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学颉
迩冬兄《闲话三分》报上连载既毕，将编辑出书，嘱我写序。我平生最怕为人写序，也不会写这类文章。但提到“三分”，不由得引起一点兴趣和儿时情景的追忆。因而不免也闲话一番。不过，很不像一篇正式的序言；塞责过去，也就罢了。
我和古典文学打交道，除了读“经书”之外，最早的一部作品，大概就是《三国志演义》。大约七八岁时，在私塾念书，已读完《孝经》《诗经》《左传》几部经书。每天完成老师规定的读、背、讲、温若干页的正课之后，闲着无聊，起初溜到外院去玩；腻了，很无聊，就带去一本《三国演义》，不敢公开看，就放在抽屉里，开一道缝，低着头看。石印本字极小，很费劲，还不时抬起头装作正在读书的神气，怕老师发现了受责备。《演义》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我那时的水平，勉强可以看懂，有的地方也不求甚解，马虎过去。偶尔遇上难识的字或典故及长篇大论，就跳过去不看。有时性急，不知道故事结果如何，某人死了没有，等等，就翻过几页看个究竟。不料有一天老师见我老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一查看发现了秘密。他倒很开明，说，正课做完了，这种书（意思是正经书，不算坏书）可以放在桌上看。他怀疑我是否能看懂，要我讲一段他听。讲完，很满意。但还要考验一下，指着书上“埋伏”二字要我讲，意思猜的还差不多，但把“埋”误认为“理”，逗得他大笑。说实在的，埋字我还是认识的，只因字小、光线暗、距离远看不清，看书时总把它当作理字马虎看过，以致闹了笑话。后来，他作为笑谈告诉我父亲。二兄仲伊怕我再弄错，换了一部大字的刻印精美、附有图像和读法的给我。好长一段时间，它成了我的“枕中鸿宝”。有时看着了迷，连觉也不睡。记得第一遍看到关羽走麦城，放下书几个月不想再看。五丈原诸葛亮之死，更为他伤心落泪。那时，还有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伙伴，夏天乘凉，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提出一些有趣的怪问题，互相质难。有人问：赤壁之战，曹营里到底是多少人马？有人问：全书里有几个人没有下落？有几个骑驴的？徐庶到曹营出过主意没有？吕布、马超、关、张谁的武艺最强？还有，为什么曹操是奸臣、大家不喜欢？等等。彼此辩论、反驳，争得面红耳赤，几乎打起架来。一次，辩论得最热烈的时候，顾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散伙后，一个同学才发现他的被子被人偷走了。于是，这件事成为大人们禁止我们在一起谈《三国演义》的一条正当理由。
之后好些年，外出上学，接触的书多了一些，但功课紧张，只有暑假回家，才是饱看小说的大好时光。家里有一个大园子，树木花草颇盛。我最爱在竹林旁一棵高大的苦楝树下边，放一张深黄而光滑冰凉的大竹床，床边一个大矮凳、一把茶壶、一堆书，《水浒》《红楼梦》《西厢记》、杜诗、《文选》和几本新小说，其中自然也有《三国演义》。拿一把蒲扇，躺在竹床上，信手抓起一本，无头无脑地随意看。绿荫蔽日，紫竹摇曳，蝉鸣鹊噪，凉风阵阵，真如陶渊明所说的“羲皇上人”了。困了就睡，醒了喝杯茶，再抓一本什么书，不分卷页，从中看起。有时醒来，忽然发现多了一盘母亲送来的白蜜桃、大梅子，甜酸香脆，饱餐一顿之后，又继续看。这些书，翻来覆去，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片段，当时还能背诵，但很少是从第一页看到末尾的。这时，理解、欣赏能力略比以前高了一点。这种非常有趣的读书方式和环境，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并经常忆恋的。十年浩劫中，在干校将“奉命退休”时，曾有句云：“此日真堪隐，平生恋晓园。”——晓园，就是上述的我父亲营建的那个园子；而所恋的，主要是那些花花草草，尤其令人忆恋的是那个幽静恬淡的环境和默默的慈爱。——直到大学毕业，在十几架日本飞机盘旋轰鸣之下才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也根本不可能再见到它了！而《三国演义》，在我脑子里，也逃走得无影无踪了。
也真巧，事隔多年，解放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不久，文化部调我去工作。没料到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三国演义》出版。这时才又想起阔别多年的这位“好友”。叫我整理，其实是看校样，在校样上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我接手之前，已有人大笔一挥，在原书上掐头去尾，大删大改，面目全非。我认为这不是办法，坚持恢复毛宗岗本原貌。但版已排好，领导同志叫我适当地恢复较明显、重要的部分，“后人有诗赞曰”之类的诗已删去就算了。但我仍尽量保持原貌，一些大家的诗也恢复了一些，并作了一点极简单的注释。由于出版部门和工厂催着快印，过期要罚款，来不及详细校订就匆匆问世，这就是解放后《三国演义》第一版的经过。
