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科技资源在全国的布局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研发组织”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三位一体的科技体系，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符合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
美国通过高强度科技投入与高收入、高福利社会环境，吸引全球人才为其服务，建立了目前世界上最具效率的三位一体科技体系。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德日两国重建了三位一体科技体系，再次站到了科技与经济强国的行列。在三位一体科技体系中，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机构体现政府意志，专门从事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发工作；大学兼有教育与研究职能，以健康、自由、宽容的科学氛围鼓励个体求索与创新；企业研发组织则按投资人的要求，着力把知识、技术变为具体商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三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而知识、人员、资本等要素在三者间的流转，是实现协同效能、创造社会价值的前提。
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后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而中国还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奔跑。那么，中国的研究机构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运行发展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照搬美国大学那样的超级豪华研发模式；有人说，我们应当是政府包揽一切的事业单位。其实，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具有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不一样的社会职能，采取不一样的运行发展模式。反之，如果中国的研究机构过早地效仿发达国家研究机构的运行发展模式，必然会失去在中国社会中的存在价值。中国科学院做过深入调研，发现如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阶段，我们应继承中国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光荣传统，做国家、社会、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不但做眼前的急迫的事情，而且做长远的基础的事情。研究所应保持研发活动的多样性，保持创新能力的持续性，保持研发链条的完整性，保持竞争中的公共性，关注科技产出的社会价值体现。”[1]
十年前，中国科学院为了顺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调整科技资源在全国的布局，探索科研体制改革，党组决定在东南沿海一带启动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这5个新院所的筹建工作，它们是中科院队列中年轻、充满激情活力的成员，是区域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先进院”）应运而生。
先进院，为创新而生，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举措，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中科院与地方政府在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区域创新体系中共同的抉择。为了种好科技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在先进院发展过程中，中科院和地方政府不断地给资源、给政策、给指导，帮助它顺利驶入“快车道”。
经过十年的发展，先进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科院原院长路甬祥评价为“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很好地做到了“让当地政府满意、让企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获得了国内外科技界的认可，展现了新型科研机构改革创新的特色和活力。
先进院是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
2016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北京接受了本人采访，他回顾了先进院成立的背景和原因，肯定了先进院在过去十年里取得的可喜成绩。他表示，先进院很好地做到了“让当地政府满意、让企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获得了国内外科技界的认可，展现了新型科研机构改革创新的特色和活力。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路甬祥介绍，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2006年初时应该重新考虑调整，因为前一段的改革主要是重新整理队伍，重新凝练目标，是以精简为主的，到2006年则应该考虑调整结构。一个是空间结构不能过度地集中在北京、上海，要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也就是说，要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科技需求很旺、产业创新很快的地区设立研究机构，进行创新链方面的衔接，把中科院的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跟企业的创新力量结合成一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这是空间结构调整。另一个是创新链条结构的调整，中科院也应该除了关注基础的、前沿的、单向性的技术探索和研究，或者科学技术的探索和研究，跟少数战略性的产品，比如航空、航天这些系统集成创新，此外，还要关注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比如医疗仪器和高端制造业。
“基于这两点，我们要去适应经济社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要改变长期遗留下来的中国科技资源跟经济社会发展空间上不协调，创新链条上不完整或者是不衔接的状态。”路甬祥回忆道，“我们希望新建一批研究所，不按学科来建，而是根据需求，根据创新的战略方向、目标来建设。”以关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中科院考虑在深圳建一个研究所，最初考虑建一个集成技术研究所。为什么是“集成”呢？是因为集成创新不够，希望集成创新把机电、电子、计算机、软件等能够集成起来，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后来又琢磨“集成”这个名字太窄，目标还是要做得更先进、更高端。于是，就决定用“先进技术”。起初说是“研究所”，后来为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决定用“院”。“院”可以有几块，对未来发展更好些，最后就用“先进技术研究院”为名。因为深圳毗邻港澳，香港方面也有积极性，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很积极要来参与，于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三家共建先进技术研究院。
随着路甬祥的回忆，先进院的定位和领导班子的选择过程再次被还原。当时，中科院领导觉得研究所所长也要找认同新理念的人来承担，于是就找到了樊建平——他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当了比较长时间的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则推荐了徐扬生，他是机器人领域的知名专家。还要有一个党委书记，就找了白建原。当时，对新所的班子成员，要求年龄方面不要太老，一般就找40多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上也能充分投入，要有激情，有闯劲，有创新精神。现在看来，这些选择基本都是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当时对新所立了一个检验标准，不是发表多少论文，也不是出多少个院士，而是要做到“三满意、一认可”，即“当地政府满意，当地企业满意，当地人民群众满意”，还有要获得国际国内科技界的认可。“三满意、一认可”，看上去这个标准好像很空洞，但实际是很实在的，也就是说，新所的定位在科技上要符合科技界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和价值，另外在社会价值上，新所的存在要能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否则它就做不到“三满意、一认可”。如今看起来，先进院很好地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深圳市几任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把先进院作为新型科研机构的引领者，至少是引领者之一。
深圳需要“四不像”科研机构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发言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深圳的4个90%”第一次在政府文件里正式提出——90%以上的研发机构，90%研发人员都在企业，90%研发经费来自企业，90%专利是由企业申请。这一举措令世人瞩目。科技资源匮乏的深圳，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依托经济特区的集聚优势，企业自主创新已渐成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