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1年初，女儿荔子初中毕业，回北京，当上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之后，就连在干校所办的向阳中学任教的老师们都回到原单位了。只好解散学校，允许家长到北京去办理学生们的转学事宜。我听说文学出版社已从外单位调来一位日语编辑。因此，把儿子萧桐送进五中后，我就去找商务印书馆的陈原同志，问他可否把萧乾和我调到该馆去编辞典。他说：“萧乾太大了，就怕我调不动。你嘛，我倒是可以试试看。”1950年10月，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校对员时，曾从英文转译了一篇苏联文学作品，投到陈原所主编的《世界知识》杂志。稿子不合用，退回来了。我当时的领导朱南铣同志却对我说：“陈原对你有兴趣。”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把我调去了。我原来希望一两年后，我可以在陈原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领导手下工作。7月初，我的调令忽然下来了。我是7月9日抵京的。当时萧乾正在北京治冠心病。他告诉我，朱海观（萧乾在《世界文学》杂志任职时的同志）已特地来过一趟，说我将在商务印书馆的词典组工作。后来才知道，陈原确实曾当面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社长提出了调我去商务的话，严社长同意了。可是正式下调令时，却节外生枝，文学出版社又不肯放我到商务去了，非要我回原单位不可。由于十四连（文学出版社）和十六连（商务印书馆）已合并，我被调回去的消息又是十六连的连长告诉我的，把我也弄糊涂了。我专程去拜访陈原同志，并对他说：“我还是打心里感谢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目前萧乾正在建国门医院治冠心病。湖北那么潮湿，假若遥遥无期地在那儿拖下去，我真怕他的身体会垮。您要是不调我去商务，文学出版社绝不会给我下调令。”
萧乾还没戴右派帽子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东总布胡同作协宿舍。划为右派后，我们搬了八次家：（一）前圆恩寺。（二）宝钞胡同。（三）东四五条胡同牛圈。（四）豆嘴胡同。（五）南沟沿。（六）门楼胡同（门洞）。（七）崇文区天坛南门东二楼六门三O三号。（八）复兴门外大街二十一号楼二门三一七、三一八室。
我们是1983年春节后搬进这座位于复外大街的单元房的。终于有了安乐窝。
1840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改革开放后，萧乾在《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一文中写道：“倘若自50年代起就一直是这么搞法，即是说，从实际出发，而不是靠个人的心血来潮，那么今天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世界该是个什么样子！”
1984年8月，萧乾应邀偕我出访西德。《人民日报》连载了他的《欧洲冥想录》。他在《“永志不忘”之二》一节中建议：为文化大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馆，那是重访达豪集中营之后受到的启发。萧乾的挚友巴金则在《随想录》中，两次写专文（第一四O、一四五篇）提倡成立“文革”博物馆。先不考虑什么时候能成立，趁着亲历者还健在，把文章写出来。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萧乾写了《一对老人，两个车间》（1991年7月17日）一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我们二人在家里的情况。他写道：“我们还有一种共识——一个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80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著译。90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然而今后几年我们二人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80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
萧乾在此文中说是80万字，指的是正文。把注加上，就是100多万字了。我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那四年，确实是值得怀念的一个时期。
1997年2月20日，萧乾因患心肌梗死，住进北京医院。我们把车间搬到医院里来了。每天不是写，就是译。到病房来探视者也不少。1999年1月20日，他为李景端所著《波涛上的足迹——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写序《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重庆出版社1999年8月版）。这是萧乾的绝笔文章。2月3日，他与来访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谈话。5日，进入昏迷状态。11日下午6点，因肾衰竭导致心脏衰竭去世。
萧乾与世长辞后，我笔耕不止，一晃儿就是16年。我们的儿子是1980年赴美国的，1996年在北京与郭利结婚。2000年出生在美国的孙女现在已15岁，2003年生的孙儿也12岁了。2015年，儿子萧桐、儿媳郭利于7月中旬带着一对儿女回国。我总嘱咐儿子，务必让他们的儿女，即使不能用中文写精彩的文章，起码也得学会写通顺的中文信。他们一家四口人，在家里总是说汉语，所以口语是没有问题的。
我对家的概念是：有个安静的环境，能够读书，写文章，搞翻译。在不断革命的岁月，我们一家人连续不断地搬家，由于政治原因受歧视。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今天的《解放日报》刊载了这么一条消息：《红楼梦》获评“亚洲最佳”。该报专稿（严敏）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评选出“亚洲十部最佳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独占鳌头。该报称赞其“以白话文描写了两个家族的悲剧爱情，塑造了400多个人物”。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的分别是《微妙的平衡》《罗生门》和《一千零一夜》。除《红楼梦》和《一千零一夜》外，其余8部“最佳小说”均为20世纪以来的当代小说。印度的小说最多，共4部。
