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女人脱“壳”而出
“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写道。她说的长袍，就是被称为“Chinese Dress”或“Mandarin Dress”的旗袍。
1870年代，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来到中国，行程8000公里，拍摄了很多晚清碎影。其中有一张穿着旗袍的新娘，虽然头上环佩叮当，胸前和袖边大镶大滚，有一种繁复夸张的喜庆，但摄影师笔记里写道：“和她盛装相对的却是忧郁的眼神。”晚清旗袍之下，他看到的是严酷礼教之下的压抑和不乐观的命运。
汤姆逊1921年去世，他不会想到，在他拍摄旗袍照片的50年后，旗袍却变成女性身体解放和个性追求的符号。当然，这50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
注：清代旗袍和现代旗袍一样采用高领设计，但身幅要宽大得多。在大清朝时，穿衣是讲尊卑的，满族女子和汉族女子的穿着有严格区分。比如满族女子可穿长袍，汉族女子只能着裙装。满族妇女可梳双头髻，汉族妇女则断不能梳。
武昌起义的清脆枪声，终结了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女人的穿戴也出现斗转星移的一幕。满族妇女因担心受革命牵连，改穿汉服。汉族女子则改着旗装，且有越来越盛之势。
但女人总还是受忽视。1912年6月，民国政府公布礼服服式，对男子礼冠、服、履都作了详细规定，以区别于前清，却把妇女弃之门外，理由是女性相夫教子，没有社交的需要。
欲望越是压抑，越具有冲决而出的力量，尤其是在上海、武汉、天津这些早年就开埠的城市，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横空出世的。
对于它何时出现，众说纷纭。有一种版本是，1920年代，上海私立女子学校的一位女中学生将西洋服装的收腰设计与晚清旗袍放到一起，设计出长马甲和短袄合二为一的东方时装，并于此时才将它正式命名为“旗袍”。
此时的旗袍与晚清旗袍有了本质不同。在过去封建礼教的氛围中，女人的身体是蛊惑人的东西，最好包藏于内，所以传统旗袍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衣身宽松，以使女性身体曲线毫不外露。新面世的旗袍却将女人从束腰裹臂的层层帐幔中剥离了出来。
这一步对女人来说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跨越。
要知道，当时不论汉满，女人穿衣都是“宽大为怀”，不见腰身的。在晚清著名的《点石斋画报》上，中国女子穿的都是一个样子——宽大过膝的长衫，下身是裤或裙，再配上一双小脚。
旗袍一出，即成时尚。
紧随上海之后，武汉街头也出现了旗袍的身影。武汉是首义之城，当时对外贸易吞吐量在国内仅次于上海，对一个风云际会、滚金流银的大都市来说，对于时尚的捕捉向来是敏锐的。
1926—1927年，宋庆龄来到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在此前后，她也尝试穿着旗袍。一位外国记者在武汉看到：“宋庆龄穿着中国端庄的黑色旗袍，高领，右边扣袢，短袖，袷上镶有花边。头发平滑地向右梳，在后脑紧紧地挽成一个结。”这位记者不由感叹：“我绝对不敢相信，面前这位有着优雅外貌、身体虚弱且有点儿腼腆的女子就是夫人本人，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女革命家。”
在当年的新女性那里，旗袍绝不仅仅是美丽的服饰，它甚至有一种革命的意义。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服装的条例，正式将旗袍定为“国服”，规定旗袍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至肘与手脉中点，色蓝，纽扣六。”
30年代：旗袍的黄金时代
身体的最动人之处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么？两条边线之间，肌肤的时断时续；就是这闪现本身，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离神迷。
