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现实社会的一切，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思想、道德还是教育、科学，几乎都看不顺眼。他同种种事物几乎都格格不入，同各色人等几乎都难以相处。
他冷眼看世界，满眼都是凋敝、衰败、没落。民众是愚昧的民众，政治是腐败的政治，文化是堕落的文化，宗教是毒杀人类的宗教，到处充斥着肮脏的尘垢。
他要彻底荡涤这尘世的污泥浊水。他要根本改变这病态的、丑恶的世界。
尼采向往前人品达（Pindar）借神话描述过的那方“极北净土”。据传说，比北风还北，有一处极乐世界。那里住着和北风神波瑞阿斯有关的神秘民族。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具有无比的生命力。那里人人寿长千岁，如果有人不想活得那么长久，就戴上花环从岩石上跳进大海去。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尼采把这方净土当作梦寐以求的未来世界的蓝图。他立下大愿，要“改进”浑噩的人类，要把众生“教化”成“极北净土人”（Hyperboreans，又译作“极北居民”）。
然而，他孤立无援。他失去了亲情，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友情，失去了乡情。
尽管如此，他不甘示弱。
他忿然匹马单枪，孤军奋战。
他枭然勇猛进击，义无反顾。
孤胆斗士
我本质上是个斗士。进击是我的本能。
尼采的一生不愧是战斗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同“旧社会的权力产物”战斗。在《瞧，这个人》一书里，他庄严地向世界宣告：
我是前无古人的快乐使者，我所认知的高尚使命迄今还没有个眉目，从我开始又有了希望。尽管如此，我不可避免要成为不祥的人。因为，假如真理同千百年来的谎言相争，我们一定会感到梦想不到的强烈震撼，地覆天翻。那时候，政治这个概念，将在一场精神之战中烟消云散。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都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有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
尼采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宣言。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攻击进取是他的个性。他信誓旦旦，旗帜鲜明，毫不妥协；他频频出击，英勇无畏，一往无前。
一方面，同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战斗：他要同儿时养成的柔弱性格战斗，时常同伴随着他的贫困战斗，一直同缠绕着他的疾病和孤寂战斗。他是从生活逆境中冲杀出来的强者。
另一方面，同他所处的旧世界战斗：他要同禁锢人类思想的基督教文化战斗，他要同其他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偶像崇拜战斗，他还要同一切贬损生命、扼杀人性的丑恶思想和丑恶行径战斗。他说，他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德国文化”，最后是“抗击以往一切价值，重新予以评估”。总之，他要摧毁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
“所有以往的哲学都像是古代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全力以赴的目标无非是飞升天堂，或者在地上建造天堂。”他要打破这种迷茫，开拓出一条新路。
尼采是个富有挑战性的哲学家，一名勇猛的攻击手。
战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而且正确的目的。没有正确目的或者目的不明确的战斗，是为胡战乱斗，势必为害社会，为害民众。尼采的战斗目的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企求人类摆脱被奴役的困境。只要是在追求真理，战胜或者战败，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
是啊，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的思想的论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有利于发展真理，又何必意气用事，耿耿于怀呢！胜者固然取得了胜利，可是败者并不是完全的失败，他同样也可以说是个胜利者，因为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获得了真理。再说，究竟谁找到了真理，那不是由自己的愿望来决定的，而是要由实践去检验的，并且是要反复检验的。
我们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怀抱这种态度，在胜败面前，自然就能够坦然处之了。直到今天，尼采的学说是不是真理，有多少真理，不是也还在经受实践的检验吗？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是无私的裁判官，它能够给人们以最公正的、最公允的、最公平的决断。
“你可能遇见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你自己。”尼采如是说。这话不错。欲战胜对手，首先要制服自己。
