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英译本上市以来，确实在美国亚马逊和英国亚马逊榜单上一直有比较好的名次。我助理每天都给我发短信，告诉我排名情况，确实跟中国作家比我是遥遥领先的。中国作家的图书排名大多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名后，我手上的数据排名最靠前的一次是第三万三千多名。
《解密》上市第一天就突破万名大关，随后名次一直往前冲，冲到最前的一次是：美国亚马逊图书总榜第四百八十七名，文学类图书第三十六名；英国亚马逊图书总榜第三百三十一名，文学类图书第二十二名。以周排名情况说，上上周排名美国亚马逊文学类图书第二十三名，上周是第十七名，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只有一步之遥。这个销售情况应该是十分理想的，如果这种销售势头能保持下去，我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也许指日可待。
其实《解密》被退过十七次稿，每次退稿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打击，也是一次重新出发。说实话，这本书折腾了我十一年，彻底推翻重写有三遍，局部修修改改在二十遍以上。其间我曾无数次地痛斥自己：那么愚笨，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全部青春都可能为它废掉。但正是这种反复的思考、修改，让这部作品变得越发新颖别致。我相信，我写出了一部非凡的小说，至少在中国是唯一的，没有敌人，也没有亲人。
与崛起的中国经济相比，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小了。著名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曾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的窘迫，“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八本中国小说”、“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始终缺乏市场，大多数作品只是在某些院校、研究机构赞助下出版的，并没有真正进入书店。”
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的性爱等褊狭之隅，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误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我们自身的原因，在推介作品时过分迎合西方读者早年形成的某些“褊狭趣味”，而忽略了对文学本身欣赏的需求。
我在中国文学界一直是个“毁誉参半”的作家，我的《暗算》得茅盾文学奖后被不少人诟病，他们认为我只会讲故事，离文学还远着呢。我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但什么是文学确实值得探讨。坦率地说，我在写《解密》和《暗算》前，写过大量被人认为是文学的作品，农村、土地，鸡鸣、狗盗，华丽的辞藻，沉重的主题，学者的反思等等，写了七八年，越写越觉得没劲，因为没有读者。1991年，我开始写《解密》，讲一个破译家的故事，题材、写法都是新的。我想告别自己，也想告别固化的文学模式。也许我过于自负了，但我觉得这次西方媒体之所以这么关注这本书，就因为书本身，他们接受了我对小说的探索和付出。
其实《解密》在中国出版已经十多年，为什么今天才“走出去”？既然你那么喜欢，按说早可以拿去出版嘛。可是他们不了解，不知道，我们只能靠一些偶然的因素被他们关注。现在他们关注到我了，算是我的幸运；由于我跟他们以前关注的作家不一样，我的幸运又被放大了。
这里有几个事实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对我们的不了解，比如美国的FSG出版集团，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出版公司，旗下有二十二位诺奖得主，有“诺奖御用出版社”之美誉，至今居然还没出版过中国作家的书，我是第一个；再比如英国企鹅出版社，《解密》这次被收进“企鹅经典”文库，这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第一次；更夸张的是《经济学人》周刊，这是和美国《时代》周刊齐名的一家刊物，在欧美影响超大，很少发书评，但这次对《解密》做了一篇很夸张的文章，标题叫《一部每个人都该读的中文小说》，全文第一句话说：终于，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中文小说！在封面上就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就是不了解。我不是谦虚，《解密》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小说，但无论如何配不上这些殊荣，是他们的局限和无知放大了我的价值。