——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
1.改良旗袍的经典之作
女人一旦爱上旗袍，就放不开手了。1930年代，女子最典型的打扮即是：烫发、高跟皮鞋和修长入时的旗袍。
汉剧名伶陈伯华就很爱穿旗袍。1934年，陈伯华正以“小牡丹花”的艺名名噪武汉三镇。这一年，梅兰芳偕同谭富英、金少山来汉演出。在欢迎宴会上，作为武汉演员代表的陈伯华穿一件色彩鲜艳的蜜黄色旗袍，着淡青色坎肩，项上束白绸围巾，清丽又妩媚。梅兰芳先生则身着男装，彬彬有礼。这是陈伯华与梅兰芳的首次会面。众人看了梅兰芳，再看陈伯华，或者看了陈伯华，再看梅兰芳，无不赞叹，惊为天人。
胡蝶也很喜欢穿短旗袍，她常穿的旗袍长度缩至膝盖下，袖子到肘上，整个小腿和小臂袒露无余，但在旗袍下摆缀上三四寸长蝴蝶褶，短袖口也缀上蝴蝶褶。因为“蝴蝶”与“胡蝶”谐音，胡蝶穿的这身既含蓄又简约的旗袍，就被称为“胡蝶旗袍”。
相比胡蝶穿着上的“含蓄”，电影明星顾兰君则大胆得多，她的旗袍在左侧开长叉至大腿根部，还又在袖口开半尺长大叉。这种“顾兰君式”旗袍，在沪上风靡一时。著名“交际花”薛锦园，喜欢精致雍容的情调，她最爱在旗袍四周镶上珍珠花边。因为常在南京路大东舞厅和静安寺百乐门舞厅亮相，所以这款“薛锦园式旗袍”也随之流行上海滩。
知识女性就不爱亦步亦趋了。张爱玲虽然爱穿旗袍，但不赶时髦，总是自己画出旗袍样式，交给时装店裁制。
叶秋心，汉口人，1913年生，少年时曾就读于汉口圣罗以女中（今武汉二十中）。1933年，因与著名影星胡蝶合演《孽海双鸳》，从而一炮打响，红遍大上海。1934年，她被《良友》杂志评选为全国八大明星之一。八大名星之一的徐来，被影界誉为“标准美人”，叶秋心容貌更胜徐来，被冠以“模范美人”称号。
1934年10月，叶秋心登上当时最畅销的时尚杂志《良友》封面。可以看到，叶秋心当时所穿旗袍，已由以前的直线型设计改为收腰式，旗袍的摆线也提高至膝下。从裁剪的方法到结构都更加西化，采用了腰省和胸省，打破了过去旗袍无省的格局。肩缝和装袖第一次被旗袍吸纳，从而使它的肩部和腋下变得更为合体。新式旗袍的色调力求淡雅和谐，总体上显得简洁方便。
这样的旗袍被称为改良旗袍，所谓“改良”，就是将旧有不合理的结构改掉，使袍身更为适体和实用。改良旗袍最大的变化还是胸围和腰围，从原先1920年代宽身、直统的样式改到窄细、贴身，有的甚至窄到要吸口气才能扣上纽扣，比现在的牛仔裤还要紧身。
到1934年后，旗袍造型逐渐完美成熟，使得以后的旗袍始终难以跳出该种外形，只能在长短、胖瘦及装饰上略作变化而已。
这一时期旗袍还传至国外。上海鸿翔公司1933年加工制作了六套色彩绚丽的旗袍带到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参展，获得银奖。
2.变无止境——身体的自由和出位
1930年代，外国服装的源源输入，各大报刊杂志开辟的服装专栏，还有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的推波助澜，使旗袍的发展达到顶峰。
武汉作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和商品集散地，来自各地的商品广告五花八门。
武汉收藏家联谊会文献资料专业委员会主任肖琴学收藏有不少1930年代张贴于武汉三镇的广告，如当时著名的上海品牌夜来香，其包装采用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月份牌女郎的画法，广告上的女人卷发，穿大花旗袍，开叉处露出细嫩的小腿，体态丰腴，扭摆着腰肢，显得富足，又带几分任性。
当年汉口对外贸易兴盛，旗袍面料包括纱、绉，绸、缎、花呢、棉，十分丰富，甚至有皮做的旗袍。许多绸缎号财大气粗，常有绸缎号在武汉报纸头版刊登整面广告，面料名称也是亦中亦西，如，蜜司绒，福特呢，柳荫绉，直贡绉、罗宫绉，金缕缎等。
其中，女人们尤爱以蓝色为基调的阴丹士林布作为中式旗袍的面料。阴丹士林布以其不易褪色的品质深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青年女性的喜爱。那时的时尚女性春秋季是一袭阴丹士林蓝旗袍，冬季则是长棉袍外罩阴丹士林蓝大褂，长围巾直垂至膝。阴丹士林是那个时代的流行密码。