进击需要强大的力量和勇气，还要有坚强的毅力。弱者是不可能进击的，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没有坚忍不拔的韧劲，也往往不是半途而废，便是功亏一篑。
尼采早就注意克服自身年幼时的柔弱脾性，把自己练就成勇猛的斗士。他是专门寻找强大的对手和艰深的难题作为攻击目标的，而且，不决出胜负，誓不下战场。这已经成了他的特殊的战斗风格。
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克服谬误，才能发展真理。所以说对手越是强大，问题越是艰深，就越是有利于思考得全面、细微、深入，就越是有利于真理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尼采坦然道：“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进攻，这是我的本性之一。有与人为敌的能力，充当敌人——这需要以坚定的天性为前提。”又说：“进攻者的力量在于他离不开敌对的关系，这是测定进攻者的尺度；力量的任何增长，都在寻求劲敌中显示出来——或者通过课题。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课题挑战，决斗。”的确如此，这从体育竞赛中就可以得到证实：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总是希望和具有相同实力的对手同场竞技，因为这样最能互相激励，赛出优异的成绩。
尼采认为，攻击“是一种嘉许的证明”，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诚挚的贺忱”。不错，因为只有强大的对手才值得互相切磋，正所谓棋逢敌手、将遇良才，这样才精彩，才有“戏”。如果对手不在话下，那是不屑一顾的。拿下围棋来说吧，一个九段棋手同一个刚刚入门的毛孩子对弈，那不能称之为竞技，儿戏而已。
有一点需要澄清，那就是：尼采所说的战斗、战争，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是精神大战。正如他本人所说：“这是战争，但是没有火药和硝烟，没有格杀拼刺，没有悲凉的死亡和断残的肢体。”可见，并不像原先有些人所想象所说道的那样，尼采简直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嗜血魔王。
当然，这笔杆枪之间的战争，其争斗的激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真枪实弹的交锋。那笔端打发出来的文词章句，也一样恰似沙场上的战火硝烟。
对这种战斗，尼采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他的“战争实践”四大原则。
其一，他只攻击战绩卓著者，必要的话，待其意气风发的时候再行攻击。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尼采的攻击性、挑衅性的倔强好胜性格的一种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那些需要倾尽全力、韧性和武艺才能制服的人——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他认为，“势均力敌——这是诚实的决斗的首要条件”。
是啊，欺软怕硬，犹如吃柿子专捡软的捏，那算什么好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是诚实的决斗，对于那种放暗箭、打冷枪、背后捅刀子的人，自应除外。
究其原因，我们想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要打就打大仗、打硬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磨砺自己。他喜欢向一些深层次的难题挑战，专拣硬骨头啃。正所谓：宁闯虎穴，不捣兔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其二，他不找同盟军，宁要孤军奋斗，独自一人进攻、对抗。他说，这是他的“正当行为的准则”。以一当十，以寡敌众，这大概也是他孤奋人生的特具风格。
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充满自信的一种表现。他为自己“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而自豪。他相信自己的攻击能力，也相信自己的对抗毅力。同时，也基于他胸怀坦荡，志在寻求真理，而不以胜败为念。
我们看球赛，见两军对垒，往往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其最后得胜者定是志在必夺而又不背怕输思想包袱的一方，想来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他不作人身攻击。
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诬蔑谩骂决不是战斗。诬蔑谩骂是理屈词穷的表现，是用来掩盖自己的无能的遮羞布。
尼采鄙弃人身攻击，他是把人格当作一面放大镜，用以看清某些人的“鬼鬼祟祟的、一般难以把握的窘态”。他说，他攻击大卫·施特劳斯（德国神学政论家，基督教历史评论家）的著作就是用这种方法。“我攻击的是一本在德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老朽之作——我当众揭穿了这种驯化的鬼把戏”。
