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拿不动笔的那一天
“书呆子”的求学生涯
我父亲23岁时考上了高等文官，赴日担任外交官。父亲很注重对孩子们的教育。我有四个姐姐，两个弟弟。1934年，父亲把我们接到东京，接受多语种的教育。后来，中国驻日大使被撤，父亲也被免职。回到北京后，我就读于东单头条的一家日本小学，父亲靠着变卖东西给我们交学费。
1940年3月，我去了东单三条的天主教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和法文。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孩子，用的是母语，但学习成绩却比不上我。在圣心学校念了将近两年书，上台领奖的总是我。后来家中经济条件拮据，我读完四年级就辍学了。但我没有气馁，一直坚持自学，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
我对翻译自小有一种情结。在日本时，有一次，书店里有一套日译本的《尤利西斯》，原著是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1922年出版，一度是一部禁书。乔伊斯是西方文学的叛逆者，这本书用意识流的手法写了大量的心理活动，全书除了夹杂着法、德、意、西以及北欧的多种语言外，还时常使用希腊文和梵文。作者在写作时处心积虑地为阅读设置各种障碍，文字生僻，内容艰涩。父亲对我说：“你看，日本人连那么难懂的书都翻出来了，要是你用功搞翻译，将来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多好！”后来回国后，他要求我把一套《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我每天晚上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四年，将十本书译完，总共100万字。这为我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
自1936年起，父亲就失业。在圣心学校读书时，我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把冰刀卸掉了。上清华时，我穿着父亲的旧皮鞋。然而我的功课一直是拔尖的。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富家小姐。
那时恋爱与我无缘，因为我是个下了课就进图书馆的书呆子。我选了好几门高年级的课，所以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次遇到树林中喁喁细语的情侣，我就想：“我可没有那工夫。”
共历磨难二十二载
1950年，我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考入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校对，几个月后调到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仅看译稿，而且经常找来原文著作。在稿子周围，密密匝匝地贴上小条，像长满了胡须一般。我干的活远远超出了校对的范畴，经常因为自己管得太宽而加班加点。
1953年，萧乾也调了过去。最初，我从未幻想过有一天能和他在一起。我们的年龄相差17岁。他之前曾有过三段婚史。萧乾二战时当过《大公报》的驻外记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他又是唯一在大陆落叶归根者。1949年，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又以教席邀聘，剑桥的教授专程去香港接他，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他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可回国后，他并未被当时的文化界接受，还不小心撰文得罪了人。所以，论名，他当时只是臭名；论利，他更是身无长物。许多人劝我不要同他结合，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嫁给他。
萧乾逝世后，他的老友陆铿（又名陆大声）从美国寄来了《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一文，其中有一段披露了当时中国记者在西欧战场活动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中国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青、丁垂远和我。”
我们的姻缘是由文字开始的。我经常捧着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他讲话诙谐幽默，除了对译文表达明确意见，还给我讲一些道理。他反对直译、硬译，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内涵。我被他的学识吸引了，没有一个同龄人引起我那么大的兴趣。我意识到在文字工作上，我不但找到了一位向导，也有了知音。
我曾认识一对夫妻，因为一个爱跳舞，一个不爱，弄得很苦恼。我们则从未因兴趣不同而产生矛盾。我们童年都生活在北平，又都上了教会学校。我们都喜欢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和莫扎特的《安魂曲》，我们又都研究外国文学，喜欢狄更斯、罗曼·罗兰、马克·吐温和曼斯菲尔德。
1954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从东城区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书。我们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交换戒指，没有背诵誓词，然而两个人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婚后，我们互相改造。对待翻译，萧乾不像对待创作那样有热情。但那时创作的条件实在不具备。我就对他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去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婚后三年，他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捷克作家雅·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英国小说之父”亨利·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之作。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萧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我也当了20多年的“臭妖婆”。那时候，每次运动一来，很多人就一拥而上，斗这个，斗那个，和自己最亲的人划清界限。但我一直相信他：“右派这顶大帽子不论你戴多少年，我都不会离开你。”
我们在惶恐中小心度日。1961年，我曾不顾家里的经济情况，用我相当于一年半工资的巨款买了一架钢琴。那顶隐形的帽子给萧乾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以为悦耳的琴音能够使他的心情舒畅一些。
“文革”中，他不堪凌辱，曾决意自杀。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半瓶酒吃下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下一步自杀计划，就醉得倒在地上，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捡回一条性命。