当年的武汉一家人上街，在今人看来是颇具混搭效果的。那时，男人穿西装者还不多，多是长袍、马褂打扮，只是添了一顶西式礼帽。女人则是卷发、高跟鞋、旗袍，孩子则是西式小衬衫加短西裤或者裙子，这就是当时一家三口的普遍穿着。
1934年9月，《武汉日报》上一则秋衣广告十分有趣味，“国货——维也纳，做长衫经济，做旗袍美观，做童装耐洗”。提倡国货，却冠之洋名；消费对象是一家人，个个兼顾，滑头的商家真是一个都不得罪；至于讨好女人，说一个词就足够了，那就是旗袍。此时，在女人心里，旗袍已成为美丽代名词。
不过，此时的旗袍还像武汉的天气，冷热不定，变来变去。从清汤挂面的样子，到加上胸省、腰省，曲线尽显；领子先低后高，再至腭下继而至耳，以修饰脸型，再又因为领太高转身困难而降低；旗袍长度，也先至小腿，后流行长款，尤其是1934年，一度拖至地面；开叉也高高低低，从小腿，到膝盖，再到大腿根部，甚至露出臀围。
武汉女人素来有豪情。有过来人回忆，当时的武汉女人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坐在公交车上，旁若无人，跷着腿，还要抖三抖。
女人对身体的释放没有止境，直到触碰社会和舆论的底线。
到1934年，在社会压力下，武汉市政府不得不出台法令，取缔一批奇装异服，其中包括高开叉的旗袍，由政府发文规范旗袍开叉高度，从中依稀可见旗袍当年出位之程度。
四十年代：白海记——老汉口的华丽记忆
1.旗袍“别裁派”
1940年代，受抗日战争影响，尺丝寸缕昂贵，奢靡华贵之风渐少，旗袍长度短至小腿中部，最高时到膝盖，袖子也越来越短，甚至干脆无袖，领口绣花也一省再省。简约的风格无心插柳，倒更彰显了旗袍的曲线之美，也凸显了中国女人不事张扬中尽显妖娆的气质。
这一时期，旗袍不再一枝独秀。旗袍搭配大衣、马甲等等，花样繁多，尤其是出现了“别裁派”，即在旗袍局部加入西式元素，如荷叶领、西式翻领、荷叶袖等，或用左右开襟的双襟，旗袍式样更加多元。“别裁派”的另一个特点是与西式外套搭配，这使得旗袍可与多种现代服装组合，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已经“国际化和现代化”了。
1940年代旗袍穿着范围更加广泛。学生校服、工人制服、日常便服与正式礼服，都采用旗袍式样，只不过具体款式各有千秋。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
在1940年出版于武汉的《罗宾汉报》上，开辟有“非非集”栏目，所写全是武汉三镇的市井小事，所配漫画却是明星脸，周璇、陈娟娟等都是常客，她们或逛街或居家，所穿服饰均为旗袍。当年应无侵权一说，明星才可化身市井小民，非实非虚的报道方式实乃报章一绝。
2.完美旗袍
旗袍鼎盛，造就了著名的品牌——白海记。1940年代，白海记在汉口风行一时。从各界名媛，到寻常女人，都以有一件白海记旗袍为傲。
白海记的创始人白海山是湖北黄陂白家湾人，他16岁到黄陂桃园学便装手艺，后到郑州、上海等地学艺。1938年在汉口华清街兴康里自设白海记成衣店。创业时只有白海山夫妇及其弟白荣山三人，一台缝纫机，铺面仅十平方米左右。到后来，白海记发展到名满三镇、享誉中外的程度。
1980年代，闵敏19岁那年进入白海记当学徒。进去需要考试，师傅先看手。做旗袍要心灵手巧，没有一双巧手的人难进白海记的门，好在闵敏有一双纤长细腻的手，这一关算是通过了。
初进白海记，还不能做旗袍，先要学盘扣。旗袍盘扣是纯手工制作，用宽约一分，最长两尺五六的细布条，用镊子卷成不同的花卉图案，最后再用针线固定花形。
盘扣要做到什么程度？师傅发话：要有看头。怎样才叫有看头？师傅说了：蝴蝶扣看起来像要振翅欲飞，梅花扣要像梅花正在盛开一样。做到这个境界，只有一个诀窍：心无杂念。
对于一个19岁的女孩来说，这也太难了吧。闵敏还记得自己做蝴蝶扣的时候，蝴蝶翅膀怎么都做不好，眼看快做好，手一哆嗦，又前功尽弃。做好的蝴蝶扣，也因为不平整、硬度不够，或没有韵味，入不了师傅的法眼，被师傅毫不客气地给拆了。拆到后来，闵敏实在受不了了，一心要离开白海记。这时师傅反过来又鼓励她，给她讲自己的经历。
师傅是一位奇人，爱旗袍如命，第一次考白海记落榜，再考才进了白海记。师傅平常做旗袍，纤毫必较，追求的是完美二字。白海记凝结了白海山一生的心血，不能把牌子做砸了，这是师傅常说的话。