其四，他只攻击排除了个性差异的事物。
尼采的批判都是对社会而发的，他选择的目标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批判从来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和事。例如，他对基督教宣战，可是如他所说，“严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友善。我本人是基督教的死敌，但是，我不主张把那数千年的厄运加在个人头上”。又如，他疾呼消灭庸众，并不是要处死那些庸人，就像我们通常说消灭文盲并不是要杀掉那些不识字的人一样，指的是消除这种社会现象、社会层面。
综观上述，尼采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认同矛盾、斗争、生成、流变的观念的。他的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斗争哲学。不过，他这个理论上的斗争论者，在行动上只是个独行游侠，孤胆勇士。
人们通常都钦佩孤胆英雄，但是破除旧文化旧制度、创造新文化新制度，单靠孤胆英雄的奋斗，犹如蚍蜉撼树，是成不了气候的。尼采孤自奋斗了一辈子，他不但没有改变德意志帝国，反倒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利用，成为人家的统治工具了。
任何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成一番事业，都必须将他个人的奋斗和群体的奋斗结合为一体。就像一支球队，不仅要造就和发挥每一个队员的个人技能，还要训练成一个配合密切的群体，按一定的战略战术共同进击，才能达到为之奋斗的目的。
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昌盛尤其如此。就像孙中山所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梦幻情缘
落到谋杀者手里，不是比坠入女人情怀的梦幻中要好些吗？
尼采在圣洁的女性圈子里长大，自从他五岁上失去父亲以后，家里便只有虔信基督教的母亲、祖母和两个姑姑。他曾经有过一个弟弟，不幸刚两岁就夭折了。他儿时同外界的接触不很多，常随的伙伴只有妹妹伊丽莎白。
尼采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加上患有眼疾，又经常头痛，遂养成了他的忧郁的性格。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沉思，醉心于各种他自己发明创造的游戏。这已经播下了他一生孤独漂泊和傲视同群的种子。
也因为多年生活在女性的包围之中，又受到基督教教育的影响，他被养成了女性般的娇柔、羸弱和敏感。
为了改变自己近乎女性的性格，他学着喝酒，开始是出于青年男子的虚荣心，后来竟变成了恶习。原本他并不会喝酒，“只要一杯葡萄酒或啤酒下肚，就足以把我一天之内的生活变成悲哀之谷”，少量冲淡了的烧酒就会让他心烦意乱。但是，如果是烈酒，他却会像水手般地开怀畅饮，以至通宵不睡，甚至还效法古罗马历史学家萨鲁斯特，用度数最高的掺水烈酒淋洒在自己连夜誊写的论文作业本上。除了酗酒，他还结伴斗殴。有一次竟同人决斗，被打伤了鼻梁，休养了好几天。起初，他以为这样就算是个男子汉了，好在没有多久，他便意识到这种行为实在荒唐，不再放浪形骸了。按他的说法，待到中年前后，他对任何“精神性”的饮料便也“彻底忌了口”，戒酒了。
尼采一生独身，不过也有几次恋情。
他十九岁那年，结识了一位名叫安娜·莱德尔的姑娘，这是他的初恋。可很快就结束了，倒也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意外的事。在科伦，他去餐馆就餐，不想给他带路的佣人错把妓院当成了餐馆。误入妓院，立刻被一群妖艳的妓女包围起来，他惊呆了。在张皇失措之中，他发现了一架钢琴，就是这架钢琴帮助他恢复了活力。他设法挣脱妓女们的纠缠去弹钢琴，琴声使妓女们稍为安静，他才乘机逃了出来。事后他说，钢琴是那里“唯一有灵魂的东西”，而那些包围他的女性在他眼里都是些“浓妆艳抹的走兽”。亏得他自小受过这等文化教养，一如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讲求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不然真不知如何才能过得此关。
好在这件事倒也没有使他在生活上根本排斥异性。不久，他就爱上了一位演员，她叫拉贝。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惜又失败了。
1876年4月，他结识了二十三岁的玛蒂达·托兰贝达，相处不错，便迅即写信向她求婚。但是，他过于急切了。女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声称她已经订婚，婉转地拒绝了他。
一个月后，他的好友要给他介绍一位倾慕他的女子，他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他回信说：“我不要结婚，我讨厌束缚，更不愿介入到‘文明化’的整个秩序中去。因此，任何女性很难以自由的心灵来跟随我。近来，独身一辈子的希腊哲人们，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典范。”
何止是古希腊的哲人们，就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那位曾经备受尼采崇敬的叔本华，那位屡遭尼采抨击的康德，还有其他几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终身未娶的。