写作是为了寻求上帝的表扬
我一直觉得写作是个人内心的事，只有写自己喜欢又熟悉的生活，才有可能创造自身价值。替人说话，为市场喝彩，这都是聪明人干的事，但也不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作家也许还是笨一点好，聪明的价值经常是负的。
文学无疑应该关注现实，但也不是说只有写现实的作品才有现实意义。我们看《红楼梦》和《百年孤独》照样有现实意义，会被感动和滋润。因为文学说到底是关乎人的心灵世界的，就心灵深处来说，今天的我们和古人或者非洲人并没有太大差异。
我写作是从写日记开始的。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同学歧视，交不到朋友，我很孤独，写日记是我唯一的交流通道，日记本是我仅有的朋友。
写了十几年日记后，看到有些小说很像我的日记，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开初的写作是没有目的的，不过是多年写日记习惯的一种变异和延续，是为了整理情绪，打发时间。现在我很明白，我写作是因为想揭示某些真相。我曾经在军方的一个秘密部门待过，那段经历告诉我，这个世界被我们人为埋藏的真相远比我们发现的多。我们以为无所不知，其实知之甚少，知道的也可能是假象。这个认知让我感到恐惧，也让我找到了写作方向。
我想，如果我的写作能够让人们多一点真知、少一点无知，上帝也许会表扬我的。换句话说，我写作，是为了寻求这份表扬。
文学和电影是亲人关系
文学和影视作品各有各的受众，也各有各的创作纪律，但不管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
文学和电影是亲人关系，很多好的电影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不少文学作品也通过影视改编让更多人关注。但现在这对亲人关系不和，经常在打架，有的甚至成了冤家。中国导演在作家面前是有点高高在上的，这可能是导致矛盾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犯不着，别人改编我的作品，改编好了我视它为意外之喜，改编不好我也不生气。毕竟他们不是为我拍电影，而是为老板，为自己。
我近两年写得特别多，写作是需要灵感的，写了这么多年以后有点被掏空的感觉，需要一个重新积累的过程。在这期间我就想找点事做做，挖掘自己的潜能。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对前期的剧本把关，对后期剪辑监督一下。
相比小说，影视尤其是电视剧，主要作用不是审美，它对戏剧冲突的要求就很高，说得不好听，一定要有爱情戏，一男一女出现了，即使没有爱情戏，观众也会产生一些预期。
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改编自金庸的小说，但是跟原著有天壤之别，这仍然是一部好电影。我的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我不介意人物关系，甚至性别改了，只要是为电影的美而改。
作家转战影视圈，优势肯定是在剧本方面，中国影视发展的目前症结还是缺乏好的原创剧本，作家对剧本的审美能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弱势在于作家是关在自己家里创作，而影视需要团队协作。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作家的弱项。做导演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车没到你手上，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会。看书、跟别的导演聊天没用，必须去现场，去到那个环境中试一试，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张大春，台湾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著有《四喜忧国》《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张大春 只写好读好卖的书会不好意思
