
“亡国亡种”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噩梦，也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心中的警钟。战争被打败了还可以再来，“种”被改变了，文化被灭绝了，那才是我们万劫不复的灾难。
所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毁家纾难、抵御外侮的坚韧不屈和众志成城的传统美德，远不是日本帝国的战略指挥家们所能料到的。
画家黄永玉曾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然而，在《吾血吾土》中，赵广陵不曾战死沙场，但在劫后重生中却也早已不见了故乡，这是一个士兵最大的痛楚。
其实对许多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来说，远不是“战死沙场”或“回到故乡”那么简单。为国战死沙场是对人生画下的最完美的句号，战争的幸存者们却远没有那么幸运。我问范稳：“你写作时，与笔下的主人公一起经历了怎样的痛楚？”
范稳回答道：
抗日英雄本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但历史的错误却让他们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有家不能回，或者头戴各种“帽子”生活在政治压力之下。在我采访的大多数抗战老兵中，他们的命运和李昌枢、付心德、吴鲁老人大体相似，他们打赢了抗战，是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骄傲胜利者；但他们在自己的第二次“抗战”——人生命运之战前却几乎都失败了。
先是几十年黑白颠倒的政治运动，然后是不可抗拒的衰老、贫困、孤独、病痛、乃至死亡，一步一步吞噬他们曾经勇敢血性的心。
在这一场与命运的“抗战”中，他们注定是悲情的失败者，但他们作为曾经的抗战老兵，没有倒下，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他们活下来了，就是人生中不小的胜利，即便是惨胜也罢。他们是命特别硬的一群，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数年，天天与死神打照面，然后政治运动、劳动改造几十年。等世道清平，人间回归正义和理性，他们却老了。白发覆满了他们曾经不屈的头颅，世道摧毁了他们当年的理想和雄心。尽管老兵们终于迎来为自己正名的那一天，久违的勋章重新佩戴在他们佝偻的胸膛，鲜花、掌声、荣誉、关爱纷至沓来，但不知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残酷？他们光荣的人生经历，过去不敢说，到他们能说的时候，又遗忘得差不多了，甚至不能说了。
就像付心德老人那样。从被迫性遗忘到自然性遗忘，前者是被政治打败的遗忘，后者是被时间战胜的遗忘，这个过程多么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只是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兵，没有忘记自己的军礼，尽管在他们行礼答谢社会的关爱时，已经不能挺直腰板、并拢手指，但他们作为一个老军人的骨头，愈老弥坚。他们颤抖着抬起右手行军礼，似乎在向我们表明：老兵永远不死。
世界参加过反***战争的老兵，唯有这一群，最具别样的风采。
人们没有忘记这些为国家民族浴血奋战的老兵，这段历史就不会被遗忘。
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它的真实常常在人的想象力以外。它可以被扭曲，被遮蔽，被掩埋，甚至被删除，但只要有一条小径通向黑暗中的历史，只要大千世界里有一个人拒绝遗忘，历史就是被碾压为齑粉，它的本来面目依然能够还原，它光彩夺目的那一面依然会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闪光。
做客台北畅谈民族共处
初夏时节，范稳受台北市文化局之邀，从7月24日起在台湾进行一个月时间的文化交流。
8月2日，范稳在台北讲述自己的创作感想，畅谈大陆西南地区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之间从冲撞到和睦共存的故事，引起台北文化界人士的兴趣。
在台北国际艺术村为他举办的创作分享座谈中，范稳表示，此行来到台湾，目的是采访当年在藏区纷乱中辗转来台的藏族天主教徒，他们对范稳“藏地三部曲”最后一部长篇的创作计划意义重大。他写作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分别讲述了天主教传入西藏的历史以及藏传佛教对藏人命运的影响。这两部长篇已经由台湾的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分别更名为《藏巴拉》、《藏三宝》推出。范稳在“叩开西藏的大门”这一题目下向数十位听者讲述他的作品，引起了台北听讲者的极大兴趣。
裹挟着台北归来的一路风尘，9月26日，范稳长篇小说《悲悯大地》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雷达、白烨、张颐武、李敬泽、谢有顺等著名文学评论家出席。会上，众评论家对《悲悯大地》给予好评，雷达认为该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范稳由此前创作都市小说到藏族题材小说的成功转型。
《悲悯大地》是范稳继《水乳大地》之后推出的第二部描写藏区宗教、历史及民族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两个家族近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藏族人如何成为人们眼里真正的英雄。
研讨会上，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范稳的这部新作生动展示了20世纪前半叶藏区生活的风情，构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在众多作家纷纷把创作题材投向动物或者情色时，作为一个汉族作家，范稳却将写作视角投向神秘的雪域高原，并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写作路径。“相对于范稳此前创作的系列都市小说而言，藏区题材的小说反而游刃有余。”
