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享年七十三岁，没有给出说法告诉世人，八十岁会是怎样的。
八十岁的摩西奶奶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个人画展，瞬间风靡全球。而她原来不过是美国乡村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没有进过正规的艺术院校，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
仅凭着自己的坚持和热爱，摩西奶奶七十六岁才开始作画，此后二十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她创作了1600多幅作品。她激励了全世界无数人，更是启蒙了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渡边淳一，使他走向了文学道路。她说，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中国也有一位世纪老人曾说过异曲同工的话，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杜甫有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岁，就算对一个长寿者而言，也算得上迟暮之年了。
八十岁时，她先患上了脑血栓，后来又不慎骨折。腿脚不便，只能靠助行器才能在家中做轻微的活动。这两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无异于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在一连串疾病的重创之下，她非但没有就此倒下，也没有日夜在病痛煎熬里唉声叹气，而是读了更多的书。待病情稍有起色，她便开始用颤巍巍的手拿笔写字，从一天几个字、十几个字写起，到几十个字地练习、积累，再次将自己的文学生涯推向第二次高峰。
这位老人就是冰心。
1926年，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第一次去拜会了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教书的冰心。彼时，丁玲还只是个尚未涉足文坛、名不见经传的进步女学生，而冰心早已在文坛成名多时。
对于冰心的待客周到圆熟、进退有致，言谈的温婉舒雅，丁玲很是自卑了良久。十年后，丁玲第二次拜会冰心，此时虽然她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面对总是端庄得体的冰心，她仍旧感到手足无措，自愧不如，“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候也拿不出来了”。
虽然如今提起民国淑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林徽因。然而出身名门、少年成名的冰心，其实才是那时候淑女的典范。1940年，冰心更是获得了宋美龄的邀请去重庆参加抗日，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
她仿佛就是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的那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出身好、长相好、学习好、成绩好、乖巧听话、感情生活纯净单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优雅素慧的冰心，曾经是一个被惯坏的“野孩子”。
她爱穿男装，不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只穿黑白蓝灰。母亲勉强她穿一两回靓丽的衣服，她便浑身不自在，立刻要脱下去。
别的女孩在学做女红、玩家家酒游戏的时候，她在跟着父亲骑马、练枪。她从来没化过妆，唯一一次化妆，是在美国留学演出《西厢记》的时候，替她化妆的人是闻一多。
她小时候读书，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水浒传》，喜欢《西游记》《再生缘》。特别佩服女扮男装的孟丽君，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和钩心斗角的大家族。
长大后，不得不有“女孩样儿”了，才渐渐将这种“野”收敛起来。但骨子里却格外男孩儿气。这种偏于男性的气质，在被父母刻意的淑女教养过程中成为一种“认真”的性格。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说，她“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她毛笔字写得漂亮，来求字的人很多，她都有求必应。对于不喜欢的作协领导，她却让人家先买宣纸来；她会请来求字的妇女干部多关心失学儿童的实际问题；会对带着孩子到处展览画作的父母指出，孩子被人妒忌是父母炫耀之过；她会写《我请求》让社会关心重视教育；看到自己从前不成熟的文章，会觉得不好意思，一再说“无聊”。
从十一岁把压岁钱捐给辛亥革命起，对爱国一事，终生不渝。她捐稿费，支持希望工程，为建文学馆捐出自己的藏书、手稿、字画。
她会牢记周总理嘱咐的话，对会面的内容保密。在“文革”中，不管红卫兵怎样逼迫，她都咬紧牙关，默念总理的托付，“打死也不说”。
她不仅真，而且认真。无论对待爱情、婚姻还是生活，自己或者他人，她都格外严肃且认真。
这种认真，最早追溯到家庭的影响。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在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她母亲出身望族，父亲谢葆璋早年参加过甲午海战，抗击过日本侵略，曾任烟台海军学堂校长，海军部次长、代总长，全国海岸巡防处处长等要职。
