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别离描写中，相别者总是泪流满面，难分难舍，十分凄惨而缠绵。尽管多是身经百战的武士，此时也多表现得悲悲戚戚，儿女情长，如卷九的京都警备司令北条仲时等。与《演义》中因羞惭而自杀的徐母（第37回）、“极善卜易”、机智为夫报仇的“东吴女丈夫”徐氏（第38回）、“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的孙权之妹（第54回）等众女子相较，这些武士显得过于柔情，柔得胜过了弱女子。但正是这些女性化了的男性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痛苦相别者的悲哀，而在徐母等《演义》女性身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崇敬，是赞叹，是惊异，而绝非悲伤与同情。
《太平记》于别离描写、尤其于武士的别离描写中经常引用的是白居易《李夫人》中的“人非木石皆有情”，如“人非木石，岂能无情”（卷九等）。或许，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与抒发这一人人皆有之“情”，以便吸引更多的读者或听众，《太平记》作者们才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描写与抒发，因为政治斗争是不能“感情用事”的；才轻智谋而重动作，因为动作直接诉诸视觉感官，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才在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的死，那么多的别，而且写得十分详细，十分动情，十分悲凄，十分感人。于京都之战与镰仓之战中，最为典型者当属北条仲时与妻小的生别或信忍父子的死离。前者描写在卷九，笔者已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与《太平记》吴越传说”（日·《中京国文学》第七号，1988.3）中做过说明，以下因以卷十中的“信忍自杀”为例加以说明。
信忍是北条仲时父，北条仲时是镰仓幕府派往京都的警备司令。京都保卫战失败后，北条仲时率残部保护天皇东撤镰仓，因前方路阻，中途与部从四百余人一同自杀于番场（地名）。消息传到镰仓时幕府军也已战败，信忍正准备自杀。他闻讯悲伤不已，沾血在柱子上写下了一首和歌后自杀。歌曰：
等等我吧，孩子！别将我拉下了！等等我吧，孩子！让我们一道越过死亡之山吧！
与项羽自刎乌江前夜所咏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相较，这首和歌显得十分凄凉，但在《太平记》作者们看来临死前的这般咏唱却极其风雅。他们对之十分欣赏，不仅详细描写了信忍的作歌过程，记录了歌词全文，对信忍之死作了诗化描写，而且最后还意犹未尽地添上了一句评论，表达了自己的欣赏：此歌至今广为流传，备受称颂，闻者无不为此歌、为此歌咏者之死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前文提及的主动赴死者人见四郎与本间资忠也都留有相似的绝命歌，作者也同样都作了详细而感人的描述，抒发了同样的感慨，表达了同样的欣赏。
于《太平记》中，令人伤心之死竟显得如此风雅，如此感人，并自作品问世六百余年来一直牵动着千百万日本人的心，使之然者是什么呢？
早《太平记》问世六百余年，日本于奈良时代编成了第一部官修史书《日本书纪》。该书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五年项下有如是一个记载：中大兄皇子因误杀苏我山田大臣，痛失爱妃造媛（苏我山田女）而伤心不已，川原史满于是唱歌跳舞为他解忧，中大兄皇子深为歌舞所动，不禁脱口赞道：美矣！悲矣！一曲歌舞，同时让人感到了悲与美。显然，日本人很早就在悲中发现了美，很早就将这两者联系了起来，而当时距日本民族文字——假名的诞生还有差不多二百年。
悲中有美，美寓悲中。古代日本人审美情趣的这一无意识流露，经后世日本人的不断醇化、凝练，终于发展成了日本民族的一大审美特点和根深蒂固的文学理念。这一特点的最终形成是在平安后期、《源氏物语》问世前后的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但在平安前期的《古今和歌集》时代（十世纪初），它虽然还未形成为一种理念，却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表现。《古今和歌集》编成于905年，是日本的第一部敕选和歌集，也是其后各和歌集的典范。它共20卷，其中专收离别、羁旅等伤别离和歌者有3卷；恋歌有5卷，所歌唱的却几乎都是不成功的悲哀之恋、不为对方所知的单相思或专程前往幽会却未能得见的痛苦和焦虑（《白话日本古典9·古今和歌集》：日·小学馆）；四季歌共6卷（春歌二、夏歌一、秋歌二、冬歌一），但即使是最该充满喜悦的咏春和歌两卷，所收和歌也多是对留春不住的叹息与感伤，而非对春天到来的企盼与喜悦……其中最典型者或是对樱花的歌唱。在烂漫的春天百花园中，千余年来最令日本人感动的是樱花，但集中所歌唱的不是含苞欲放的花蕾，不是吐芯绽放的鲜花，而是未及绽放便随早春三月的微风倏然飘落的风情，是对之不由生出的微微叹息与淡淡伤感。对美丽者、高贵者的“英年早逝”，对不得不与美丽者、高贵者分别的的叹惜与感伤或是人之常情，但古今集歌人们却将之发展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表现，尽管他们暂时还未能将之理论化。
《太平记》作者对《古今和歌集》主要编者纪贯之为和歌集所作序言极为赞赏，不仅在作品中有直接引用，而且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赞同（卷二）。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传统审美观念的巨大影响，作者才那么津津乐道于败者的悲惨结局，才使得本该充满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这部历史战争题材作品带上了那么多的柔情和眼泪，赢得了那么多女性受众的喜爱（《鉴赏日本古典文学21·太平记 曾我物语 义经记》：日·角川书店）。而以上所述或许也能为我们做出说明：为什么《太平记》中三国故事必须以孔明为主要人物，为什么《太平记》作者是以“智·仁·勇”三德而非“天时·地利·人和”三条件的占有来把握曹操·刘备·孙权，来说明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因为孔明是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性人物，因为“智·仁·勇”是个人的品德素质，而“天时·地利·人和”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是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是与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不相容的。而既然《太平记》对《演义》的这些接受特点是具民族传统性的，那就不可能终于《太平记》，而必然要反映到后世日本人对《演义》的接受上。或即因此才有了后世“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p126）现象的产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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