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日本的情况不同。《太平记》在日本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问世之初既已“风行天下”，六百多年后仍“热赏”于日本：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每个周末晚八时的黄金时段里热播了整一年；1996年被收入小学馆《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而该全集是有原文有注释有现代日语译文、面向中高层读者与研究者的……作品的受关注度如此之高，其与《演义》的关系却未受到足够重视，重要原因之一或是中日两国纪年习惯的不同。
如所周知，《演义》是在《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等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事略》与《平话》于国内失传已久，仅存孤本于日本的天理图书馆（《事略》）与内阁文库（《平话》）。为让世人了解《事略》，天理图书馆将之收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部第十卷影印出版。书前附有“解说”，对日本研究者影响颇大。“解说”称：“原书虽标明是‘甲午新刊’，但因元代至元年间没有甲午年，故此该《事略》只能刊行于至元之后的甲午年，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但查元史，无论明宋濂等撰《元史》抑或清末民初柯邵②撰《新元史》，都明确标明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甲午年。只是“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朝年号，而忽必烈死于1294年正月；当年4月，忽必烈孙铁穆耳即位为元成宗，仍用“至元”年号，至当年11月方“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新元史》卷十三）。但按日本习惯，国不可一日无主，因而原天皇一去世新天皇便即位，新天皇一即位便改元，故此常有一年两号现象。譬如938年为承平八年，同时又是天庆元年；1989年为昭和六十四年，同时又是平成元年。昭和之前是大正，大正天皇死于1926年12月25日，当日昭和天皇即位，次日改元“昭和”，以故昭和元年只有6天。照此道理，至元三十一年就应只有短短十余日，又恰逢新年，倒真可以略去不计。但至元若无三十一年，也就无甲午年；既无甲午年，《事略》也就得迟至1354年问世，而以之为基础的《演义》自然也就得更迟于元末明初乃至明初才能问世了。这就难怪虽有日本学者考证出了《太平记》与《演义》间确有诸多共同点，譬如田中尚子于其“试论《太平记》与《三国志演义》中的智将形象——以楠正成与诸葛孔明为例”（早稻田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室编《比较文学年志》第37号）中就指出“在塑造智谋型将领形象时，二者都借鉴了《史记》中的张良，从而表现了二者对智谋型人物的相同理解”，但仍断言二者间“不可能有影响关系”，因为“原始《太平记》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问世早于《演义》。
但如上一章所介绍，“成于庆应元年（1338）至观应元年（1350）年间”的“原始《太平记》”内容较少，只当于今本《太平记》卷十八之前部分，而三国故事引述于作品卷二十，显然是后来增补的。原始《太平记》写成后几经修改，“在1367年就任管领的细川赖之强有力领导下完成了”（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p56）首次大规模修订，这才初步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四十卷本形态。而一如《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前言所指出，《事略》既“明白题作‘至元新刊’，而非‘至正’，前至元确有甲午，当可断为前至元三十一年（1294）刊”，则《演义》就有可能成于元末乃至元末较早时期，抑或如杜贵晨于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华文化论坛》，1999.2）中所考，成于1323～1329年间，早《太平记》近半个世纪。因此从时间上看，《演义》有可能对《太平记》产生影响，剩下的问题是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有足够的相似，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否为影响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三）与《三国志》之相异
如上所述，《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而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三国历史故事的，除《演义》外还有《事略》、《平话》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等3种，因此4种都应成为考察对象。但考虑到《太平记》借鉴中国典籍的“忠实原典”（增田欣《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度，以及4种中《三国志》成书时间最早，于时间上最有可能为作品所借鉴等原因，以下先就《太平记》中三国故事与《三国志·蜀书》中的“诸葛亮传第五”进行比较。
又如上所述，《太平记》版本颇多，版本不同，所讲三国故事也略有不同，但除个别引述于卷二十二外，余大都引述于卷二十，内容也都可如下分作两部分：
? 孔明出山（三顾茅庐）
?孔明去世（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中，孔明出山部分可再细分为：?众人推荐、?刘备三顾、?孔明说三分、?刘备求出山、?孔明婉拒、?刘备说以为天下、?孔明始允出山等7个主要情节。
于《太平记》中，作者删去了主要情节?，增补了主要情节?（备下重金厚礼前往召请）、?（孔明竟不奉诏，只乐涧饮岩栖，终老一生）、?（公若能展良佐之才，辅朕实现胸中此愿，则胜残去杀，何须百年？……治国利民，以致大化，方为万人），又将《三国志》中的主要情节?“于是与亮情好日密”改作“不能推托，遂出而为蜀国丞相”，使两作品都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与?两个。相同的情况也可见于?孔明去世部分。
与?孔明出山部分一样，?孔明去世部分也可再细分为：?两军相持而魏军不战、?司马懿问孔明饮食起居后预言其将病、?观天象而知孔明将亡、?蜀军匿丧不发、?蜀军退兵魏军追击、?蜀军反旗鸣鼓、?司马懿纵马奔逃等7个主要情节。
《太平记》作者于主要情节?中增补了“仲达坚守不战”一句，强调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于?中增补了司马懿见流星坠落而预知孔明必死细节，于?中略去了“百姓奔告”，明言了蜀军匿丧（《诸葛亮传第五》中只说“蜀人入谷发丧”），又改蜀军退兵为蜀军进攻，同时略去了情节?（宣王追焉），于主要情节?中将镜头由魏军聚焦到司马懿身上，改“乃退，不敢逼”为“奔走”，并以奔走之慌（纵马）与距离之遥（五十里）凸显了司马懿对孔明的畏惧，从而使两作品共有且相同的主要情节只剩了?（问起居而知将病）与?（蜀军反旗鸣鼓）两个，相异明显多于相同。既然两作品于?、?两部分的叙述都是异多同少，且相异明显多于相同，则自然不宜断定《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典出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即使另有证据证明确实典出于《蜀书·诸葛亮传》，也还有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对《蜀书·诸葛亮传》所作的以上这些增删修改是缘于作者自身的创意抑或另有所本，若是另有所本，则其所本又是哪一部等。