四岁时，冰心随父亲前往山东烟台，此后八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道：“比大海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没有江南杏花春雨的缠绵悱恻，辽阔的大海、无垠的天际，让少女时候的冰心的心境也随之开阔。
冰心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三个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她受尽父母的疼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甚至因为怕妻子给她穿小鞋养小脚，有一回亲自给她剪鞋样。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大多数的时间冰心都是跟父亲在一起的。可以说，父亲对于她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谢葆璋虽然出身行伍，却并非旧式军官。他思想新潮、开放，没有封建思想。他用一个军人特有的方式养育女儿：带她骑马，教她打枪、划船、游泳，夜晚带她看星星。
她的少女时代常常穿着男装，在舰艇上遥望大海，听父亲讲解军舰上的一切，倾听战争的故事和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壮烈往事。
甲午战争百年之际，九十多岁的她要为海军写一部长篇作品。她桌上堆着大本的海军参考书，请过海军军官做顾问。然而每每动笔，便痛哭流涕无法动笔。因为那些关于国家积弱被欺凌的往事，都是父亲一字一句刻在她心上的，她恨意满怀、激愤满腔。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忧愁的少女时代，有的只是壮怀激烈，哀痛家国破败。
父爱如山亦如海，给了她和母爱完全不同的宽阔和深邃。军人的严谨自律遗传在她身上，她喜欢有纪律、整齐、清洁的生活。
即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她也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戴得利利索索。说话做事从来都不卑不亢，风度不减。
她说：“我觉得在我的身躯里有军人之血。”她不喜欢听放诞的言论，不喜欢散漫、松懈的人生。她对于人生的态度格外严肃认真。
她的“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孩子气，口无遮拦，随心所欲，而是以一种参透人情世故后的冷静睿智。是对自己的认真，是对自己人生的认真。
十四岁的冰心考入新型学校贝满中学。在这里课程设置繁多，而除了国文课外，每门课都叫她感到吃力，尤其是数学。第一次月考，她的数学考了52分。拿到试卷，放学后她一个人躲在角落哭了很久。
哭泣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别无途径。
作为旧时代的女子，前途可望，又是富贵出身，上学不过是消遣，她大可不必用功向学。但她却不肯这样敷衍她的人生。
读书和人生一样，只要你认真对它，它也必不辜负你的认真。
每天放学回来，她除了读书就是做题、背单词。第一年结束后，她已经是名列前茅了。毕业时，她作为全班第一名毕业升入大学预科。
因母亲多病，一直以来她的志愿是当一个医生。大约遗传了母亲的身体素质，冰心也一直体弱，可以说从小就是个病秧子。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由于肺气枝扩大病复发，她休养治疗了半年才复原。可在生病期间，她的学业不仅没耽误，她还在病榻之上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
面对国难，她可以从容赴义。她抵制日货，拖着病体跟着游行队伍示威；去旁听公审，面对乱世的不公她可以以笔发声，控诉当局。
1919年8月，她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作品涉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面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此后一发不可收，作品不断，二十岁出头，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意识到了文字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一样能“治病救人”。冰心决定弃医从文，转入文学系学习。
因为认真，所以对爱情婚姻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她不屑于复杂繁复的多角恋，更欣赏感情的从一而终。
她一辈子没传过绯闻，年轻的时候追求者众多。但对于男生的求爱信，她索性不看，在家里就交给父母，在学校就交给训育主任，却不张扬、不炫耀、不揭穿，给予对方尊重。
因为认真，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她严肃孤清。因己度人，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她的同学曾跟她的弟弟开玩笑地说：“你的姐姐颜如桃李，冷若冰霜。”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时，冰心已是文坛“巨星”了。那时候清华大学邀请冰心来教授一门写作课，学生们慕名而来，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季羡林、李长之、林庚、吴组缃也在其中。
