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尽忠尽仁，匡扶正义。两人所事主公都代表着正统：刘备“原系帝胄，降为人臣时日未久，又重义轻利，天下忠臣、孝子因而无不争先慕名而来”；后醍醐天皇更实际上是镰仓幕府和足利尊氏的君主，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明显“偏袒天皇一方”（长谷川端《太平记研究》）。对这样的主公，楠木正成和诸葛亮都一样地竭尽忠诚，鞠躬尽瘁。与此同时，对部从、百姓也都一样地仁爱、厚待，同甘共苦。正如作者借樵夫之口所赞：“蜀帅孔明体恤士卒，优礼相向，从不随意喝斥。纵杯酒瓢食亦与众军士共分享。士卒未炊则大将不食，三军淋雨则大将帷幄不张。后三军之乐而乐，先万人之忧而忧。夜则亲自巡营查哨而废寝，昼则温和接待将士而忘食，从未见有须臾怠慢”，两人都是对上尽忠，对下尽仁的好统帅。
4）都具神力。圣德太子（574～622）主政期间对外遣使隋朝，寻求对等邦交，引进先进文化；对内立宪法十七条，定冠位十二阶；又兴隆佛教，编修国史，为依儒教与佛教理念建立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因此深受后人推崇，并在相当程度上被神化了。譬如成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就有记载称圣德太子“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壮，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p173）。又说太子一日出行遇饥者，因赠以衣食；不日饥者亡，太子命人“葬埋于当处，墓固封也。数日之后，皇太子召近习者谓之曰：‘先日卧于道饥者，其非凡人，必真人也。’遣使令视”，回报曰“‘封埋勿动。乃开以见，尸骨既空，唯衣服叠置棺上’。于是皇太子复返使者，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时人大异之曰：‘圣之知圣，其实哉’”（p199～201）。而据直木孝次郎于《日本历史2·古代国家的成立》中介绍，到奈良末期更有传说圣德太子是天台宗第二祖南岳禅师慧思的转世再生（p64）。由这样的人物留下的、关于日本未来的预言－－《未来记》无疑只能是“天书”，而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被秘藏于供佛的寺院中，凡人无由得见，只有楠木正成得以拜读。这样的一种安排明白地赋予了楠木正成以异于常人的神力，而于作品中他也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其母参佛时梦玉而生的，因为他是作品中唯一的“智将”，唯一能以奇谋大败数十倍、数百倍于己的敌军的人。
与之相仿，作品中的孔明也非常人。作者虽未具体描写他的“特异功能”，但一句“天下人闻说，皆畏孔明有卧龙之势”就足以使他异于常人了，而紧接其后的一句话——“于是刘备扬德天下，渐为众望之所归”，无疑更加深了这一印象。纵令他不是神，也与楠木正成一样，是个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神力者。
5）都“出师未捷身先死”，都是让人叹惜的悲剧英雄。同时，主公也都因其去世而丧失了政权。作品卷二十中，“蜀兵闻孔明既死，纷纷降于仲达，由是蜀国先灭”，孔明一死，蜀兵便降，蜀国便灭亡，刘备便失了政权。与之相同，楠木正成自杀后不久后醍醐天皇也被迫撤离京都。虽在吉野山中又创立了吉野南朝，继续与京都北朝相对抗，但没几年就含恨死去，从而结束了作品的上半部。
……如果不是与作品卷二十的三国故事相比，而是与《演义》相较，则楠木正成与孔明还有以下4点相似：
1）都在主公危难时应邀出山，都助弱抗强。
2）与主公初见面，都为之精辟分析了天下大势，制订了今后的战略方针。
3）都善于智胜。
4）都为主公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太平记》中的楠木正成临死还与兄弟约定：“再转世七次也要效忠天皇，为朝廷剿灭叛敌”；而《演义》中的诸葛亮临死也为后主安排了自己死后的“可任大事者”，为全军将士设定了安全撤军的计策，为平定魏延叛乱预伏了锦囊妙计……两人临死前之所作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主公，他们对主公的效忠并未因自己生命的终结而终止，可谓死而不已。
……
历史人物楠木正成究竟是何等样人，目前尚不清楚，但有关的最早一份可信资料是落款日期为正庆元年（即元弘二年，公元1332年）6月的日本临川寺文献《故大宰帅亲王（后醍醐天皇子世良亲王）家御遗迹临川寺领等目录》，文献中记的是“恶党（日文。意：暴徒）楠兵卫尉”。历史记载与作品人物间的距离之大，说明了作品人物楠木正成是由作者塑造出的文学人物，而非由他记载下的历史人物。他与《太平记》三国故事乃至《演义》中孔明形象上的种种相似，尤其他在作品中的出场与他的智慧说明，这一文学形象的产生与《演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演义》中，作者“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使之成了三绝之一的智绝。但尽管如此，孔明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有张良等，在文学作品中还有吴用等，就是在《演义》中也还有郭嘉等众多出色的谋士，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从来就不缺乏以智慧参加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在日本不一样。在日本中世的所有军记物语中都未见有谋士，都未见有以智慧参加斗争的知识分子形象。或也因此，军记物语中的斗智描写极其罕见（详见本章第4节），而尤擅以智取胜的楠木正成因而也就成了其中独一无二的“另类”。这一另类的出现，或许并不一定缘于《演义》中的孔明，因为还有张良等频频出现于《太平记》的斗智描写中，但张良等不似楠木正成或孔明般曾隐居待时、受荐出山，也未曾初次见面便为主公分析天下大势、至死都对主公忠诚不二，更没有异乎常人的非凡神力，亦即张良等与楠木正成的相似只在智慧一点上。因此，由于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的智慧型另类只可见于《太平记》，这一另类又与《演义》中的孔明形象颇多相似；日本中世军记物语中大量借鉴了三国故事的只有《太平记》，其所借鉴又在内容上近于《演义》而远于《三国志》，故而《太平记》中楠木正成形象的原型很可能是《演义》中的孔明，而《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应也借鉴的是《演义》。而如果《太平记》三国故事与作品人物楠木正成的塑造都借鉴了《演义》，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演义》就必须早《太平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问世，至少要早三五十年吧。
（三）《太平记》时代的中日交通