（四）与《三国演义》之相似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既不可能是记录了三国历史的《三国志》，则是否有可能是讲述了三国故事的三国故事写定本呢？三国故事的写定本不少，至今可见的至少有《三分事略》（1294年）、《新全相三国志平话》（1321～1323年）与《三国志演义》诸版本。《事略》与《平话》“无论情节、文字、形式、图象，都几乎是完全一致，仅缺少八页，图像较拙朴，文字有少量不同。两者是同一部书的两家刻本”（《古本小说集成·三分事略 三国志平话》前言）。而《演义》版本虽多，仅明嘉靖壬午年（1522年）之后的明代刻本，至今发现的就有10种之多，但据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考，明代“许多刻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如此则可能为《太平记》所借鉴的，就只有嘉靖本所据原本（以下也简称《演义》）或《平话》（《事略》）。那么，孰是孰非呢？
同样按上述方法将《平话》与《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与“死诸葛走生仲达”两个故事分别再细分为7个主要情节，并与《太平记》中三国故事进行比较后可知：《太平记》中的叙述与《演义》基本一致，而与《平话》相去甚远。譬如：
太平记：朕以不肖之身求天下泰平，非为安一己之身，遂一己之欲，而只为挽道义于涂炭，救百姓于沟壑。
演义：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同往新野，兴仁义之兵，拯救天下百姓。
平话：天下不久各霸者为主。刘备故来请先生出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先自谦，而后说明志在为天下百姓；而于《平话》中却不自谦，且称兴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天下百姓着想。又如：
太平记：夫枕石漱泉乐于幽栖者，只为一身；而治国利民以致大化者，方为万人也。
演义：夫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可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致君于尧舜之道，此乃忠也。先生抱经世之奇才，而甘老于林泉之下，恐非忠孝之道。
刘备于前两部作品中都以大义说孔明，但于《平话》中无此举。同样的例子还有：
①前两部作品都有刘备求出山而孔明婉拒情节，且婉拒理由都为“久乐耕锄”（演义）或“只乐涧饮岩栖……”（太平记），都以不好功名富贵，只乐山野闲居为由，甚至连句式也相近，都是“乐于～”。
②前两部作品都将孔明的应允出山，安排在刘备晓以大义或“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之后，强调孔明出山是为天下百姓；而《平话》却让“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几回来谒。我觑皇叔是帝王之像，两耳垂肩，手垂过膝，又看西墙上写诗有志之辈’”，给人以孔明出山是受三顾之恩感动、不乏个人打算的印象。前两部作品中的孔明出山是为公，《平话》中的孔明出山是为私，前两者与《平话》迥异。
③于“死诸葛走生仲达”部分，前两部作品都有蜀魏两军对峙而司马懿不战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④尽管被问者一为樵夫，一为使者，但前两部作品中都有司马懿问蜀人以孔明饮食起居并据此断定孔明“焉能不病”（太平记）“岂能久”（演义）情节，但《平话》中无此情节。
⑤前两部作品中的司马懿都是夜观天文，“见将星失位”而知“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演义）的；但《平话》中的司马懿却是在孔明身死，蜀军发丧，“军中一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益，言武侯身死”后才得知孔明既死的。
⑥孔明死后，前两部作品都有蜀军匿丧不发情节，而《平话》中无。
⑦魏军击蜀反为蜀军所败后，前两部作品都具体说明“司马懿纵马奔走五十馀里”方止，而《平话》只称“司马当不住，回走”，“司马大败，军折大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既未写他“纵马”奔逃的狼狈，也未具体说明奔逃的里数。
……
在孔明出山与死后走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几乎所有细节上，《太平记》的叙述都与《平话》（《事略》）以及《三国志》相去甚远而与《演义》基本一致。由于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如《晋书》卷一“宣帝纪”中的魏、蜀“对垒百馀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等）也相对地更近于《平话》而远于《演义》，尤其由于《平话》《晋书》《蜀志》及所引《汉晋春秋》诸书都未具体说明司马懿奔逃“五十馀”里方止，唯有《演义》与《太平记》具体说明了里数，且都为“五十馀”，因此可以认为：从内容上看，《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与《演义》最为接近，因而《演义》最有可能成为《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来源。当然，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两书在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形象塑造上的相似当能为之添一证据。
1.3楠木正成与诸葛亮
（一）日本人心目中的诸葛亮
楠木正成在历史文献中，初时只是个暴徒；但在日本民众心目中，却从来就是个英雄。他的智慧，他的忠诚，还有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故事，至今仍让人为之“不堪感泪多”。但在世代日本人心目中的这一理想人物，却总是被与三国孔明联系在一起，就如下边这首汉诗所咏唱的那样。
三吊忠魂泣凑河，定军山下又滂沱。人生勿作读书子，到处不堪感泪多。
这是明治时代汉学家·汉诗人竹添井井（1842～1917）的一首汉诗，可见于王福祥编《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p41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9）。在诗中，他将《演义》中的理想人物诸葛亮与《太平记》中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相提并论（“凑河”是楠木正成战败自杀处，故知），表达了当时日本人极其普遍的一种认知和情感。据已故作家司马辽太郎介绍，明治初年大阪城内颇多说书场，长年演说《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等。由于故事太长，听众往往虎头蛇尾，逐渐走失。但只要门口一贴出“正成（或孔明）今起登场”的纸条，听众便又骤然增加（山崎正和译《白话日本古典15·太平记》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