《大唐李白》绝对不是一个通俗读物，因为它考验着读者的耐心和主动好奇的态度，所以不是太容易阅读。但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如果只写好读好卖的书，午夜梦回想想会有点不好意思。像我昨天去看了《聂隐娘》，侯孝贤在剪辑室单独放映给我，里面绝大部分对话是文言文的，而且越难懂的地方越是用文言文。如果要我把这个故事详细地讲出来，恐怕还要再看一遍，或看三遍，不是说我熟悉唐代的某些东西、熟悉电影就是一个好观众，我还没资格。这个电影很考验观众，可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侯孝贤到底是看得起他的观众，还是看不起他的观众？我心里有答案，他是非常尊重观众的，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侯孝贤都假设你看得懂。所以他尽其所能地把考究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况呈现出来，并赋予新的意义和当下呼应。《聂隐娘》不见得会成为一个轰动市场的票房电影，因为它根本不和票房电影走在一条路上，它是全然风格化的东西，不是用熟悉的叙事逻辑贯穿一个从前到后的情节。
至于为什么会选《将进酒》这首诗作为这个系列第三本书的名字，首先“将”这个字从解释来说不应该念qiang，我知道好多人觉得这样念很酷，但酷不表示这个学问就是对的，qiang的念法别具俗义，却不见得就是正义。《将进酒》一方面来自李白的诗，一方面又和他的人生阶段吻合。在第二册《凤凰台》里，李白最好的朋友饮酒过度死亡，这个人在最后一次喝酒时突然生气起来，抓起酒壶就往北斗星扔。近四十万字后，这壶酒掉下来了，而且就掉在李白的婚礼上，这个呼应恰恰在《将进酒》里有一个象征意义，将进酒就是“来喝酒嘛”，用这三个字把李白的个性跟他在江湖上闯荡数年之后的心情做一个总体的呈现。
李白跟宫廷里的皇帝，安禄山跟宫廷里的皇帝，有一种对位性的关系，在体形、事功、对国家的想法上，而且李白在晚年也不自觉地加入了叛乱军，所以两人也没有太南辕北辙吧。李白和安禄山没有过正面冲突，但是我会在第四卷里面安排一个场景，安禄山在列阵的时候李白看到了，李白立刻就察觉，这种阵仗不是一般的军事的阵仗，而是一个结合了宗教企图的号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值得忧虑了。安禄山之所以会这样，跟中亚粟特人有关，他们信奉一种融合式的宗教。你把安禄山的家乡想象成一个弱小、没有军事实力，但分为很多小城邦的地方，大食人来了就臣服于大食人，希腊人来了就臣服于希腊人，更何况是当时的大唐，那是一个东来西倒的民族。安禄山会多种语言，很会做生意，非常活泼，又是逃亡到中土的，如果他这一生是另一种解释轴线，肯定不会是一个污名化的人。
在唐代，天下之人皆以商人为贱，李白的父亲是个商人，李白也应该是一个商人，他自己就是底层。但李白二十七岁那年通过一次婚姻，娶了担任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他在后来的十年里做的事，可能是替他的老岳父把家里的铜钱，借由行商的名义，掺上别的金属盗铸，交换更多的铜钱回来。这个婚姻让李白结识了一些官吏，有了从庶民晋升到贵族的可能。但对于政治，李白是一种游戏的态度，他本来没有政治企图，可他熟悉的诗词让他进入一个历史的情境，让他误以为世界还是那样。所以李白自比为鲁仲连和谢安，诸葛亮之流他都是不放在眼里的。最典型的就是鲁仲连，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突然出现就解决了几次大的纷争，李白想干这个，你不觉得就像是看多了《教父》电影想混黑帮一样？
骆以军，1967年生于台北。小说家。作品主要以小说为主，有《西夏旅馆》等，另有童话集《和小星说童话》，诗集《弃的故事》。
骆以军 我本是快乐的牡羊座
关于《西夏旅馆》求求你们看下去
《西夏旅馆》在台湾是2008年出版的，2009年梁文道到台北的时候，我们抽烟喝咖啡闲聊，那时有不少大陆的出版社问我要书，但梁文道说：“《西夏旅馆》这本书，一定要给贝贝特。”大陆这边的出版我不了解，就答应了给他。后来我很开心，视遇到梁文道为遇到知己。这里还有一个状况，有一些前辈或不同出版社来问我这本书的情况，可是我又不会打字，很抱歉；后来它出来了，对我来说还蛮开心的。这是我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
《西夏旅馆》这个小说比较长，四十多万字，交给出版社后我自己都不敢看了，写完都不敢看，很想吐。其实在业内，我是很有名的不改稿的。我是牡羊座的，我是有爆发力的，我还是用手写的：拿一叠纸用一支笔写稿，进入状态好的时候就非常好，这样写写写……我没有在电脑上改稿，我的那个编辑是很棒的编辑，很神经质，二校以后交给我，我没改什么，然后他又拿回去，自己改了一大遍。我感觉自己是狂风骤雨地写完小说，有很多激爽神秘的时候。在我年轻时候，写一个短篇就好像一个宗教式的光耀小说炸开了，可是这一段小说我自己写完不能睡觉，开心于自己写得太满意了；可是写完之后，自己就被掏空了，整个人就像一坨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