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所治学，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对《红楼梦》与明清文学思潮用力较多。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曾涉猎，出版过几种论著。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领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学术大师。读他们的书，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结果自己不想写文章了。于是编纂了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晚清民国以还现代学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1997年出版，历时七年时光。好处是使我有机会系统接触现代学术的谱系，王、陈、钱之外的其他学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辈老师。此处“老师”一词，我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典意。他们为我打开的学问世界，广阔无垠而又绚丽多彩，不禁为之流连忘返。1996年出版的《传统的误读》，2004年出版的《学术思想与人物》，200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可视为此一方面研究的一个结点。
我重点研究的个案是王国维、陈寅恪和马一浮。研陈的书，2012年出版了《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4年出版了《陈寅恪的学说》，还有众多积稿待从容整理。研究马一浮的专书，不久前竣稿，已交出版社，今年上半年应可出书。王国维我是和陈寅恪一起研究的，将来当合稿成书。遗憾的是研究钱锺书的书，一直未能著笔。我研钱所下的功夫，可是不少，单是笔记就有好几册。原因是研陈研马花了太多的时间。而近年我的学术又有了新的转向。马一浮先生带领我进入到宋学，又返归到“六经”。如今我正在“六艺之学”和先秦诸子里打转呢。国学的义涵及缘起与流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是近年着力研究的课题，意在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接榫点，为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建构提供传统资源。
故本书所收文字，卷一为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尽量选取研究角度的不同侧面，以示区别与联系。卷二以马一浮为主，连带研究熊十力、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张舜徽等其他学者的文字，以及对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通论。卷三是关于传统文化与国学，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这是我近年研究的课题。这部分内容蕴涵的文化反思的初衷异常明显。我认为国学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宜混淆。国学的内涵，应以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六经”为主导，而以小学为进阶，辅之以公民的国学教育。青少年进入国学，则以《论语》、《孟子》为入门途径，由浅及深，日积月累，必获成效。这样庶几可使国学与文史哲各科门区分开来。此义《论国学》、《国学辨义》两长文析论甚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便中一览。
卷四是古典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的文章没有单独选录，只以晚近写的《牡丹亭与红楼梦》和《陈寅恪与红楼梦》两篇别一角度的涉红文作为代表。《为生民立命》是为论述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教”，并兼及对清学和宋学的关系的探讨。《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章体制》属于文学思想史范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研究重点。盖平生雅好《文心》一书，此为心得之一。《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系1992年出席在德国召开的“纪念汤若望4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一篇以明清鼎革为背景的异域宗教人物的专论，写得自己感到了喜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一次给研究生讲课的提纲，原刊2002年《文汇报》，《新华文摘》曾予转载。文中所谈的偏于己身为学经验的十二个问题，也许可为博雅好学之士提供相与斟详参酌的谈资。
卷五的文字是关于文化展望部分，以《将无同—文化融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为题群主旨。2010年10月，中美文化论坛在伯克利大学举行，最后一次圆桌会议，我应邀代表中方学者发言，讲了文化的“异同”这个话题，提出对话应该成为人类的生活准则。这个题旨恰好可以和“将无同”相呼应。宋儒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是我尊仰的哲学命题。窃以为人类未来走向何所，实与对此一命题的理解有关。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此一命题最精要的概括，实际上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对这个世界的本有的原则。人类的“同”终归是主要的，不同只是文化的差异，即“化迹的不同”。王国维强调的“学问之事，本无中西”，陈寅恪力主的“文化高于种族”，均可归之于《易》之一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甚至陈三立叙述陈宝箴的行事：“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也可以看作是此一理念的遗绪。只不过人类的良知为世间的利欲力势所汨没，正所谓“利令智昏”，而今亟待去魅“复性”，恢复人之为人的本然之知和本然之善。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创办了两种刊物，一为《中国文化》，一为《世界汉学》。《中国文化》迄今已二十有七年，至今还在有兴味地办。《世界汉学》只出版四期，因资金不济而停刊了。我办刊物的宗趣与我的为学是一致的，因此特将两刊的创刊致词附载于此。《中国文化》创刊词写于1988年，当时就提出：“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并引钱锺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为证词。《世界汉学》发刊寄语陈述的我的学术目标是：“祈望以汉语的方式构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构建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梦想稍尽绵薄。”可见笔者为学之理念不无前后相承相续的一贯性。
最后一组文字还收录有两篇序言。一是我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的韩文版序，去年5月草创，今年初改润定稿，刊于2015年3月30日《光明日报》。该书中文原著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韩文版今年3月在首尔发行。虽标示为“序”，实则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另一篇是《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更是属于百年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别体写作。季先生的寿序用文言写就，似稍能表作者对有恩于己的学界长辈的临文以敬之微意。至于以“将无同”名书，则是我的一种文化期许。“将无同”是魏晋清谈有名的“三语掾”，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同。
2015年3月29日改定于中国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