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参“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的覆盖下，刘盈的皇帝时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这三年当中，中原大地算是进入了现实意义上的和平与稳定时期。
大规模的战事已经没有了，国内能够对汉王朝构成威胁的势力也被削除干净，在众多的封王中刘姓封王已经占到了大约八成以上，纵使不归中央政府管理，但实际上他们依旧是刘姓王朝的坚实拥护者。刘姓封王们，就像一道道藩篱，在保卫着大汉这座大厦的安稳。情况不稳定信誉度不高的异姓诸侯王虽然也存在着，但他们的领地和实力与以前的异姓王相比，已经是大大的缩水了。他们不但统治着的是贫瘠落后的地区，而且范围还很小，根本无法对中央政府造成直接的威胁，刘邦晚年那种大规模的诸侯王反叛事件短期内是不可能再发生了。因此，和平也就变成了那时的时代主旋律。
生活在一种大和平的环境中，同时又伴随着“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的推行，百姓们渐渐习惯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之前饱受战乱摧毁的各行各业也慢慢恢复和发展了起来。
首先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由于长年的战乱兵荒，大范围的人口被卷入了战火，导致农业生产遭受到破坏，大面积的土地荒芜，饥饿成为了汉朝建国初年的“关键词”。随着和平大背景的确立，汉朝中央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军行动，他们裁剪掉了因为战争时期而大规模招募的特殊军队，只保留适当的国防和地方军队，这使得大量的青壮年男子能够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便立马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
劳动力的问题解决之后，汉朝中央政府便采取更加惠农的措施来促进粮食的恢复与发展。他们先是废除了秦朝遗留下来的沉重的赋税制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征收政策。他们规定，农民的粮食收入，只需上交十五分之一给国家便行，同时尽量减少兵役和徭役，不耽误农时，这给了从事农业的生产者们极大的生产积极性，更加加快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这需要国家承担较大的压力，税收减少了则意味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少了，财政收入少国家则不能很快兴办很多的公共大事，比如组织治理水利，修建道路，增强军事力量。当然了，也会适当地压制住统治阶级的私欲，因为收入少了，他们便没钱去大修宫室或者好好享受了，这一点也体现了汉初统治者的廉洁与对百姓的仁爱。
所以汉朝初年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不像秦朝时期又是修长城，又是修驰道，又是修陵墓，又是修阿房宫等等，汉朝初年的工作重心是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公共事业不怎么重要，发展民生是头等大事。（当然了，汉初还是有修建工程的，比如大规模的扩建京城长安，但这是为了加强首都的建设发展，而且建设过程中还有时间和人数限制，所以也无可诟病。）这使得汉初的公共工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外弱内强的形势渐渐在汉朝形成，这是对后世很有利的一种现象。
由于统治阶级的重农惠农政策，汉初的农业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连年获得了大丰收，这奠定了一个封建制国家的基础。而伴随着基础经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其他行业也跟着兴起与发展了起来。汉初的手工业由于战乱的破坏而凋零了不少，现在也渐渐恢复和发展了起来，统治阶级也大力提倡所谓的“男耕女织”的方式，鼓励民间生产布帛等基础生活品。而中央政府，也从民间征召了大量的能工巧匠，官僚手工业也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官僚手工业的服务对象并不是民间，也不针对市场，他们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故生产不计成本，专注技艺，所以这方面生产的东西十分的贵重和精美。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要汉初的商业情况，而我们众所周知，商业在古代一直是一门不入流的行业，它排在各大行业的末尾，为许多人所不耻，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而“重农抑商”政策正式被法律所确定，则是在秦国商鞅变法之时，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高度发展与领先奠定了中国的经济基础，而在这个经济基础上所要确定的上层建筑，则必然会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因为要统一发展好如此庞大地域的农业生产，以及应对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伤害的旱灾，水灾等等自然灾害，则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集权的政治来统治，这样才能保护中国最根本的经济模式能够延续和发展，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便这样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成熟和发展而产生了。
“小农经济”模式是农业发展进化出来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最稳定和最有效益的模式，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稳定，所以自从封建专制的国家出现之后，便视以小农经济为模式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为统治的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必须要维护好它，一旦它面临崩溃，则意味着这个政权也会崩溃。故在秦国变法的商鞅，首先采取了用法律手段鼓励和保护小农经济的方法，他一面是大力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一面又是通过“重农抑商”的手段来遏制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的模式渐渐成为了秦国商业的主流，从而使秦国的统治阶级从原来的奴隶主经济基础的统治阶级转变为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统治基础的统治阶级，国家的实力也因此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最终统一天下。从此，封建土地私有制成为了主流经济模式，并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