我在《我的中学生活》（2012年9月18日，见《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3月版）一文中谈及1942年尽情阅读《红楼梦》等名著的往事。我的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学长宗璞（原名冯锺璞）在《感谢高鹗》（原载《随笔》2007年第一期；见《二十四番花信》，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三次印刷）一文中谈道：“感谢高鹗是胡适、顾颉刚、林语堂说过的话，我想也是很多人心里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我是宗璞所说的“很多人”中的一个。她已经把我想说的话用极美的语言说尽了，我只有再接再厉，向清朝的小说家曹雪芹学习，也向当代小说家宗璞学习。宗璞的《野葫芦引》前三卷我已读得烂熟于心，也被她的济世情怀深深打动了。她以如椽之笔，细腻地刻画了我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那波澜壮阔岁月里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我巴望能在几年后看到她的第四卷《北归记》的出版。
我还有个忘年交，叫赵蘅。他父亲赵瑞蕻是诗人、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1953——1957年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讲学。她母亲杨苡曾于1956年赴东德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讲授中国文学，1957年回国后，翻译出版了《呼啸山庄》等名著。这一年，11岁的赵蘅和她弟弟赵苏也跟着妈妈出国了，开了眼界。改革开放后，赵蘅于1996年6月21日应邀前往法国，在巴黎国际艺术城与各国画家团聚、交流，以后又去了西班牙、英国。进入21世纪，赵蘅的《拾回的欧洲画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1月版）问世。这是又一本文情并茂、语言优美的书。最近，她写了一本《补丁新娘》。此作用女性特有的敏锐观察力，记录自己成长的过程，融入了中国文化，写的是整个中国在那个特定时代的风云变幻。书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画面，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读一些有人文关怀、关注人类前途的作品。
2014年4月28日
我怕走过金鱼胡同
虽说我原籍贵阳，却出生于北京东北城的一条小胡同里。除了旅居日本和去干校那几年，一直住在北京，足足有六十年之久。我们家在桃条胡同三号，是个四合院，前后共四进，母亲在五个院子里都栽满了花，招来蜜蜂、蝴蝶和蜻蜓。那胡同不长，统共也就那么十来家。隔着北剪子巷，东口对着白米仓。我记得胡同口有家烧饼铺。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师傅带着个十来岁的小徒弟，一个炉接一个炉地烤出喷喷香的芝麻烧饼，夹上酥脆焦黄的油炸鬼，诚然是天下最美味的早点。那是30年代初，城乡还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胡同西口就有一家人，住着几间破土屋，专靠养猪过活。娃娃们从早到晚拾菜叶子，给猪作饲料。
北京胡同的名称可是一门学问。有的得名于地形，如竹竿巷或羊尾巴胡同。有的标志着元明清时城市的布局，如羊市大街、猪市大街。另外，还有不少胡同是纪念人物的，如王大人或马大人胡同。出了我们桃条胡同西口，向左拐，就进入纪念文天祥的文丞相胡同。这条南北向的小胡同并不通大街。走到南口，朝右一拐，便是文丞相祠。该祠所在的府学胡同是北与交道口大街、南与地安门东大街平行的通衢要道。明清两代的顺天府学（相当于市立大学）曾设于文丞相祠旁边，这就是“府学胡同”一名的缘起。
据我幼时看过的家谱，我们文家是七代以前从江西迁到贵州去的，乃文天祥之后裔。成年后方知，家谱大抵并不可靠，但追溯到文天祥的那样一张家谱，确曾使我引为自豪，而且觉得我们一家人住在离文天祥被囚禁并慷慨就义的兵马司狱故址不远处，也是一种缘分。自6岁上小学，至大学三年级时搬家，府学胡同曾是我经常走过的地方。进入60年代，由于我的两个孩子都就读于府学胡同小学，我又有机会多次往返那条胡同了。
40年代，文丞相祠曾被翻修一新。紧闭着的红漆大门上端挂着有“文丞相祠”字样的横匾。出于对祖先的仰慕，我和弟弟曾多次跑到门前守候，巴望趁什么人出入之际能探头朝里瞧瞧。可惜它一次也不曾开启。及至二十几年后我领着孩子从那里走过的时候，横匾早已被摘掉了，整个祠堂圈进小学校里了。
前几年听说“文丞相祠”已修复并开放了，我便兴冲冲地跑去参观，只见文物疏少，大而无当。细一打听，原来50年代初扩建校舍时，祠内的文天祥塑像就被拆掉了。十年浩劫，所有古人，不分忠奸，一律都成为封建将相。全国古建文物，统统遭了殃，文祠当然也难幸免。连祠堂后面的“正气楼”（文天祥被囚禁并书写《正气歌》的所在）也被焚毁。甚至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的一棵古槐，亦未能逃掉红卫兵的斧头。幸而市文物局就在府小对面，“文革”期间及时抢救了一些歌颂文天祥的匾额、石碑等，否则前来凭吊这位英雄遗迹的，就更什么也看不到了。
北京城的设计者真是匠心独运。80年代我走访了世界上的好几座名城，没有一座像北京这样整齐匀称的。城墙和牌楼被拆除后，北京城没有了外壳。可是由于胡同大都依然健在，所以城市的格局还没变。东四和西四，东单和西单，至今仍旧是平行的。然而，每逢走过今日的金鱼胡同，我心里就不那么平静了。如今它阔气了，我却根本认不出了。
这可是去王府井、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协和医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必经之路啊！和琉璃厂一样，它原是老北京对之感情至深的一条胡同。大人去那里看杨小楼、去春明商场寻猎旧书，娃娃手持大糖葫芦或沙雁风筝，时而还有一对对挽臂的情侣在徜徉。可如今呢，东头全拆了，耸立起几座金碧辉煌的大饭店。
要改革开放，要开展旅游，最简捷的办法是：拆！拆！拆！然而我怕走过了金鱼胡同，因为一看到东口的变化，我就不禁发愁：咱们这些有着悠久传统、富于民族特色的胡同和四合院，会不会在时代的经济大潮中整个儿被湮灭呢？
1993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