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吃草根树皮，人们总会联想红军长征、雪山草地。但我确实在和平岁月、产粮农村中吃过草根树皮。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的次日，我参加机关劳动队，到郊区洛湾公社帮助秋收。机关干部（即公务员）每年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是当时全国统一的制度。入村后，我们没有按老传统与农民同吃同住，而是单独办食堂开伙。开饭时候，总有些老幼社员围观。我悄悄问负责伙食团的省音协杨大姐怎么回事，她小声说，大概是青黄不接，粮食不是很富足。一个月后回城，明显地感到不对劲了。下乡前，居民的油肉蔬菜副食品的供给本已一再削减，如今更显窘困。很多人家开始按定量分饭。我家门口的面馆，原先的名牌品大排面、白汤馄饨等早已停售，如今连阳春面也要收粮票并供不应求了。
次年春末夏初，我与同事王鼎名到印江县天堂公社搞调研，在县城小饭馆吃饭，窗外一群人堵着窗子看。进村后吃公社食堂，煮四季豆、蒸洋芋都是主食。有一位熟人出差成都，到一家饭店用餐，服务员回答啥也没有。一堂子顾客不肯离开，等了一个多小时，饭店才设法熬了一锅白粥供应。荒年景况已是有目共睹，但都不明白何以会如此。十月尾，从中央到地方组织规模很大的农村整风整社工作队，我和鼎名两个本机关年轻人奉命参加贵州省委工作队。集中学习时，得知任务是治理农村干部的“五风一化”。现在记不全五风了，有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一化是生活特殊化。即将出发时，我出现了轻度的浮肿症状，这在当时很普遍，是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妻子到黑市（非法而公开的市场）买了十只鸡蛋，每只一元，十元钱是我工资的四分之一。每天吃一只，出发前症状总算消失了。要是不治愈，在农村更不能保证最低营养，后果会很严重。
另外还遇过一次险：妻子要到郊区劳动，到粮店办了一个月的粮票放在包里，一起去看电影，我在窗口买票，她站在旁边，忽然觉得口袋动了一下，一摸钱包不见了。幸亏当时除了我们，旁边只有两个小孩，妻子立刻抓住一个，居然追了回来。要是没有了这一个月的口粮，后果真不堪设想。
集训算是给我们思想上打了足够的“预防针”，但真正进了村，情况超出最严重的想象十倍百倍。种种见闻，不忍缕述。通过三干会、社员大会到家访，我明白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由来。一九五八年秋收时节，农民都在山上“大炼钢铁”，成熟的庄稼烂在田里；而集体食堂却实行“敞开肚子吃饭”，吃空了集体粮仓；次年普遍推行未经实践检验的过度深耕（普遍挖地数尺）、过度密植方法；再加上干部竞相虚报收成（有的在验收时将几块田的稻子堆在一块田里伪造高产；有的把桌子用稻子遮掩起来，桌上站几个小孩，伪造密植高产；报纸竞相宣传明知不可能的虚假高产新闻），导致过度缴售公粮。上述各方面碰在一起，遂造成空前惨烈的悲剧。我们入村时，还未解散集体食堂，每天按人均二两粮食的定量发玉米饭。有人两三天才来打饭，集中起来一顿吃光。最普遍最迫切的呼声是发放生粮，各户自炊，以便掺加野菜和代食品。但我们的纪律却是维护集体食堂，称之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记得大约在进村一个月后，终于传达了解散集体食堂和允许在房前屋后自种蔬菜的中央红头文件，农民生存状况迎来了新的转机。
在这种景况下，农民“遍尝百草”，搜寻一切可以填肚子的代食品，自是必然之理。蕨根、葛根、松根、野棉花、槐花槐叶，以及统称为“猪草”的多种野植，都是入选之品。山民度荒之策世代相传，除了毒蘑菇，误食其他有毒野菜的情况不多，只是食而不化（消化）痛苦万状则多有之。我们工作队虽有粮油定量的保障，但副食品匮缺，仍觉终日半饥半饱，加上好奇心，我吃过好几种赶场时能买到的代食品粑粑（饼）。有一次大妹的同事小郑到我们驻地作公路勘察，特地来看我，我们逛到开放不久的农村集市上，我请他尝尝蕨根粑。回城后他向我妹说，他简直咽不下去，我却是吃得很香的样子，妹妹听了掉泪。其实蕨根粑只是味很苦，质地却细而糯，在代食品中要算上品。松根粑像土肥皂似的，一股土腥味，根本嚼不烂，其实不能做代食品的。
我们这支工作队在乌蒙山区工作近一年，经历了解散集体食堂、发还自留地、允许集市交易等政策，与山民们一起走出绝境。记得一九六二年春节前，我们即将返回省城，我睡在一家乡镇农舍的门板床上，夜里忽然听见有一户人家舂粮食的石碓声，心里生出极大的欣慰。农村回到常态了。
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是教我睁开眼睛看人生的启蒙课。
（二〇一三年忆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