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政府对曲艺的管理措施及曲艺发展状况
曲艺演出的活跃带动了娱乐市场的兴旺，但从艺人员成分复杂，演唱内容五花八门，公案、剑侠、神魔、鬼怪、爱情等皆有，更有以淫秽、低级趣味的故事或表演取悦观众者。为此，社会舆论对曲艺行业褒贬颇多，且以贬为主。受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在社会呼吁对戏曲、曲艺进行改良的呼声甚高的情况下，一些省、市的国民政府也开始重视对曲艺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如民国七年（1918）7月，奉天省务公所奉令制订了“征求改良通俗唱本简章”，还发布了改革戏剧、书曲的命令，特制定筹办社会教育纲要，提出改良书曲的具体措施。一时间从辽宁省城到各县，创办了旨在提高艺人思想认识的“改良说书场”、“模范书曲传习所”等。又如民国十六年（1927）冯玉祥在主持河南政务期间，先是把曲艺演出当作是宣传封建迷信的活动而取缔，而后很快地又做出纠正。于当年11月由河南省教育厅主持举办了河南省游艺训练班，将戏曲、曲艺、杂技等艺人集中培训，提高思想认识，编演具有民主思想的新唱词。继而还专设了管理戏剧和曲艺的专门机构“河南省教育厅戏曲编审委员会”，并在全省59个县成立了同样的编审委员会。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审查旧的剧目、曲目，编写新的剧目、曲目。河南省救济院还专门举办了河南坠子训练班，培养演唱艺人。许多地方的养济院（慈善机构），也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各曲种的演唱艺人和弦师，让一些盲人获得求生存的一技之长。
民国以后，曲艺行业从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各地艺人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如苏州的“新裕社”、“普余社”；河南曲艺艺人的行会组织“三皇会”；在北京则有民国五年成立的评书研究会；民国初成立的北京鼓曲长春公会等等。这些组织大多以规范艺人行为，保护行业的利益为职责，对推动民国曲艺艺术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许多形成于清代的曲种在此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曲种。据民国二十八年《华北广播协会演艺总目》记载，当时播演过的品种有琴腔、马头调、东韵、西韵、南城调、相声、联珠快书、岔曲、莲花落、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单弦、乐亭大鼓、梨花大鼓、唐山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滩簧等。[3]此外，当时在华北地区演出的还有竹板书、太平歌词、数来宝、道情、二人转，等等。众多的曲种演出，积累了大批的曲目、书目。除前辈艺人传承下来的之外，还有新创的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但是，在大量的曲目、书目中，其内容良莠不齐。尤其是20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由于战乱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动荡不安，使得世风日下。艺人为了挣钱，便在演唱中掺杂了大量庸俗淫秽的内容，或是诲淫诲盗，或是封建迷信，诸如《火烧红莲寺》、《老妈开嗙》、《老头扒灰》、《大姑娘洗澡》、《十八摸》等充斥书场。更有一些茶馆、杂耍园子为争取票房价值，大演反串戏、笑剧。此时一些曲艺艺人也无心追求什么艺术品位，而是采取一些简单的手段编创一些能刺激人们感官而发笑的曲目，貌似繁荣的曲艺演出，至40年代末已是病入膏肓。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曲艺艺术发展的影响
民国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民主、反帝反封建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一些知识分子和艺人不断编写、演唱一些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反映民主意识、反映重大时事的新曲（书）目。如鼓词《灯下劝夫》、《李豁子离婚》、《打东洋》；苏州弹词《啼笑因缘》、《秋海棠》、《杨乃武与小白菜》；苏州评话《张文祥刺马》等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激起了中华民族全民的义愤。一些作家以曲艺形式创作了不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如老舍创作的鼓词《王小赶驴》、《打小日本》、《游击战》；相声《卢沟桥》、《中秋月饼》等等。不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曲艺艺人积极参与了抗战的宣传。扬州评话艺人利用评话的插科打诨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之情，如著名扬州评话艺人戴善章在说《西游记》时，借其中的神话故事针砭时弊，揭露汉奸无耻卖国之行为；河南坠子艺人演出了揭露日军侵略暴行的《劝夫参军》、《火烧徐家楼》等曲目；河南的大铙艺人走乡串户演唱《打败日本鬼子兵》；相声艺人于俊波、常宝堃等分别在京津演出了《牙粉袋》，讽刺了日本侵占区物价飞涨等现实。
在解放区，曲艺艺术受到重视，民间艺人受到尊敬。民国三十一年（194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向民间艺人学习。之后，掀起了说新书运动，边区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了说书组，任务是团结、教育、改造包括曲艺在内的民间艺人。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脱颖而出，是当时的佼佼者。各解放区的曲艺活动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民国三十六年（1947）中共冀鲁豫委员会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改造民间艺人、旧艺人和民间艺术、旧剧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民间艺术（如：坠子、洋琴、鼓书、莲花落、洋片……）和旧戏（如平剧……），都有矛盾的两面或矛盾的两种因素。有好坏、长短的两面，有光明与黑暗，有利与有害，积极与消极的两种因素。[4]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主动团结曲艺艺人，和他们交朋友，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和他们共同研究切磋艺术，帮助他们修改旧唱词，编写新唱词。曲艺艺人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改造旧曲艺、推动新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版，第10页。
[2]《中国曲艺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14页。
[3]《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4页。
[4]《中国曲艺志·山东卷》，中国ISBN中心2008年版，第7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