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争与政治
镰仓时代又称镰仓幕府时代，因当时的政治中心——幕府设在镰仓而得名。镰仓幕府是日本武士阶级打败贵族阶级后建立的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建立后，天皇虽仍然被尊为君主，实际上却丧失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大权乃至皇太子人选决定权，只保留了权威与（不论愿意与否都得完成的）任命幕府大将军，确认武士政权合法性的权利。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阶级苦苦挨了一百三十余年，直至元军犯境后幕府根基动摇，这才得到了复辟的良机。1324年（正中元年），后醍醐天皇发动正中之变倒幕失败；1331年（元弘元年），后醍醐再次发动元弘之变倒幕失败后被废黜并被流放隐岐岛；1333年闰2月，后醍醐成功逃出隐岐岛，驾幸船上山；5月，后醍醐军攻占京都，继而攻陷镰仓，幕府最高统帅北条高时自杀，镰仓幕府灭亡；6月，后醍醐还驾京都，临朝听政，夺回了政权。翌年，效汉光武帝吉例改元“建武”，但不久即因赏罚不均，厚贵族而薄武士，引起武士不满，从而导致了南北朝分裂，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全国大动乱。
这其中，后醍醐军转败为胜、攻陷京都与镰仓的两大战役，于作品中被安排在卷九与卷十，卷下分节，每节有标题如下：
卷九（京都之战）
①足利军驰援京都；⑥官军进攻六波罗；
②攻山崎尾张守中箭；⑦天皇仓皇出京都；
③闻兵败足利军倒戈；⑧越后守率众自尽；
④足利军安营篠村；⑨两天皇被囚；
⑤（足利）高氏许愿八幡宫；⑩千早城解围。
卷十（镰仓之战）
①高氏次子逃遁；⑨信忍自杀；
②新田义贞反叛；⑩盐田父子自杀；
③三浦义胜献良策；?盐饱入道自杀；
④幕府退兵守镰仓；?安东入道自杀；
⑤相摸守自尽；?四郎叔侄隐遁；
⑥稻村崎潮退；?长崎高重拼死厮杀；
⑦长崎父子奋勇杀敌；?北条一族自尽灭亡。
⑧贞直·贞将战死军中；
赤壁之战于《演义》中大致由第43回开始，至第50回结束，共八回，标题如下：
第43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第44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第45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第46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第47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第48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第49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第50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作品对战争的叙述重点明显不同：《太平记》更重战场厮杀，《演义》更重帷幄运筹，于前者中几乎没有写帷幄运筹的独立章节，而在后者中具体写战场厮杀的仅两回，仅占整个战役描写的四分之一；因此前者注重战将，后者突出主帅，于前者中找不到中心人物，而于后者中却明显有个诸葛亮，战役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处于其掌控之中；前者重斗勇，标题中不乏对“奋勇”“拚死”的强调，后者重斗智，回目中的“智激”“智算”“中计”“诈降”字样随处可见。后者于事件过程中表现人物，因而其叙事是纵向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环紧扣一环地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前者集众人行动以再现事件全貌，因而其叙事相较而言是横向的，作者虽也记录了战役的全过程，但战役的进展、其间的因果交代得不甚了然，却不时会在某个时间点上横向展开，仿佛难以取舍般一一记录下每个人物的表现。因此如果说《演义》叙事者是全知的，是立于高山之颠俯瞰下方，因而所见所述更主要是事件的发展演变、是凸显于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尤其耀眼闪光点的话，则《太平记》叙事者就仿佛是杂于人群中的近距离看热闹者，他所处的观察位置决定了他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无法全面了解，但对眼前厮杀者的一举一动却看得清清楚楚（这一点于卷十的镰仓之战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或即因此，后者的叙事相对比较概括，重点突出，是远景概括的；而前者的叙事则相对比较具体，重点不突出（严格地说应是另有重点。后详），是细部特写的……但二者在战争叙事上的最大不同，或许应是后者将战争与政治相联系，而前者则将战争与政治相隔绝。