如前所述，谈及《太平记》及其作者的最早且最可靠的一份史料是《洞院公定日次记》。该日记以汉语写成，于公定34岁时的应安七年（1374）5月3日条有如下一段记载：传闻前月二十八九日间小岛法师圆寂。小岛法师是近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虽卑贱之器，有名匠之闻，可谓遗憾。这说明：在1374年5月之前，《太平记》已在日本广为流传。由于作品所叙述的最后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于1367年11月，故此《太平记》必须成书于1368～1374年间；如果《太平记》确实借鉴了《演义》，则《演义》就必须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
元末中日间的民间来往十分频繁。据木宫泰彦于《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统计，自1305年至元朝灭亡的60余年间，往返元、日间的民间商船“几乎每年不断。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p394）。由日本搭船渡元的，除商人外还有众多僧侣，“尤其元末人数最多”（p421），仅“名传至今的，实达二百二十余人之多，至于无名的入元僧更不知几百人了”（p394），以至当时日本“此方庸缁，燥然例入元土”（《海藏和尚纪年录》），入元甚至成了一种时尚。这些入元的僧侣，“比起上一代的入宋僧来，已缺乏传播禅宗的热情”，这是可悲的；“但从一般文化的移入来讲，毋宁说是幸运。由他们带回日本的元朝文化，从诗文学、儒学、史学、书法、绘画、印刷、茶道等直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等事，极为广泛”（p463～465）。而正由于他们对元朝文化的热心输入与学习，当时的日本汉文学“比起平安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以及江户时代儒者所作的汉文学来，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诗文学无异”（p492），有些甚至令人叹曰：“虽吾中州之士老与文学者，不是过也。且无日东语言气习”（p493）。
元末中日间频繁的民间交往与蜂拥而至中国的日本僧侣对中国文化的高度热情，也许能缩短《演义》由诞生至传入日本并产生影响的时间。但当时日本印刷业并不发达，国内又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空前动荡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部书由在中国问世至传入日本并发生影响，至少也须三五十年吧。若此，则由于《太平记》成于1370年前后，故而《演义》应成书于约早半个世纪的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推断正好与杜贵晨先生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2）中的成书于1323～1329年间说法不谋而合。
1.4《太平记》与《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
（一）两作品的相似
如上所述，《演义》与《太平记》是中日古典文学中的历史战争题材代表作，二者间明显有着影响与借鉴的痕迹，后者不仅借用了前者中的“孔明出山”与“死诸葛走生仲达”两个故事，而且以孔明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三国的历史，以孔明为模特儿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可是，为什么《太平记》作者们会对《演义》作这样的理解与取舍？其深层原因是什么？而且一如杂喉润于《三国志与日本人》中所指出，后世“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p126），因而《太平记》对《演义》的发现与接受还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民族对《演义》的理解与取舍，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从而使我们对《太平记》如此借鉴《演义》的深层原因的探讨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对《太平记》的《三国演义》接受特点产生原因的探讨，可以在历史与现实、亦即文学传统与作品叙事这两个层面上进行。对文学传统的梳理，拟在第三章一并进行，以下只在作品的叙事层面上作一探讨，方法是对比，因为这两部作品太多相似，又太不相似。
说相似，是因为这两作品成书时间既相近，都在十四世纪，相去仅约五十年，其成书过程、作品题材、传播情况等也多相似。《演义》成于《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等基础之上，而今本《太平记》也“非一气呵成”，同样也是在1350年前问世的初本基础上“经多次增改，渐次形成”（后藤丹治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p7）的；《演义》以汉末近百年的战乱为题材，《太平记》也写的是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间长达五十余年的动乱；在中国，有人“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黄人《小说小话》），在日本，也有人著书褒贬《太平记》中各人战略战术的优劣，如《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钞》等，两部作品都曾被用作为军事教科书。因此，若以《演义》为“我国古代战争的形象的百科全书”（叶维四等《三国演义创作论》p169），则《太平记》就是日本古代战例的集大成，并且问世以来六百余年一直广受欢迎。在日本，直至明治末年各地都十分盛行《太平记》说书；而在中国，三国故事的讲说更早在作品形成之前“在宋已甚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至上世纪仍颇盛，以至于不仅在收音机里讲播，而且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一播再播。与此相同，在日本，《太平记》也于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每个周末晚八时开始的黄金时段里播了整整一年……
但在诸多方面如此相似的两部作品中，作者对战争这一相同题材的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却大相径庭。叙事角度与叙事方法通常取决于叙事者对事物的认识与叙事的目的，因而其不同经常也就表现了叙事者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与追求。尤其因为《演义》与《太平记》都非个人的而乃集体的创作，都是作者与受众的互动结晶，因而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为此以下选取两作品中作者着力描写的著名战例（《太平记》中为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演义》中为赤壁之战）为对象进行对比，以发现其中折射出的中日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以揭示《演义》在日本的接受特点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