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喜剧和悲剧显示出一种可能性，即人类至少从其堕落的情形下得到部分解脱，以及从他在这个世界中发现自身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中获得暂时的解放。可是，喜剧和悲剧的情节结构都是升华过的形式，在这两种虚构的原型中，构思这些暂时的胜利是不一样的。在喜剧中，由于通过那种活跃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力量达到暂时妥协的前景，人类获得征服其世界的短暂胜利，从而使人们保持着希望。这样的妥协在欢乐的场景中被象征化了。喜剧作家习惯用这种场景来结束他关于变化和转换的戏剧性叙述。在悲剧中，除了虚伪和虚幻的欢乐场合之外，再没有欢乐时刻，相反，其中有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分裂状态的暗示，比起从戏剧一开始就激起惨烈的争斗，这更可怕。尽管如此，悲剧结束时，故事主角的陨落及其生活世界的动荡，并没有被认为彻底威胁到那些激烈争斗中的幸存者。对这场争斗的观众而言，他们在意识中有所收获。并且，人们认为，这种收获存在于规律的显现之中，主角反抗世界的努力恰好引出了这种支配人类生命的规律。
喜剧末尾出现的妥协正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妥协。作为世界中看似不可改变的对立要素之间冲突的结果，社会环境表现得更纯洁、更明智，也更健康。而且从长远来看，对立要素都显示出能够相互和谐共处，并使自身和他者合为一体。悲剧末尾的各种妥协则要郁闷得多。它们更多地带有人类在世界中要顺从其环境的特征。在这些环境之下，人们必须努力工作。而这些环境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和永恒的，其暗含之义是人们不能改变它，却必须在其中劳作。对于人们在世界中为了寻求安全和理智可能会渴望或正当要求的东西，它们设定了限度。
看上去，浪漫剧与讽刺剧在将现实过程情节化时是相互排斥的方式。真正的浪漫式讽刺观念表现出一种术语上的冲突。我能合理地想象一种讽刺式的浪漫剧，但我用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一种表现形式，它意在从一种反讽的立场揭示对世界进行浪漫式构思的愚蠢行为。然而，另一方面，我可以讲喜剧式讽刺和讽刺式喜剧，或者是讽刺式悲剧和悲剧式讽刺。但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悲剧或喜剧类型与按讽刺方式形成的模式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浪漫剧类型与按喜剧方式或悲剧方式可能形成的模式之间获得的关系。喜剧与悲剧代表着对世界进行浪漫式理解的限制条件，视之为一个过程，为的是认真对待反对人类在救赎方面努力的各种力量。而在浪漫剧中，人类的救赎努力作为一种可能性得以天真般地保持着。即使喜剧的结果是对立力量的最终妥协，悲剧最后显示出这些力量与人对抗的本质，二者处理冲突都非常认真。并且，写作浪漫剧的作者根据人类征服经验世界的最后胜利这种想象而描绘出救赎剧，在这种剧作的结构内，作者有可能分别吸收了喜剧和悲剧中所揭示的人类存在的事实。
然而，讽刺剧代表了对于分别在浪漫剧、喜剧与悲剧中揭示的关于希望、可能性和人类存在之真实性的另一种限制。人们认识到，意识终究不足以愉快地在世上生活或者充分了解这个世界，在由此产生的气氛中，讽刺剧以反讽的态度评说这些希望、可能性和人类存在的事实。它假定，同样引人注目地表现在浪漫剧、喜剧和悲剧类型中关于世界的想象，终究是不充分的。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文学传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文学表现中讽刺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一种世界已老的信念。像哲学本身那样，讽刺剧意识到作为现实的一种想象，自己有所不足，因而“在其灰色之上涂抹灰色”。这样，它做好了思想准备来批判一切与世界有关的复杂精密的概念化，并期待着回归一种对世界及其过程的神秘理解。
这四种故事形式的原型，为我们刻画史学家在叙事的情节化层面能够争取到的不同种类解释效果提供了一种手段。它使我们能够在米什莱和兰克创作的那种历时的或渐进式的叙事，与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所作的那种共时的或静态的叙事之间加以区分。在前者，结构转换的意识作为叙事表现的根本指导最为重要；在后者，结构连贯（尤其在托克维尔那里）或静态平衡（在布克哈特那里）占据主导。但是，在历史实在的共时性表现与历时性表现之间进行的区分，不会被用来标示历史领域情节化时互相排斥的方式。这种区分仅仅指出，在某个特定的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表现中，处理其连贯性与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有的史学家们在编年史包含的事件洪流之内或之后，觉察到某种行进中的关系结构，抑或差异中某种同一的永恒回归。悲剧与讽刺作为情节化模式与这些史学家的兴趣一致。浪漫剧与喜剧则强调过程中出现的新力量或新情况，该过程乍一看，好像要么其本质不会有变化，要么只是在外表形式上有所变更。但是，对认识行为来说，这些原型的情节结构各有其含义。而此处的认识行为指的正是，在原型结构提供一种历史真实形态的想象这一过程中，史学家正设法“说明”“真实发生的”到底是些什么。