多年后，季羡林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簪，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他们相视一笑，落荒而逃。
她自己也说过，因为受幼年环境的影响，她的性格很野，对于同性的人，也总是偏爱“精爽英豪”一路。
正因如此，她会喜欢并提携直爽的丁玲，敬佩仰慕在政治中纵横捭阖、从容大气的师姐宋美龄，却对感情生活过于丰富的林徽因、陆小曼等人心有异议。
她品评别人，往往也注重感情的专一度。她的文人朋友里，有才情的数不胜数，但说专一，大都比不上巴金，这也是她最喜欢和最佩服的人。
1923年8月，从上海发出的一艘名为“约克逊总统号”的邮轮，满载着将会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科技史的百余位重量级人物驶往美国。
许地山、余上沅、吴文藻、梁实秋、顾一樵等都在这艘船上。冰心也搭乘这艘船前往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此前，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留美的奖学金。
受同学吴搂梅所托，在船上寻找她的弟弟——清华大学的吴姓学生。结果冰心的同学许地山将另一位姓吴的学生带到她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吴文藻。他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而曾经追求过杨绛的费孝通，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在船上也不乏冰心的追求者，这样阴差阳错的偶遇，吴文藻并没有借机大献殷勤。在听说她没有看过那些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时，他严肃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这个时候的冰心已经是出版过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的文坛新秀，大约听惯了称赞的溢美之词，如此严厉的批评一面叫她羞愧又难堪，另一面却对吴文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文藻有两大爱好——看书和买书。在美国的时候，冰心在波士顿上学，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攻读社会学。性格严谨而内敛的吴文藻，也没有像船上其他的青年一样频繁地给她写信。他偶尔写过几张明信片，却意外地收到了冰心的回信。
大约是谁早已不经意在心中偷偷丢下过一粒种子，嗅到了一点春的气息，便萌动出生命的绿芽。
作为回应，他寄了几本文学书给她。之后两个人书信不断，他每逢读到什么有意义的书，就会寄给她。她一收到书，立刻去读。读完了，便会回复一封长长的心得体会。
而这个不善表达又怕被拒绝的青年，在送给她的书上用红线标注出描写爱情的句子，以此传达他心底隐晦的爱慕。
好的爱情和婚姻，不仅能给予身体的欢快、精神的愉悦和世俗的安全，更应该是能让自我在其中成长，有所获得，不使岁月蹉跎，不让生命荒废。
他不是个知道如何取悦女子的男子，所有的言行唯有遵循心的指引。他会在路过波士顿的时候特意去看她，听说她生病急忙赶到医院，讷于甜言蜜语的他，努力鼓励、开导她。
她病愈后，参加留学生《琵琶记》的公演，她邀请他来观看。他纠结于清贫的自己到底能不能负责她后来的人生的问题良久，最终推辞了她的邀请。
聚光灯下，她在舞台上演出，却仍然在人群里寻找他的身影。他到底没有辜负她对奇迹的盼望，他终是来了，在人潮汹涌里遥望那一个在五彩光华之下的女子。
1925年的夏天，在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暑假学校法语补习班上，两个人再次相遇。
细水长流的感情也许没有“恍如初见，情如相识”的心颤，没有“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的夺人激情，却仍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动人心魄的能力，更给人一种尘埃落定的心安。
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和她一起归国的，还有吴文藻写给她父母的求婚书。
“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
这样一个对待婚姻认真而专注的男子，打动了冰心，也打动了她的父母。1929年，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两人在燕京大学举行了西式婚礼。
平淡或许才是生活的真谛，他们一起读书，一起面对人生的家难、历史的国忧，一起扶持过了五十多年的婚姻之路。
冰心逝世后，两人骨灰合葬，应了她“生同衾，死同穴”的遗愿。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
就算是冰心世俗女子教科书一般的幸福光彩的人生，没有丝毫的敷衍。
上天给予每个人的功课和试炼不同，或许是贫困，或许是不幸的婚姻，或许是如影随形的疾病，但答案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困难不惧怕、不退缩、不堕落，坚持下来，便会成就自己人生的新高度。而时间从来都不会晚。
须记，认真，是人生试卷的唯一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