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尧同志结集了他三十余年来的戏曲论文为一集，要我为他写一篇序，这事我是决不能推却的。他从事戏曲研究和改革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和他共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也是在一个地方受难，互相的了解是较多的，特别在学术方面如此。
沈尧同志在学术上很勤奋，做学问也很严谨。他不肯随便写文章，但凡执笔为文，总有一定分量，总有他的新意。
沈尧投身到戏曲研究的队伍里来，开初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他曾经志愿做一个剧作者，或者更广泛一点，做文学作者，但后来接触戏曲多了，看的戏多了，就渐渐入了迷，决心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戏曲事业，做一个这方面的研究者。因为他一直爱好文学，他的研究是偏重在戏曲文学方面。
谈到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五四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具有忧国、爱国、救国的满腔热忱的，但在思想上却走着曲折的道路。开初是单纯痛感到我国的落后，感到事事不如人，进而感到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上无一是处，必须全部抛弃，全学西方，从头来过。至于中国的戏曲更是不在话下，那只是一堆无用的垃圾，除了作为废物处理掉之外，別无它法。七、八十年的岁月过去，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传了三四辈，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到解放了大陆。在这个环境多变的时代，许多人走出书斋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又有许多人离开了祖国走到外国，他们都看到了比五四时代广阔得多的天地，接触到知识分子以外的人群，或是中国传统生活以外的各种生活，他们渐渐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阶值产生了新的衡量标准。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也进行了对于中国自己的社会文化的深入钻研，并且逐渐发现了无论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美学方面都有不同于西方的完整体系。并且意识到，将来世界上的新文化，决不止是西方文化单独发展的结果，而必然是东西方文化结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文化。意识到这点，就使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倾注着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当然不是那种狭隘排外的热情，而是要将东方文化的价值发掘出来，和西方文化互相糅合，互相补充，为创造将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尽力的一种热情。
推动沈尧同志和许多研究中国戏曲的同志们的，也就是上述这样一种热情与理想。这种研究工作不是浮夸的，而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意识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从事研究的。沈尧的研究，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
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倾向，也不过刚在开始，但即使是开始，也已经露出了将会得到巨大成绩的端倪来了。沈尧在这个新潮流中也做出了他可喜的开始，我相信，他也会随着这一新潮流往前奋进，做出更大的成绩，汇合进这一壮阔的思想波澜的。
张庚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