形式论证式解释
在史学家将他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叙事记述进行情节化的概念化层面之外，还有另一种层面，史学家可能最终试图说明“中心思想”或“主旨”。在该层面中我能分辨出一种行为，我称其为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通过运用充当历史解释推定律的合成原则，这样一种论证就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解释。在这种概念化层面之上，史学家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解释故事中的事件（或他在一种特殊的模式中通过情节化而赋予它们的形式）。这种论证可以分解成一个三段论：包含一些推定的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大前提、规律适用于其中的涉及边界条件的小前提，以及结论，即实际发生的事件都是根据逻辑必然性由上述前提推导而来。这种推定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那种所谓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规律。该规律认为，一旦经济基础（包括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有所变化，上层建筑（社会和文化制度）中的组成部分也将随之变化，但是反向关联却不存在（如意识的变化不会影响经济基础的变化）。这种推定律的其他一些例子（例如“劣币驱逐良币”，乃至像“有起必有落”之类的套话）在史学家尽力解释大萧条或罗马帝国衰亡那种现象的过程中，至少是被悄悄地利用了。后面这些一般化陈述具有的常识性或习惯性特征，并不影响它们充当理论性推理论证中被假定的大前提。而在故事中，事件的解释都是由这种推理论证提供的。这种一般化的本质仅仅指出了一般历史解释的原始科学特征，抑或社会科学的不足，因为人们可能从社会科学中借用这种一般化的规律，它们以一种适当修改或更严格地陈述的形式出现。
一位史学家的叙事中，事件的构造都是在某种类似于规律—演绎式的论证中获得解释。就史学家提供这种解释而言，重要之处在于，这种解释必须与史学家通过情节化将其故事转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故事而获得的解释效果区别开来。这并非因为人们不能将情节化看成一种运用规律—演绎方式的解释。事实上，悲剧式情节化就可能被视为某种规律的应用，这种规律在各类情形之下支配着人的本性和社会。并且，只要这些情形在某个时空被确定为存在，它们就可能被认为正是通过援用所提及的那类规律而获得了解释，正如自然事件通过确认假定支配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普遍因果律而得到解释。
我可能想说，当史学家预制“情节”而给他在故事中讲述的事件赋予了某种类型的形式一贯性，他所做的事就和科学家在确定规律—演绎式解释论证中的要素时所做的一样了。但是在此，我要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一种情况是，将某种历史中被视为故事诸要素的各种事件情节化；另一种情况是，对假定存于时空确定范围内的因果关系模型中被视为要素的这些事件进行描述。简言之，我此时是表面上接受史学家有关历史既是艺术也是科学的主张，以及通常认为在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和叙述活动之间存在的不同。我们承认，描述“发生的事”和“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一回事，而在某种叙事形式中提供一种说明性言辞模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种言辞模型通过诉诸一般因果律来说明引导着一种情形向另一种情形转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不过，历史学与科学恰恰不同，因为史学家不仅对于可能用来解释某种特定事件顺序的社会因果律到底是什么没有一致看法，而且对一种“科学”解释应该采用的形式问题也缺少一致意见。