后来则由于秦朝统治政策的失误，天下再次大乱，最终秦朝灭亡，它所确立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也因战乱而陷入了混乱，商业因此而崛起。因为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最赚钱的手段是什么呢？那便是囤积物资。商人由于有大量的钱，他在大乱其间可以大量的购买囤积物资，然后以自己定的价格而非市场价格去出售，这必然导致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但由于是在战争时期，物资匮乏，人民和军事集团们为了保命和胜利，对这种物价飞涨的现象也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当今社会最希望发生战争的是什么人呢？便是世界上的军火商们）商业操纵社会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种不健康的商业发展极大地危害着社会的稳定，所以在天下安定之后不久，新政权的建立之初，封建土地私有制又要成为新的社会主流之时，商业便立马被政府拿来开刀和整治了。
汉朝初年便是这种情况，由于战争的破坏，社会凋零，物资极度匮乏，哪怕是皇帝连出行都找不到几匹好马。但是，那时的商人们便占有着大量的物资，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弹。所以，汉初统治者沿袭了秦朝的制度，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而且在秦朝的基础上再加大了对商业的控制。他们不但将商业评为了社会的最低等职业，而且还规定从商者家中三代之内不准做官，不准使用金银器皿，不准穿丝绸，不准乘马车，如果经商破产了全家要沦为奴隶，而且对从商者的经营活动和范围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超出这个范围便是违法。同时，政府介入经济领域，使得市场逐渐平稳。伴随着这么些个措施的实行，一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模式便渐渐形成了。农业在不断地提升，商业在不断地下降，汉朝的统治基础也就更加的稳固了。
说完了经济领域的变化，现在再来说说政治领域的变化。其实政治领域的变化比较的简单，那便是汉朝初年的政治模式基本上都是沿用秦朝的。这很好理解，由于汉初统治者出生底层，本身没什么文化素质，自然不懂得大范围的创新制度，选择沿用前朝的制度加以改进利用，是最简便和有效的方法。故汉朝初年的政治制度，和秦朝的制度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在后来有了些许的变化，但这里我们不详述了。
另外值得说一说的则是文化领域的变化。伴随着清静无为政策的推行，汉初所采取的文化制度和秦朝是迥然不同，他们采取的是支持和鼓励文化保护和发展的。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大量的先秦文化遭受摧残，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不过好在秦朝仅二世而亡，新建立的王朝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中华民族的文化才得以保留和发展下来。
由于书籍的被烧毁，汉初的皇宫里竟没有一座像样的“皇家图书馆”，所以为了改变这个现状，统治者下令让民间献书。由于政策的宽松，以前人们为了保护书籍被焚烧而私自收藏的书籍相继献了上来，汉初统治者也做了很好的收藏和保护。同时正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汉朝统治者则更加重视。由于没有原书，他们便从天下招募以前学习这些书籍，能够背诵出来的人到中央来当“教授”，然后设置专门的“学科”，招收人进来专门学习这些先圣典籍，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先秦文献，就是这样被成功的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了。
不过这里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初采取的是文化宽松政策，但他们还是树立了一个“权威学科”的，这个学科便是曹参采取的“黄老之学”，由于这种学说直接和施政挂钩，故它便成为了统治阶级所推崇的权威。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便是黄老学说的忠实粉丝，这个以后再详述。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给汉朝带来的影响那都是比较积极的，而汉朝的这个清净的环境中慢慢休养生息，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与发展。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的。纵使汉朝的总体情况在往上坡路走，但实际的情况是，汉朝依旧是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比较薄弱的。
一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薄弱，则必然会导致其在外交上的薄弱。所以，就在汉朝休养生息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汉朝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敌人——匈奴，便对汉朝开始了蠢蠢欲动的行为。而我们在第一部中已经叙述过了，汉高祖刘邦曾今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去征讨匈奴，但却被打得大败，迫使刘邦采取了跟匈奴和亲的政策。而这种和亲的政策，也被汉朝统治者给继承了下来，他们隔几年便要将宗室里的公主嫁给匈奴，以换取和匈奴的和平，为本国的发展争取和平的时间。
但是，匈奴可不是一个你光靠和亲就可以满足他的贪欲的民族。和亲政策也只能安抚匈奴一时，却不能安抚匈奴一世，汉匈之间，必然会因为争取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开始明争暗斗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于是，在汉惠帝刘盈三年，当汉朝统治者又将宗室中的一个公主嫁给了匈奴的单于冒顿之后，冒顿给汉朝统治者捎去的一封回信，立马就引起了汉匈之间的浓烈的火药味，以至于闹得战争要一触即发！
冒顿究竟说了什么使得危机如此迅速的发生？而这次极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最终爆发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