闵敏最终留了下来。盘了大半年旗袍扣子，终于有机会做旗袍了。一起考进白海记的人，有不少因为无法坚持，最终离开了白海记。
旗袍的制作是相当精细的。用裁缝师傅的行话说，叫掐斤掐两，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要依着人的身体，宛如人的第二道肌肤。胸围要恰到好处，腰节需稍上，稍微拿捏不到位，人就会显得胸塌腰坠，整个人恹恹的，没有精神。
虽然成衣，尤其是高级成衣中少不了手工，但直至今天，旗袍仍是手工制作最多的服饰，不仅纽扣需要人工盘结，镶金、掐筋时也要手工制作，这样才能平顺帖服。
一般人会认为好身材才适合穿旗袍，其实，一件好的旗袍，对任何人都有修身效果。
在闵敏印象里，白海记做旗袍虽然异常严格，但并不死板。
白海记自创了很多旗袍纽扣。过去旗袍纽扣是单花，白海记发明了双花纽扣，使得纽扣花形饱满、均匀；以前琵琶扣只能打实心花，白海记却发明了打空心花，这样扣芯处就能映衬出旗袍整身的图案，显得空灵、俏皮。
1980年代的白海记刚刚从动荡中恢复，百废待兴，却从这一针一线、轻拢慢捻中依稀看出当年的影子。
3.盘扣的太婆
84岁的冯玉娥还记得1940年代的武汉：“女人大都穿旗袍，不过没结婚的穿轻薄料子，成家的女人保守，多穿夹棉旗袍了。”
当年她丈夫就在一元路一带的裁缝铺做事，那时不叫裁缝铺，叫翻衣铺。跟白海山一样，丈夫也是黄陂人。过去形容黄陂裁缝有一句话：你的家当呢？一口针；你的穿戴呢？这一身。那时的黄陂裁缝多家境贫穷，自己没什么衣服，身穿的衣服，别人看中了，就脱下烫平，给客人，自己再换一身成衣做广告。
丈夫不喜欢做旗袍，旗袍做工精巧，做一件旗袍的时间，可以做两三件正装了。不过丈夫还是乐意为妻子做旗袍，她的所有旗袍大都是丈夫做的，都是夹棉旗袍。
有时丈夫接到做旗袍的活，冯玉娥会帮着盘纽扣。冯玉娥眼神好，做工细，年轻时候在月亮下都能绣花。
丈夫过世后，冯玉娥继续靠盘旗袍扣子为生，转眼就是20多年了，至今仍接活不辍。在一元路一带，你只要向行人问盘旗袍扣子的太婆，行人都知道是找她。这当然是后话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的风采，使西方人将其作为中国女性的符号。海伦·福斯特·斯诺是《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遗孀。1931年海伦第一次去上海时，年仅23岁。海伦的好友波莉在全美到处为中国筹款，宋庆龄得知后将自己的旗袍送给她并嘱咐波莉在全美各地演讲时穿上。斯诺夫妇到达菲律宾后继续为中国筹款，波莉将旗袍又送给斯诺夫妇。1998年3月17日，67年后，这件漂亮的旗袍从美国回归中国，回到了北京后海北沿四十六号“宋庆龄故居”。
50年代：旗袍的青春之歌和花样年华
1.压箱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旗袍流行如故，白海记名声不减当年，但是自1950年代后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时期，旗袍被说成是“四旧”、“封、资、修”。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时穿了一身旗袍，在“文革”中竟成了一大罪状。旗袍减产甚至停产，以生产旗袍为主的白海记，几经辗转，先后改名为红旗时装厂、海燕时装合作社、四新便装合作社、江岸时装合作工厂，直到1982年，白海记的招牌才重新被启用。
记者调阅了19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的《长江日报》，当时报上难见女性形象，即使有，也以群像居多，且面容模糊。那时，武汉人穿得最多的是蓝的、军绿色的衣服，衣身宽大，大家穿着都差大多，再漂亮的人显不出漂亮，再丑的人也显不出丑样。
仅在1979年5月3日的《长江日报》上，刊有《青春之歌》剧照，剧中的林道静穿着一身阴丹士林旗袍。
20多年时间里，旗袍烧了，甩了，或压了箱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到海燕制衣店，拿出一件旗袍，要求照着样子为她再做一件。老人说，压了箱底好多年，现在想穿了，又小了。听到老太的话，海燕感慨万千。
47岁的海燕1980年代随老公从鄂州到武汉开裁缝铺，此时正是旗袍重回人们视野的时期。
旗袍时隔多年再度浮出水面，是从新娘嫁衣开始的。