自然科学的解释与历史解释是否必须有相同的形式特征，有关此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规律可以运用在自然科学的解释中，那么，在所谓的人文或精神科学领域中，例如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领域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规律？自然科学进步看来是有赖于各种确定的科学家团体之间时常达成的约定，涉及什么可以当作一个科学问题，一种科学解释必须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在一种关于实在的恰当科学记述中，允许作为证据的材料性质如何。在史学家当中，不存在这样的约定，过去也未曾有过。这可能仅仅反映出历史编纂活动的原始科学性质。但是，在什么可以看成是一组历史现象的确定历史解释这方面，史学家存在着先天的争执（或者说缺乏一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历史解释必定以不同的元史学预设为基础，这些预设与历史领域的本质相关，也产生了史学分析能够运用的解释类型的不同概念。
事实上，在“解释”层面上的史学争论，都是关于史学工作的“真正”本质方面的争论。历史学仍然处于一种概念的混乱状态，一如自然科学在16世纪存在的情况一样，那时，对于“科学工作”的各种不同观念就像各种形而上学立场一样多。16世纪，关于“科学”理应是什么的各不相同的概念，从根本上反映出有关“实在”概念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识论的差异。因此，在“历史学”应该是什么这方面的争论，也同样地反映了各色各样的概念，它们关系到一种适当的历史解释应该包括些什么，以及由此关涉到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不用说，我在此提及的争论并非专业刊物的评论栏中的那种争论，那儿可能会质疑某位史学家的博学抑或准确性。我所谈的这类问题产生的情形是：有着大致匹敌的博学和理论水准的两位或更多学者对同一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或者对“文艺复兴的真正实质是什么”这种问题做出不同回答，当他们进行交流时，尽管这种交流并非必然地相互排斥，争论还是产生了。至少在概念化的某个层面上，此处牵涉到的是关于历史实在的本质，以及被视为一种形式论证的历史记述应该采用的适当形式这些方面的不同主张。按照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我区分了形式的四种范式，即某种被看成是推理性论证的历史解释可能想到而采用的形式，它们分别是：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情境论的形式。[8]
形式论的真理论旨在识别存在于历史领域内的客体的独特性。据此，当一组特定的客体得到彻底鉴别，其类别、族属及特定品质也被指定，证明其特性的标签也加上之后，形式主义者便认为这种解释是完整的。所提到的客体要么是个体的，要么是总体的；要么是特殊的，要么是普遍的；要么是有形实体，要么是抽象物。由此可以想到，历史解释的任务在于消除对那些看起来是该领域中一切客体所共有的类似性的忧虑。当史学家在历史领域内确定了特殊客体的惟一性，抑或表明了该领域显示出的现象类型的多样性，他同样也就为该领域提供了一种形式论解释。
解释的形式论模式可以在赫尔德、卡莱尔、米什莱那儿找到；也能在浪漫主义史家和历史叙事大师，如尼布尔、蒙森和屈维廉那儿找到；还能从任何这样的历史编纂中找到，它们把描述历史领域中的多样性、特质和生动性当作史学家工作的核心目标。诚然，形式论史学家可能倾向于概括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的本质，就如卡莱尔将此形容为“无数传记之精华”。但是，在历史解释的形式主义观念中，用来构成被解释“事件”的不同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其惟一性才是人们探询的中心，而非这些实体赖以出现的“场所”或“情景”。[9]
用佩珀的术语来说，形式论对材料进行的分析本质上是“分散的”，而不像有机论和机械论解释倾向那样是“整合的”。这样，虽然一种形式论的解释策略意在开拓“视野”，即令它所确定占据着历史领域的特殊部分有更丰富的种类，但是，就从历史领域中辨认出的过程而言，对它的普遍概括将越来越缺少概念上的“精确性”。浪漫主义史学家，事实上，还有一般说的“叙事史家”，都倾向于针对整个历史领域及其过程的意义建构种种普遍陈述。然而它们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若要作为诉诸经验材料便能被证实或证伪的命题而言，这些普遍陈述无足轻重。但是，这些史学家往往通过在叙事中再现特殊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时的生动性，来弥补他们在概括上的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