读过上面引述的文字，人们也许会认为尼采已经成了一个独身主义者。那倒不是。
时隔一年，尼采在给妹妹的信里谈到婚姻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结婚虽然是我所期望的，可那是极不可能的。”什么原因呢？他解释说，“脑病之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根本原因并不像一年前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不要结婚”。可见，不是不愿为，而是不可为。
直到1882年，尼采时年三十有八，重又坠入情网。他和他的友人保罗·勒同时爱上了年方二十一岁的有俄国血统的姑娘路易·莎洛美，尽管他和莎洛美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是他们在思想和情趣方面有很大的共同之处，而且能够坦诚探讨哲理问题，互相启发。这真可以说是情投意合了，以致他妹妹说“她使我哥哥的哲学带上了她的色彩”。此间，莎洛美还曾经赠他一首题为《寄苦恼》的诗，内容很合乎尼采的哲理。很快，尼采就为它谱了曲，并将标题改为《生命颂》。
尼采以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位能够给他以帮助的理想的生活伴侣。虽然他心里明白，作为一个理想的生活伴侣“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力，而且还要有第一流的道德”，但是他相信莎洛美，并不对她存有戒心。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同他的意愿相反，莎洛美终究还是离开了他。他对此极为愤慨，诅咒道：“落到谋杀者的手里，不是比坠入女人情怀的梦幻中要好些吗？”他在给保罗的信里骂她不知羞耻，只知自己寻欢作乐，指责她“竟然想玩弄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
尼采称这是一场“噩梦”。“我感到寒冷，痛楚。我在经受着折磨。”他说这场噩梦对他的打击之大，令他久久不能摆脱其影响。
从此以后，尼采远离异性，在痛苦和孤独中继续过着漂泊的生活。
“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如是说。
知音难求
伙伴关系是有了，还须有友谊呢！
生活不能没有友谊，人不能没有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孤独的。孤独的人是不幸的。
尼采是个孤独的人。他不是不要朋友，不要友谊；相反，他一直渴求朋友，渴求友谊。他终生都为自己的孤独而忧心，为自己的不幸而伤怀。
交友就要交知心朋友。俗话说，千金易得，知音难求。天下真正的知交能有几何？且不说那是凤毛麟角，至少也是百里挑一，难能可贵。
尼采所寻觅的，可谓梦寐以求的，正是这种知交、知己、知音、知心。叹可惜无缘。
世界上毕竟是存在这种友谊的。例如，举世公认值得称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
马克思和恩格斯志同道合。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抱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等各方面都有一致的观点，他们对社会的未来怀有共同的理想。
他们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互相启发，分工合作，就像一个人一样。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马克思的慎思精构、逻辑严密，恩格斯的才思敏捷、文风泼辣，这恰好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他们虚怀若谷，互相敬重。他们都有一颗高贵的心，都有一个伟大的胸怀。他们从不掠人之美，从不居功自傲。
人所共知，《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可究其写作经过，是先有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觉得这是用问答形式写的，不适合用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便在附信中提议马克思改写。马克思重新写就了《共产党宣言》，初次发表的时候，将恩格斯的名字列在第一位。恩格斯见后，深感不安，随即写信给马克思，要求将马克思的名字写在前面。
马克思曾经郑重表白，他关于唯物历史观的概述是来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的启示。而恩格斯却一再说明，特别是在马克思谢世后再次重申，他和马克思的学说的基本原理都是由马克思奠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互相推崇，决不是虚伪的吹捧，而是真诚的敬重和友爱，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如果像有些人似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或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得着你的时候你是“大恩人”，用不着你的时候一脚将你踢开，一切成绩、一切荣誉归于自己，一切责任、一切困难推给别人，在危急时刻甚至拿别人做替罪羊，这种人之间岂能有什么友谊，更谈不上什么真情了。