之后我对他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般田地。”萧乾神色凄厉，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后来我想，假如他去了英国，我就不会有机会遇上他。
我们共历磨难22载，直到1979年，我们才重见天日。
翻译“天书”最难忘
1990年到1994年，我与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那是我自从与他在一起以来感觉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尤利西斯》很难翻译，这样一本“天书”，对我们来说却是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补偿。
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用业余时间译了好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另外，我从事日文的翻译比较多，十年寒窗的英文专业没怎么得到发挥。至于萧乾，他的遗憾就更大了。有人说他是“《大公报》记者中最幸运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他曾经被夺去了手中的笔。在不正常的岁月中，他的心脏和肾脏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再也不能出去闯荡世界了。后来能写的，也就只有回忆录和短文。
我们两个年龄加起来150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焕发了热情。在寓所门铃旁我们贴了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每天早晨5点我们就起床，在各自的书桌前开始工作。开始时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下楼的工夫都没有，冬天常常是和衣而卧。
萧乾曾评价我的翻译：“是个讲究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连原文里的虚词都不放过。”我们流水线作业，我担任草译和注释，做到信；萧乾接棒做润色，力求达和雅。我们规定每天至少翻译一页原文，译不完就不睡觉。1994年译本出来，文化界、读者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它的反应之强烈，超乎了出版社和我们两位译者的想象。
可是之后不到三年，萧乾就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房里，我安置了一张小木桌，我们仍旧翻译和写作，这样多少也分散了他的痛苦。
他常常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自己年少时文思泉涌，却不够勤奋，尤其是小说写得太少。而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不论文学创作还是翻译事业，他做出的成绩，都不逊于前半生。
命中注定闲不下来
1999年2月，办完萧乾的丧事后，儿子萧桐劝我赴美小住。我说：“我哪里走得开？你爸爸身后的事，十年也做不完。”之后的日子，比我预料得还要忙。首先，我与吴小如先生一起整理出一部45万字的《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后来，又帮助整理出版了萧乾的《余墨文踪》。之后又选取了萧乾父子之间的通信几十封，整理出版了《父子角——萧氏家书》等。翻译的活我也没少干。《圣经故事》《冬天里的故事》以及日本诗人池田大作的诗集等陆续出版。
我这个人命中注定闲不下来，我也会像萧乾那样，写到拿不动笔的那一天。我现在已经87岁了，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生活还能自理，不想请保姆，做家务对我是一种调剂——不能一直工作，眼睛需要休息。我也不想去养老院，那样的话就不能自由地工作了。
很多人都觉得翻译工作挺辛苦的，但我就是乐此不疲。对于游山玩水、看电影、看戏，我都没有兴趣，我就是喜欢翻译、写作。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吃得好的人不一定就长寿，很多美食家都死得早。我觉得我能活到100岁，那样的话也就13年了，在这期间我的事情都排满了，时间太宝贵，我还有太多的活要干。
（原载《环球人物》2014年第31期）
家与书
在岌岌可危的岁月，我的业务三次救了我们这个家。第一次是1956年初冬。《文艺报》总编辑张光年同志三次找萧乾去谈话，让他担任该报副总编辑。张光年14岁入共青团，24岁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6岁时去延安，同年创作了《黄河大合唱》歌词。尽管萧乾想脱产去搞创作，还是被说服了。张光年进一步提出，想要把文洁若也调到《文艺报》去当记者。他还真的专程去找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同志面谈此事。楼适夷说：“文洁若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不能放。”那一年夏季，萧乾到北戴河去写作，带回一批海鲜，我们家的保姆不会做。萧乾风闻张家的保姆擅长烹饪山珍海味，就把带回来的海鲜统统送给他了。张光年请萧乾与我吃晚饭，席间，他告诉了我楼适夷同志说的话。
转年5月12日，萧乾写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刊登在195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刊登在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上）等文，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发配到位于渤海边的柏各庄国营农场去监督劳动。当时规定一百个人里，必须划五个右派。人民文学出版社划为右派的有长征干部冯雪峰（1903——1976）、金满成（1900——1971），文学聂绀弩（1903——1986）、张友鸾（1904——1990）、王利器（1912——1998）、顾学颉、周纯、李易等，已凑足了5%。倘若到了《文艺报》，仅仅凭跟萧乾划不清界限，就可以把我打成右派。
1958年1月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个在职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南、北各40名。我是去北方农村的。动身前就说好，只有一半人能回原单位，另一半调职到外地去。由于适夷同志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相信自己准能回原单位。果然，当年11月结束劳动回北京，名单公布了，我被调到出版社的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上班后，年内发了两部译稿，达40万字。这是我第二次救了这个家。萧乾下去后，在农场领26元生活费，只够他吃饭的。《文艺报》已把他除名，我到位于灯市口以北的文联大楼财务科每月领40元家属津贴。举个例子来说，我曾花八天的业余时间突击翻译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1903——1991）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原文为《不死鸟》）的最后一章“难忘的日子”，刊载在1960年6月号的《世界文学》上。全文达3万字，拿到了约200元稿费，而我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9元5角。正是由于有这一笔笔外快，在萧乾戴右派帽子的22年间，三个孩子都未受委屈。倘若调动工作，到了边远地区，后果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