战争是一种手段，是用以解决各个集团“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而战争是人为发动的，其中必定含有发动者或参加者的某种目的。两作品中，作者对参战者参战目的的介绍显示了他们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
于《太平记》的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中，幕府军是被动的，天皇军是主动的。主动一方除后醍醐天皇外，主要还有足利高氏与新田义贞等，两人都原是幕府军重要将领。新田义贞所以反叛，是因幕府催要粮草太紧，他一怒之下杀了催粮使者，因此遭幕府军围剿缘故。亦即他是为了自己的活命。足利高氏是北条氏姻亲，他所以反叛，是因北条氏不顾自己病未痊愈，连连催促出征缘故，是完全“出于个人的私愤”（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的。主要参战人物中只有后醍醐天皇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因不能按自己意愿决定皇位继承人而反北条的。立太子从来就是封建国家的最大“公”事，因为能否按自己意愿立太子，直接关系到自己死后本派政治势力能否继续掌权、既定政治路线能否继续得到执行的大问题。因此围绕着太子的位置，历史上曾无数次地发生过政治派别间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但在《太平记》作者的笔下，这一血腥斗争却被写成了纯属个人的私事：后醍醐天皇要将皇位传给第三太子，是因为喜欢他；而所以喜欢，则只因他“自幼聪明伶俐”（卷一），从而使本该是政治斗争焦点所在的一大“公”事，变成了父母偏爱某一孩子般简单的、纯属个人情感的私事。这与《演义》作者让刘·关·张于桃园结义时盟誓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让孔明非得等刘备说出“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后才答应出山的写法相较，对比不可不谓强烈。
亦即，《演义》作者把战争看作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因而他更主要从社会、从政治方面寻找参战者的动机；但在《太平记》作者眼中，战争与政治绝缘，参战者只是为达到其个人而非集团的目的而参战，其参战纯属个人私事，因而作品只从个人情感或利益的角度来交代参战者的参战目的。或即因此，《太平记》人物对战争参加与否、参加何方等全都可以不予考虑，全都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决定，随意改变，即使朝秦暮楚亦不为耻。而这在《演义》中尤其在作者的理想人物身上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尽管《三国志·蜀书六》中有“曹公禽羽以归”的明确记载，《演义》作者还是要煞费苦心地为之矫饰，不仅写了关羽降曹后如何一心恋蜀，一旦得知刘备消息立即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重重阻挠千里来相投，而且在降曹前还得来一番“降汉不降曹”的约法三章。刘·关·张本来就是为了上报国家——汉王朝而从戎的，这不降曹的降汉又何降之有？但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太平记》作者却毫不在意，十分坦率。如上所述，足利高氏原是北条氏姻亲，幕府军大将，身受重托来援京都，却因私愤背叛北条氏，降了后醍醐；两年后（1335.10）又背叛了后醍醐。对此，《太平记》作者不仅未作任何掩饰，而且还如下这般描写道：
正面战场上早已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但桂川两岸的足利高氏阵地却依然按兵不动，军士们仍在酒酣耳热地饮酒作乐。直至探子来报，说正面战场上北条军大将已经阵亡，全军已经溃散，足利将军这才下令扯起叛旗，投向天皇。（卷九）
