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三浦义胜对新田义贞所献良策的全文，其中或有分析或有激励，却没有计划没有谋算。但《演义》正相反，作品更重视的是智慧而非动作，是斗智而非斗勇，就连那以蛮勇著称的猛张飞，也不时会施些小计（如第41回的长坂桥畔疑兵计与第63回的巴郡城外诱敌出战等）。至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那更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智绝人物。一场赤壁大战仅八回，战前的斗智却写了整三回，较战场上的厮杀描写还多一回。如果考虑到孙刘联盟的建立既是政治斗争更是智谋斗争的结果的话，则赤壁之战中的斗智描写就更是斗勇描写的两倍有多。而且有设计的有中计的，有用苦肉计的有用连环计的，真真假假，好不热闹，而战役的胜败就这样被决定在了蒋干、阚泽等幕宾、参谋的江上来往之间，决定在了众武将的开始厮杀之前。与《太平记》相较，明显可见《演义》作者对斗智描写的重视，但仔细阅读作品，却不难发现于赤壁之战中，操纵全局的实际只有孔明一人：孙刘联盟由他力排众议才得建立并维持；赤壁大火由他请来东南风才得烧过长江。诡计多端的曹操屡遭周瑜算计，但足智多谋的周瑜却翻不出诸葛亮的掌心。被打败的曹操在逃命中还自以为是，每每笑话孔明，却没有一次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一切都未出乎孔明的预料，就如孙悟空怎么也没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甚至关云长因感旧恩而于华容道上私放曹操，为吴·蜀两国留下了一大后患之举，也被写成是孔明“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49回）。
作者“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视之为全书的重要人物乃至中心人物。全书一百二十回，写了近百年的事，其中有七十回写的是孔明自207年出山至234年病死军中的27年之间事情。人未出场就大肆渲染，让人“如雷贯耳”；归天之后还要让活仲达见死诸葛而丧胆。赤壁之战削弱了曹魏势力，导致了三国鼎立，而这只不过是诸葛亮徐图中原战略构想的初步实现……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只有孔明才是作品中熠熠生辉的真正主角。
作者如此突出孔明，原因或不止一个，但为强化“尊刘反曹”主题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如上所论，《演义》或成于元朝末年，而元末正是以恢复汉族的赵宋政权为号召的起义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时代。自南宋以来即强烈表现于诗文中的“我虽有酒，不祀曹魏”（王十朋《谒昭烈庙》）、“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陆游《闻虏乱诗》）的“尊汉抑曹”思想感情，当时早已成了广大汉族人的共同愿望。因此“生活在红巾起义环境中，甚至参加过农民起义事业的罗贯中”，自然要“根据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来否定曹操”（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肯定刘备，并如此赞美、突出为刘汉王朝的复兴而鞠躬尽瘁的孔明了。
现在的流行本是清初毛宗岗的修改本。“嘉靖本固然已体现了拥刘反曹的主题和倾向”，但毛宗岗“为了深化拥刘反曹的主题，凡是不利于刘蜀英雄形象的言行描述，尽皆删削或加以改写、详注”（叶维四等《三国演义创作论》），因而其拥刘反曹的立场更加鲜明。
清初和元末一样，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江南各地甚至还在继续着抗清的活动。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很自然地，“毛氏的拥刘反曹、帝蜀仇魏不能不和这种自觉的民族意识有关”，而“借历史事实隐喻现实，借文学抒发胸臆，这也是常有的事”（同上）。
换言之，即作者重写将帅谋略，重要原因之一是为突出孔明；而对孔明的赞美，则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志向。因而作品不仅突出了孔明的神机妙算，而且强调了他“成大业，兴汉室”的政治抱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白帝城接受托孤后为复兴汉室而鞠躬尽瘁的忠诚与执着。不仅如此。就是那些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作者也没忘记让他们表示了自己“宁死随使君”（第41回）的愿望。
与之相反，《太平记》中的老百姓则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立场可言。原本归顺后醍醐、支持大塔宫（后醍醐皇子）的村民们，一听说北条幕府悬赏重金要买大塔宫人头立刻就变了心（卷五）；宗教中心叡山的和尚们更是有奶便是娘，收了后醍醐的庄园便支持天皇军，得了北条氏的土地便转而支持幕府军（卷八）……而且丝毫不以为耻。村民和尚如此，如上所述，将军武士也如此；作品人物如此，作者也如此，丝毫未曾想到要为之虚饰、隐恶，因为他们不以之为恶。显然，《太平记》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鲜明，他们并不想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那么，他们要表现的是什么呢？
（四）战争与抒情
一场战役之后通常总有胜负。在相互攻伐相互吞并的动乱时代，胜者必须继续战斗，否则仍可能被吞并；而败者则或重整旗鼓，以求东山再起，或就此绝望，一死了事。两相比较，于败者描写中《演义》更强调的是前者。譬如赤壁大败后曹操死里逃生到了南郡，第二天就唤曹仁来说：“吾今暂回许都，收拾军马，必来报仇”，让曹仁好生守住南郡。如此惨败却还要“必来报仇”，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者不仅曹操，袁绍、刘备，三国中人物几乎个个都如此。
但《太平记》中人物多不如此，作者更重视的是败者的自杀描写。由上文所列卷九、卷十各节标题即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京都之战抑或镰仓之战的描写中，作者都不惜动用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章节来详细描写败者的自杀，如“越后守仲时及其部从自杀”（卷九·8）、“赤桥相摸守及本间自杀”（卷十·5）、“高时及其一族于东胜寺自杀”（卷十·15）、“信忍自杀”（卷十·9）、“盐田父子自杀”（卷十·10）、“盐饱入道自杀”（卷十·11）、“安东入道自杀”（卷十·12）等。
为什么《太平记》作者如此重视败者的自杀描写呢？其实，不仅是败者的自杀，就是非失败者的自杀性行为，作者也兴趣浓厚，描写详细。譬如作品卷六，幕府军攻陷了天皇军的赤坂城，大获全胜。但在幕府军兵临城下开始攻城之前，幕府军中却有武士人见四郎与本间九郎两人为留名后世而抢先一步来到城下，通报了姓名后英勇战死。本间九郎子资忠得知父亲战死，也不顾一切地单枪匹马赶到城下殷殷苦求，终于感动了守军，让他入城来到父亲尸体旁战死。在这里，三人的目的或不相同，但以死为手段却是相同的。三人之死都不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而是主动的，是战斗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主动采取的一种手段。这种战斗者之死于《演义》中很难见到，但在《太平记》中却频频可见。为什么《太平记》作者对此也如此重视，津津乐道呢？
死是肉体的消灭，但又不仅是肉体的消灭。死是一种别离，但又不仅是死者与阳光、与人世的别离，而同时更是死者与亲人的永别。在作品中，作者不仅对死，而且对一切令人心碎的别离都十分重视，津津乐道。京都之战于作品中写了整整一卷（卷九），但真正的战斗场面描写只有一节（第6节），而别离（包括自杀。下同）描写却有四节。镰仓之战也是一整卷（卷十），战斗描写也只是别离描写的一半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