海燕还记得，那时，有一位准新娘拿来一块布料做旗袍，她强调要用倒光一面做正面，理由是色泽更为艳丽夺目。旗袍做好后，未婚夫来取，他却发了急，坚称海燕他们将旗袍做反了。因为当时买衣料时，两人一起前往，售货员再三叮嘱，含蓄暗淡的亚光一面才是正面。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男孩子觉得倒光的一面太艳了。两边争执不下，只得叫来女孩才解决了争端。
女孩穿上那件玫瑰色的旗袍时，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她白皙的脸庞在艳丽光泽的旗袍的印衬下，仿佛也披上了霞光，被旗袍包裹的身材则显得婉约知性。男友看得目不转睛，完全把扯皮的事抛到脑后了。美好的事物总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压制不了的。海燕说，这件事莫说已过去30多年了，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改革开放后，大量港台电影涌入，暌违日久，人们得以重睹旗袍的美丽。《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换了23件旗袍，一名冷香端凝的女子在一件件花团锦簇的旗袍包裹下，时而矜持忧郁，时而雍容大度，每一件旗袍都代表着女主角的心情，不停变换旗袍，换不掉的是女人柔美成熟的气息。而在《色·戒》中，汤唯前前后后共换了27件旗袍，导演李安是要透过旗袍的款式与质地，点出女主角所面对的环境改变。
国门大开，旗袍作为中国女装的代表，频繁出现在世界舞台。
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说过，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旗袍的笔筒袖，盘扣，曲线美，尤其是它娴静中显出妖娆，不事夸张里透露着性感的神韵，已成为一种国际认同的设计元素，化身到各类服装当中。
凡此种种，都重新唤起人们对旗袍的热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旗袍面料不断翻新，仅从真丝旗袍这一系列来说，就从真丝到重磅到重缎到真丝大王，纱质越来越精细，通风，散汗，而不走形，此外，常用的还有乔丝绒、夹棉甚至羊绒。旗袍制作工艺也有较大变化，襟上只装饰性保留盘扣，但标志性的大襟设计已不再，代之以侧面或背面拉链，缝合度更好，使胸前肩膀更为平整，女人穿着更为妩媚，也更舒服，领口和袖口的包边、镶金也更精致。
因为旗袍包裹很严实，为了满足年轻女性“透气”的需要，如今在给年轻女孩制作旗袍时，裁缝师傅会在胸前挖空一块，因为形如垂落的水滴，行话叫“一滴水”。外向开放者，水滴就会大一点。开叉也是一样，外向开放者，叉就会高开。
旗袍制作日新月异，但穿旗袍却渐渐变成小众的事。
2.个性旗袍
海燕制衣店做了几千件旗袍，海燕自己却只有三件旗袍。她只在儿子一岁和十岁时穿过旗袍，平常很少穿着。在惠济路住了20多年，街里街坊已看惯了自己的休闲打扮，猛穿一身旗袍，有拿腔拿调之感，她说。
在武汉，有不少像海燕一样做了旗袍自己却不穿的女人。采访中接触到一位中年女人，事业有成。平日里，她是不苟言笑的职业女性，做了20多件旗袍，却全挂在柜子里，仅作观赏之用。
80后女孩张悦然也爱穿旗袍，不过在她看来，现在的女人有了更多渠道展示自我。不上班的时候，她更愿意穿着松松的衣裤，晒晒太阳。若想秀身材，也有大把服饰可选：修身内衣，热裤，露脐装……现在的女孩子可以性感得很随意、很自在、很休闲，一定要选旗袍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而且穿旗袍，很受拘束，必须抬头挺胸，好累的呀。
如今的旗袍更多时候是漂洋过海，去了国外，或在国际演出舞台一展容姿。
改革开放后，曾为胡蝶、陈香梅、王光美等做过旗袍的上海老人褚宏生，为众多演艺界和文化界的名流做过旗袍。2000年，顺子的妈妈黄爱莲带了来自七个国家的40多个学生在上海演出，演员身上的旗袍就是找褚宏生定制的，《纽约时报》曾对此进行过报道。褚宏生的旗袍在日本更受欢迎，松井菜惠子和今井美树都是因为要穿不同的旗袍演出而经常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间。