范稳消化着评论家的看法，同时也坚持着自己的看法：“外界很容易将我的作品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我更愿意称它为神灵现实主义。”“藏传佛教有两千年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神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已经无法分开。行走在西藏，一个正陪你进村的西藏朋友会突然感到害怕，因为他会告诉你刚才遇到的人能看到人的灵魂。”“一个普通的藏民会对着雪山自说自话，因为他深信山有神性，可以听懂。”范稳解释说，外界所说的魔幻主义，只是一种技巧，但是回到这片土地上，却是一种实在，是一种“观念即实在”的东西。
回忆四年的写作之旅，范稳仍庆幸着1999年那次的西藏之行。
“七作家集体走西藏，都到达了盐井，但我最终又一次返回。”盐井成为《水乳大地》最初的出发点，范稳解释，“这儿是藏东唯一的纳西族自治乡，又有西藏唯一的天主教村庄，这里许多人和事几乎不用加工就可以进到小说中来。”话说得如此轻松，但范稳还是花了两年时间在云南与西藏两头跑。他去西藏人的村庄一住就是十几天，还在盐井的教堂住过一个多月。既跟着藏族人去朝圣，也随着天主教徒做弥撒。“在现场的感觉和想象的现场不能同日而语，这是任何书本都不能给予的。”在北京的藏餐吧，范稳的藏族烙印发挥得淋漓尽致，喝酒喝得豪气冲天，对任何藏族话题一触即发。
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
范稳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个月，便迅速走红市场，在首印2万册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
在完成这部小说的4年时间里，前两年范稳几乎都是在藏区体验生活、做采访，平均每年要进藏四五次。
2001年，他独自一人到盐井的教堂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天看书、写作，帮修女们劈柴、买菜、修鸡舍。在藏区的每一次旅行中，他喜欢走村串户的感觉，喜欢骑马漫游在高山峡谷中的浪漫情调，喜欢睡睡袋，在藏族人的火塘边一夜宿醉到天亮。
粗略估计，他大约为写这部书跑了10多万公里的路。此外，他还拍了近万张图片，阅读了1000多万字的各类书籍、史料，以弥补自己藏族文化背景和宗教文化方面的不足。
以前范稳也写过以都市爱情、机关生活、家庭琐事为题材的作品，但后来却越写越失望、越写越委顿。他说，那些小感觉、小波折、小悲喜剧，当时觉得不错，时间一长了，甚至要不了一年，就感到不过是一些重复的情感和杯水风波以及累赘话语的堆积罢了，没有波澜壮阔、大悲大喜、超出想象力的东西。
所以近年来他一直在云南的大地上行走，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出路。直到终于在澜沧江大峡谷的深处找到一个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水乳交融的村庄，并从这个普通村庄看到人类文明进步的痕迹，看到信仰的代价和信仰的力量。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范稳毕业后留在重庆当老师完全可行，但他选择了地质。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生活，而在大学里写的小说，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情怀。他羡慕那些生活阅历丰富的77级78级同校学生，而自己的生活几近洁净的白纸。也许从那时起，他就明确了要在大地上行走。
我以为大学就立志当作家的范稳，当年在中文系一定是个风云人物，没想到他告诉我，大学时他只做两件事：一是踢球，二是写小说。只是一篇作品都没发表过，四年下来，退稿信堆了一纸箱。
他走得很多，写得很慢。在被连续退稿五年之后的1986年，范稳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自己尚未看到样刊，就收到了一沓厚厚的读者来信。来自读者的肯定成为支撑他日后写作的动力之一。而在此后近30年的写作历程中，他越来越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干的事儿。
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全书共分五个卷宗，前四卷的开头都是“你老实交代这一段历史”。
范稳告诉我，他采访的20多个老兵，没有坐过牢的只有一两个。他们几乎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劳动改造，经历批斗、“文革”结束才陆续恢复自由，也依然夹着尾巴做人。到2000年后，境遇才逐步好转。2005年，国民党正面抗战被承认后，老兵才得到官方的认可……很多老兵是流过眼泪的。
面对这些经历丰富的耄耋老人，仿佛走近了一部国家民族的苦难史和光荣史，也仿佛和遗忘在搏斗。这段历史现在才被刚刚打捞出来，过去水是浑浊的，现在水清了，水底下的宝藏逐渐显露，他希望打捞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还历史公正客观。
范稳最早写过校园题材、地质题材、都市题材，我曾问他那时候的写作是什么状态？是怎样走上“藏地三部曲”和抗战题材的创作之路的？
他回答道：“我1985年大学毕业后在地质行业干了5年，直到2000年去西藏之前，写短篇写中篇，也写过一两部长篇，大多数作家要经历这些积累的过程。我明显的变化不是来自内心，而是外界的感召。我关注藏民族文化的缘起是1999年参加‘走进西藏’活动。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藏民族文化，我看到了教堂，看到了传教士的坟墓。虽然那个时候对这段历史只是浮浅的认识，但是好像上帝在召唤我：你应该去写这段历史。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不论写哪种题材，我会把功课做足才动笔。这是学院教育的影响，读藏传佛教的书，读民族史、宗教史的书，如果没有读透，没有掌握相应的知识，我不会去写。这是我的写作习惯。”
“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这是范稳一贯的文学立场。也是一种融会了佛教和基督教精粹的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