这里的足利高氏，全然一副投机家的卑鄙嘴脸：深受信任，却要背叛亲人；出于私愤早想谋反，却还要坐山观虎斗，以便坐收渔翁之利。直至一方确实败了，这才投向胜方。怪不得后来与之争权的新田义贞要非难他“忍乘鹬蚌之弊，快为狼狈之行”（卷十四）。
如前所述，今本《太平记》共四十卷，前三十卷成于足利高氏在世时，曾经其弟足利直义过目并下令作过大规模修改，严令“于修改完毕之前不得外传”（今川了俊《难太平记》：见山崎正和译《白话日本古典15·太平记》p348）。但就在这样一部由对足利高氏“怀有极大敬意”（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的作者写成，又经其弟过目并令人作了大规模修改的作品中，仍保留有于《演义》作者看来绝不能容许的描写，这说明：《太平记》作者对政治并不关心，对作品人物的气节、立场等并不重视，在他们看来，为谁而战纯属个人私事，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自由决定。
（三）斗智与斗勇
《演义》作者把个人的参战与国家、政治相联系，而《太平记》作者将两者相隔离。因此于战争叙事中，前者重视对战前政治斗争的描写，后者则不重视甚至无视。一如上文相关部分小标题的对比所显示，在《演义》中，赤壁之战热热闹闹写了八回，其中的四分之一、整整两回却只写了孙·刘联盟的建立；与之相较，《太平记》中描写京都之战的卷九一开始就是“话说先帝后醍醐既已上了船上山，便派出大军来打京都。六波罗感觉吃紧，连连派快马飞报关东。相摸入道闻报大惊，急召众人商议，最后决定拜名越尾张守为大将，率外族大名二十名，统军驰援京都，同时分兵一路攻打船上山”，接着就写足利高氏如何病未痊愈却被征召，因此气愤等等，只字未写幕府为讨伐叛逆（后醍醐被流放后，幕府另立有新天皇）而进行的舆论准备等。卷十镰仓之战也一样。军事斗争本来应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但在《太平记》中军事斗争却取代政治斗争，成了两个政治集团斗争的全部。
战场上的厮杀靠战士，战场外的政治斗争则通常在上层，在将帅的层面上进行。因此，对政治斗争的不重视就决定了作者在战斗叙事中不可能突出将帅。在《太平记》中，作者虽也着力描写将帅的英勇，但绝不无视普通士兵。如在京都之战中，作者于第六节“官军进攻六波罗”中就几乎用了一整段的篇幅来描写“宇野、柏原、佐用、真岛等地三百壮士”的英勇奋战和所向披靡。这三百壮士连名字都没有，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但作者却不惜笔墨地详加描写，因为他们作战英勇，表现出众。在作品中，无论将帅抑或士兵，只要你表现出众，不同一般，作者就会一视同仁地予以关注，详加描写。但在《演义》中却基本不见有对无名小卒的具体描写。《演义》中的战斗叙事基本都是一个模式：两军对阵，大将拍马出战；见分晓后，胜者追击，败者溃逃。作者描写的只是战将，对一般士卒则视而不见。赤壁之战是数万孙·刘联军与数十万曹魏大军的大会战，但在作品又能见有几个士卒在厮杀？或有远景式的概括，却无近景式的特写，大将一个个有声有色，士卒却无一个略有头脸，以至于你只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却不能真正目睹他们的活动，耳闻他们的叫喊。
同样是对大将的描写，两作品的着重点也不一样。《太平记》作者重写的是动作而非智慧，是斗勇而非斗智，譬如京都·镰仓两大战役描写中就几乎全无斗智的情节。卷十的镰仓战役中倒是有“三浦义胜献良策”（第三节），但那“良策”其实只是对形势的分析，而并非对战略战术的建议。如：
（新田义贞反叛后遭幕府讨伐，大败而退。无计可施时，三浦义胜带了六千生力军来投。义贞大喜，因向他征求作战意见，义胜答曰：）“方今天下一分为二，各自都为生存而战，胜负一时难定。但最终的胜负须赖天意，将军为天下太平而战，又何愁不胜。义胜今与将军合兵一处，可得十万余众。敌军虽然势大，但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我等又为何不与之决一雌雄呢？”
义贞以“敌军新胜，士气正旺，而我军新败，将士疲劳，恐难以为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对此义胜引项梁例子开导道：
“义胜相信今日之战必胜。将军请想，当初秦楚大战时，楚将武信君曾以区区八万兵大败秦将李由八十万大军，斩首四十余万。但此后便日渐骄傲，怠于军备，以为秦兵不足惧。楚军副将宋义为此曾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将军如此，楚国必败无疑。’后果如其言，武信君为秦左将军章邯所败，楚国遂亡。义胜已暗中使人侦察敌营，见敌将骄傲有如武信君，故知当日宋义之言必再应验，将军可请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