真正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对旗袍怀有很深的情结。去年，一辆小轿车将海燕接到香格里拉32楼。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太太精神矍铄地前来量身。老太太对海燕说：“你要把我的旗袍做魁梧一些，我要去干仗。”她一边说还一边挥舞着拳头。“难道您是拳击师？”海燕奇怪地问。老太太哈哈大笑：“不，我干仗的地方不在拳击台上。”
闲聊中，老太太时而中文，时而英语，还让海燕猜她的年龄。海燕壮着胆子说：“我估计，您大概有50多岁。”话音刚落，老太太又哈哈大笑起来：“我前几年都已经过70了！”
后来，海燕知道她是中国驻美国华侨协会会长，姓方，祖籍汉川。在美国，经常和克林顿、奥巴马等政界要人打交道。
给方太太做的旗袍并没有刻意男性化，海燕已经知道了将旗袍“做魁梧一些”是什么意思了，一个有气势的女人是可以把旗袍穿出风骨来的。反过来，在一个女人心里，旗袍有时也是一种象征、一种支撑。
在国内，虽然不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旗袍却永远有追随它的铁杆粉丝。
采访张莞笛的时候，天气微凉。她穿一件米色小西服，脖项间戴一个松松的咖啡色围脖。看她时尚的装束，匀称的身材，谁也不会想到，她刚升格做了妈妈。
张莞笛对旗袍的爱比较理智。她说自己不会随便穿旗袍，一定要有合适的场合。而且她认为现在穿旗袍一定要经过设计，要穿出时尚感来。
去年生孩子的时候，她和朋友合开的店正式开张。“梅花香自苦寒来”，店子起名“香梅”，喻意创业艰辛，但不移不弃之意。今年6月，何祚欢的评书获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何祚欢在江滩举办表演专场，第三天的收徒仪式就定在“香梅”。张莞笛特意提前去做了一件旗袍。她的店开在黎黄陂路一栋旧别墅里，旗袍与之很相配。
那是一件黑色乔丝绒暗花旗袍，领口露出莹润肌肤，中间盘白色梅花扣，像极一朵清幽却冷艳的梅花。款式参考了时装杂志，但是张莞笛将本来繁复的直到腋下的镶边删去，领口显得清爽又性感，有一种低调的奢华。
张莞笛另一件钟爱的旗袍也是自己设计的，仍是黑白经典色系，黑底起白花，大朵大朵的白花，款式更是你绝没想到的，胸线斜插，露出香肩，可以说是素艳绝伦。这件适合朋友聚会时穿，她说。
家住武汉后湖的65岁的王雅兰与张莞笛的想法不同，日常生活中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她反问我。她有30多件旗袍，春夏秋冬都有。平常，她就像我们穿着西装或者休闲装一样，穿着旗袍来来往往，有人赞赏，有人指点，她都一笑了之。看到她的时候，她穿着暗紫色的乔丝绒旗袍，披着玫瑰红的披肩，拿一个手包，精致，女人，没有突兀之感。她敢穿，镶金嵌银，大花大朵的旗袍她都穿。丈夫故去后，她没有再婚，独自将女儿抚养成人，60多年的人生风雨，什么样的旗袍花色她都震得住。“旗袍是不说话的老师，提醒我做一个女人不要张牙舞爪，举手投足要端庄，永远要有涵养，有韵味。”她说。
彼时，穿旗袍是解放的姿态；此时，穿旗袍却多少有了坚守的意味，成为个性的代言。一百年，旗袍也画出了一道曲线。正像当年穿旗袍需要勇敢，如今也常是有性格的人才能洒脱地穿上旗袍，这是不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汉景村拆迁后，孩子们要接冯玉娥住大房子，她不肯，而是到附近的坤厚里租房住。“免得别人找不到我。”她说。丈夫做的旗袍早就没有了，但她做了几十年旗袍扣子，她总丢不下。
今年，丈夫又给海燕做了一件旗袍。她想做件红色的，鲜艳的，丈夫却给她做了一件绿色的。在丈夫眼里，绿色更能显现旗袍的淡雅之美，而且沉郁的颜色就像旗袍曲折的命运。
或许，不用太悲观。（文/叶军）
（特别感谢湖北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易有章，武汉晚报社员工胡永红，武汉纺织大学胡晓东教授，武汉图书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对本文提供的大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