因为我与新版有关，报刊约写文章，评介该书。于是接连写了长长短短几篇文章；各地也相继登载了讨论此书的论文，出版社还编印过一本研究论文集，算是解放后研究《三国演义》的一次小小高潮。但它的命运，不及《水浒》行时，更比不上红得发紫的《红楼梦》。十年浩劫，戏看八样板，书读一《红楼》，它虽没像《水浒》被打成“反革命”，但也遭到冷落，“靠边站”了许多年。
“物极必反”，大约还有几分道理。最近几年，《三国演义》继《水浒》《红楼梦》之后，似乎又有点儿转运了。各地组织学会、研究会，可惜我年老身体不好，未能前往参加，也没有精神再写文章。预料今后《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必将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就我自己来说，和这部小说的因缘，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从七八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人嘛，饱经忧患；书嘛，历尽沧桑。值得庆幸的是，人和书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借用陈后山的一句诗：“向老逢辰意有加”。谨在此预祝这部名著的光辉长在！上面写了许多，还不曾谈到本题，现在言归正传，仍然得从幼年看《三国演义》说起。
话说自从老师许可公开看书以后，经过反复阅读谈论，脑子里产生了一些问题；还听人说，故事都是瞎编的、假的，也有人不同意。一天，在父亲的书橱里，偶然发现一部名叫《三国志》的大书，翻开一看，显然与我看的《三国演义》不同；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人的名字又都在内。便就《演义》中那些疑难在这部书里寻找，求得对证。翻来翻去，有找着的，也有几天也找不出的；还有许多句子看不懂，只得作罢。——可以说，后来我搞古典文学，搞点小考证，兼读一些史籍的兴趣、爱好，除了别的因素以外，《三国演义》作了我的无形的启蒙“向导”。
年龄稍大以后，略知道文和史，历史小说和正史的联系和区别，文艺中的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因而具体想到《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评论。章学诚“七实三虚”的说法对不对呢？如果再从文学技巧、典型塑造来看，作者为什么要虚构？如果再问：哪些是虚中有实，哪些是实中掺虚？如果还问：哪些虚、虚得好，有助于典型形象的丰满？哪些虚、虚得坏，有损于故事情节的完整？还有：陈志和裴松之注的原始材料，作者采用了哪些？摒弃了哪些？张冠李戴挪用了哪些？为什么？还有：历代民间传说资料，戏剧、说话资料，作者又汲取了哪些？另外，一些人物的年龄、性格、行为、社会关系、言谈笑貌等等，有真有假，或增或省，一一又如何？这些，我统统无法回答。
这样看，要答复这些问题，要既懂史又懂文，既搞一点文艺理论，又搞一点小考证；还要亦庄亦谐，且文且白，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谈出来人家心里服，写出来人家喜欢看。不能板起面孔搞考证，不能枯燥无味讲理论，更不能游谈无根、油腔滑调，专门玩弄噱头。可见：难矣哉！
正在《三国演义》研究进入新的高潮之际，很有幸，陈迩冬兄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记得前几年他同我谈过想写三国闲话的事。后来忽然在《光明日报》看见他的大作《闲话三分》连载，又在《团结报》看见他写《三分支话》。“三分”这个词儿，诸葛亮《出师表》已开始用。迄后，唐宋诗人词人都常用。宋元说话人中还有专门“说三分”的。仅看报上的题目，他不用《三国演义》而用“三分”，就知道他的用意和写法，是兼指史实与小说的，是要把《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结合起来谈的。果然，一篇又一篇证实了我的看法，一篇又一篇解答了过去存在已久的一些疑问。他用轻松的笔调，闲谈的方式，生动活泼，结构灵便，一篇讲一件事，自成单元，联合成书，又首尾完具，让人看起来有趣味，放下书有想头，深入浅出，亦文亦史，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案头清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