恩格斯大概同尼采一样，因为不愿陷入“文明化”的秩序等等，所以始终没有按当时的社会礼俗和宗教仪规举行婚礼。不过他比尼采幸运，他有纺织女工白恩士为生活伴侣，而且马克思一家都待他如自家亲人。
为了让马克思安心研究和写作，恩格斯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为此缘故，恩格斯以至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经营他父亲和人合伙开办的公司。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不惜放弃自己的笔耕，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去整理只有他能够辨认的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出版了《资本论》第3卷。
如同恩格斯这样的伟大的自我牺牲，旷世难觅。
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深情厚谊，尼采又何尝不是深切地渴望，梦寐地企求呢！只是他没有获得这种幸运。尽管一度出现过这类的机缘，但是很快就幻灭了。
那是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当时极负盛名的音乐家瓦格纳。
瓦格纳出生于1813年，长尼采三十一岁。他参加了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在革命失败之后，他流亡国外一十五年，1861年获大赦，稍后返回德国。
瓦格纳毕生致力于歌剧的改革和创新。他的所有歌剧，从情节、人物、唱词，到音乐和舞台表现方法，全由他本人自己创作。他反对音乐的纯形式主义，主张把音乐完全当作情感和思想的表现手段。他前期的作品，都是用来表现被文明所压制的人类赤裸裸的本性。
尼采十七岁就开始研究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并为他的音乐所倾倒。他们初次见面便大谈叔本华，十分投机。尼采曾经告诉他的友人说：“我发现了一个人，他是如此深深地感动着我，他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天才’，他充满着奇绝而动人心弦的哲学。”这个人就是瓦格纳。
尼采在《瞧，这个人》里还写道：“在我深沉的本能中，一切德国的东西都和我格格不入，以致和德国人的接近妨碍我的消化过程。我同瓦格纳的初次交往，也是我平生直舒胸怀的第一次：我认为，我把他尊为异国，尊为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叛者。”
因为尼采和瓦格纳都有喜爱叔本华哲学的感情，都有改革世俗恶习的思想，都有崇尚英雄悲剧的浪漫主义精神，所以他们成了忘年交，成了密友。这是尼采一生中结交最深的好友。
尼采在自传中还写道：“第一次接触到瓦格纳，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深呼吸。我尊敬他，把他当作一个和德国人不同的外国人看待，把他当作是反抗‘德意志道德’的化身。”
尼采对瓦格纳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他把瓦格纳看作挽救现代文化于危机的希望。遗憾的是，他的希望幻灭了。
瓦格纳晚年转向了极端国家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他的歌剧涂抹上了基督教色彩，成了人类心灵的软化剂，成了皇室、贵族、官僚、富豪的消闲品。“整个欧洲的有闲阶层，几乎都在这里聚合了。任何一位王公大臣，只要高兴都可以自由出入瓦格纳的家，就好像那里是在举行运动会。”
尼采异常气愤，写道：“瓦格纳取媚于虚无缥缈的佛教的直觉，并饰之以音乐的罩衣。他取媚于基督教的信念及各种宗教形式并钟情于衰微没落的表现形式。”他说，瓦格纳成了“典型的颓废者”，“成了帝国的德国人”。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不再存在了，友情自然也就难以为继。
按照尼采的观点，瓦格纳首先是“哲学精神的瓦格纳”，其次才是“友情的瓦格纳”。如今，“哲学精神的瓦格纳”蜕变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友情的瓦格纳”也就消失了。这正如我们中国的古话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瓦格纳和尼采之间的友谊，从此也就烟消云散。
“你是一个奴隶吗？那么，你不能做朋友。你是一个暴君吗？那么，你不能有朋友。”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本人一生也是依据这个原则筛选朋友的。
我们还要公正地说一句：像尼采那样孤傲、乖戾、好斗，知音恐怕也实在难以寻觅。
非德国人
人们一定会说我是“非德国人”。
正当尼采完成大学学业步入社会的时候，普鲁士王国加紧推行宰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对内加强政治控制和思想管制，对外加强武力兼并和血腥掠夺，在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后，建立起一个****的德意志帝国。
铁血统治，强权政治，德意志****，德意志种族主义，这就是当时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